试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困境与出路

曾顺旭

武汉体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2005年3月发布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目标和工作指导方针进行了明确规定，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传承和发扬为最终落脚点。[1]文化生态是文化生态学的核心概念，通过对文化生态意涵阐释的基础上，审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生存现状，有利于窥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生态困境并提出应对之策。同时，从融合了生态学和文化学的文化生态理论来认识文化的发展规律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认识与诠释开启了新窗。

1 文化生态概说

“文化生态”简单的说就是文化存续的环境和状态。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和克罗伯通过思考文化与环境之间的联系，得出环境可能直接决定文化，为文化生态学的诞生开辟了道路，基于这样的问题导向和学术背景，20世纪中期克罗伯的学生斯图尔德在博厄斯和怀特的新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下，立足于派尤特人和肖尼尼人采集的民族志调查，把环境和生态联系起来，在1955年发表了《文化变迁的理论：多线性变革的方法》阐述了文化生态学的“生态适应决定论”“文化整合水平”“文化的多线演化论”等理论，标志着文化生态学的诞生。后来，斯图尔德的学生塞维斯和萨林斯在他们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特殊进化论”观点，其中，“特殊进化论”是指文化会对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做出演变和发展，因此“特殊进化论”又可称“文化变迁”。“特殊进化论”表述了文化生态系统由于受到内外因的作用而发生了文化结构性的变化，文化的变迁致因并非单方面的，而是自然、经济和社会的诸多层面共同导致了文化的适应性发展。在塞维斯和萨林斯的“特殊进化论”中将文化所处的环境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类，使得文化和环境关系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展开。我国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关注文化生态学。我国当代文化哲学家冯天瑜先生开创了中国学派的文化生态学，奠基之作为《中华文化史》。他对文化生态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文化生态”或称“文化背景”主要是“指相互交往的文化群体从事文化创造、文化传播及其他文化活动的背景和条件，文化生态本身又构成一种文化成分”。[2]可见，冯天瑜先生吸收了多方面环境对于文化的影响，存在的不足则没有关注环境对于文化的变迁同样有影响。后来的学者司马云杰将文化生态学定义为：“人类社会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来研究文化的产生、发展、变异的规律的一种学说”。[3]他明确注意到了文化发展、变异过程与环境的关系。学者李学江指出，所谓“文化生态”就是指文化的生成、传承、存在的生态状况。[4]此概念将“生态状况”作为“文化生态”的落脚点，没有具体阐明文化生态的含义。刘春花学者进一步指出，“文化生态就是指特定的文化各构成要素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文化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相互关联制约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状态，是一个较自然生态更为复杂的系统”。[5]其实，简言之，文化生态就是由“文化”和“生态”两词构成。文化正如其定义一样复杂，虽有许多学者对“文化”进行定义，但是尚无统一，在此不再赘述其定义。生态就是生存的环境和状态，即可将文化生态指称为一定时期文化各构成要素、环节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所形成具有一定特征的形态结构。

2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的困境

2.1 “生于斯长于斯”的自然环境逐渐蜕变

2.1.1 原生场域渐少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生成依赖特定的原生场域。回眸文化的产生过程，不难发现每一种文化的产生都有相应的原生场域，换言之，即原生场域在一定程度上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存的土壤。我国的少数民族多居偏远山野、物质极度匮乏、交通不便的边陲地区，文化闭塞是其显著特征，在此种环境中孕育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亦带有多重功能。正所谓“北人善骑，南人善舟”，意即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环境决定论”，如高寒藏区的骑牦牛比赛、古尔朵、赛马等；云南的溜铁索比赛、划龙舟，贵州的独竹漂等都与当地人民的生活的复杂险峻地理环境息息相关的。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转型的加快，草原地区的游牧生活逐渐转变为定居生活，骑马放牧转变为骑车或者驾车放牧，被誉为“高原之舟”的牦牛用处也在不断缩减。绵亘万里的高速公路和横跨的大桥更是取代了溜铁索过江和划独竹过河。现代文明使原生场域不断变化、减少，使得“生于斯长于斯”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出现了不适应的生态困境。

2.1.2 快速城镇化

“快速城镇化是人类居住空间和生存形态的转变过程，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也是人口、资本、资源等要素不断由乡村向城市聚集的过程，还是文化要素不断重塑的过程”。[6]2020年是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在国家政策的带动下，我国的城市化、新农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据统计，我国城镇化率2000年的36%上升为2012年的52.57%再上升为2019年的60.6%，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多植于农村，快速城镇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参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人群减少。从空间形态看，近郊乡村向城镇靠近，远郊村民迁入新农村，乡村向中心城镇靠拢，这无疑使乡村文化和民族民俗文化的生存空间受到压缩。从我国城镇化进程来看，城镇化的推进必然带来对乡土空间和乡土文化的冲击。城镇化的推进使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模式由传统农业或牧业生产生活模式转变为流动的打工模式，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逐步丧失了传承的主体保障。乡民的城市化也意味着必然接触现代新颖文化，他所代表的少数民族传统发体育文化符号必然让位于现代城市文化，同时，城市化带来的大量现代体育项目，如篮球、足球、羽毛球等早已成为城市学校开展的主要体育内容，而瑜伽、广场舞、健身操等也迅速占据着全民的健身和娱乐市场，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生存的空间和立足点受到极大侵蚀。

2.2 社会环境的多元困境

2.2.1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存空间被挤压

西方体育文化楔入对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存空间造成挤压。如“我国大中小学开展的体育教学内容几乎全是西方体育项目，开展的运动会所选择的运动项目也近乎全部都是西方体育运动项目，就连我们少数民族运动会同样是模仿着现代西方的竞赛模式在进行”。[7]同时，在云南大理州的实地考察发现，“嘻哈风格”的扎头发、街舞，现代歌舞厅、酒吧等充斥着古镇街道，更有甚者古镇上居然有“洋人一条街”。由此可见，我们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生存空间被蚕食到令人心痛的地步。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体育文化交流平台的无边界化、国际化和便捷化，不出国门同样可以了解到异域文化，这方面在体育上也有所展现，如通过手机就可以观看韩国的跆拳道、世界足球比赛、美国的NBA、日本的空手道、俄罗斯的独特民族舞蹈及新兴的户外运动等在国内占有相当高的市场比列，由此得出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对此，面对极大外来文化的强势冲击以及在极小的生存空间，我们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该如何破境而出亟需解决。

2.2.2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赛事组织不合理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赛事是推动其体育项目传承和发展的有力“杠杆”。通过开展体育比赛，能够提升人们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的兴趣和激情，提高竞技水平或表演能力，营造良好的传承氛围。因此，通过举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赛事有利于其发展。众所周知，我国关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赛事可谓少之又少，仅有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还有一些地方性的民运会。其举办周期为四年一届，期间可能会有个别项目的表演赛、邀请赛，其余均没有设置相关的比赛。举办数量和举办周期严重阻碍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2.2.3 少数民族体旅开发的失真性与功利性

体育旅游开发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开展严重失真，且存在极大的功利心理。现代社会的碎片化、片段化、功利化等是人们对纯洁和质朴的“原始”生活的向往。然而，游客在旅游中对真实性的渴求却反映着旅游过程中的内容的不真实性即失真性。真实性的制造有赖于对过去历史的真实认识，即真实性的实现必须以传统的原初性为基础，否则就会出现传统开发失真，从这个角度讲，真实性就等于“原始的”或者“传统的”。韩玉姬学者在考察广西壮族抛绣球项目，“借此体验壮族婚嫁风俗，在壮寨门口，男性游客不小心就会被热情的壮族姑娘选中，在脖颈上挂上绣球，作为被选中驸马进入寨子感受壮族的婚嫁过程，背“新娘”绕场一周、喝交杯酒等环节都可以使参与者体验到壮族婚嫁风俗的特色，但最后的“入洞房”却是“新郎”为进寨门时脖颈上挂的绣球买单和给“新娘”彩礼的环节，如此一来，游客难免心中不悦，以此手段发挥经济功用的现象实在值得商榷”。[8]以此例审视之，不少地方以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旅游为幌子，却并非所行“其事”，为赢得经济效益，胡乱开发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或少数民族传统节庆日，如傣族的泼水节一年可能开展好几次等。

2.2.4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链断裂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链由“造者、传者、承者”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其传承也必须包含此三因素。城镇化、工业化及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使人们的生存环境改变，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和文化多元的选择，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失去的传承主体的青睐。对于外界新颖文化、城市生活和金钱的向往，无数的年轻人选择背井离乡，大量村寨年轻人外流，务工成为他们试图改变原有生活方式的便捷途径。大量人员的社会流动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后继无人，无数的农村人变成了游离于城市和农村边界之间的“城乡人”，从而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失去了“承者”。范波在《贵州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开发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在贵州台江，芦笙吹奏的方法在20世纪中期有8种，目前仅存五六种，即使在芦笙文化流行的地区，30岁以下的青年男子大约有82%已经不会吹芦笙，能够跳芦笙的更是屈指可数，节日种吹芦笙的人多为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最为可怕的是他们的孩子对芦笙一窍不通，而且不愿意学习”。[9]由此，其它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境况可想而知，“传者”逝世、“承者”漠视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出现传承链断裂危机。

2.2.5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市场边缘化

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产业起步较晚，同西方现代体育产业相比处于边缘位置。文化具有经济效益是毋庸置疑，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文化的一种形态，也是大众认同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走产业化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由于西方体育的传入，在我国体育市场上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虽然近年来，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也步入了市场化的道路，但是由于起步较晚，相关的政府部门和营业者片面的追求经济效益，没有合理的评估市场需求，与市场发展定位相去甚远，使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发展不规范，欠缺规模，出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边缘化趋势。

3 生态困境的消解途径探析

3.1 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长的“乡土”

借用费孝通先生在其著作《乡土中国》中提炼出来的概念“乡土”，来阐释保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存环境的重要性。从直观解释看，“乡土”包含地域、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等，其实“乡土”还是一种观念，即乡土观念。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扎根于“乡土”，成长发展于“乡土”， 扎根于“乡土”所以有传统，有传统所以要传承。不同的“乡土”孕育了不同类型的文化风格，如傣族的泼水节、孔雀舞，彝族的斗牛、摔跤、射弩，苗族的上刀梯、跳鼓、划龙舟，蒙古族的赛马、马术、射箭、赛骆驼等，打陀螺、独竹漂、秋千、跳竹竿则是粘着土，伴着泥，沐浴在“乡土”之中的体育活动。可见，自然环境总是制约着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而各民族的实践活动，认识观念、价值理念也都必须通过自然生态环境，在自然生态环境的制约下才能进行，因此，唯有保护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存的这片土壤，才能让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枝繁叶茂。如云南楚雄致力于打造最自然“民族生态体育旅游”，这一发展定位的确立使楚雄的人民依托于此，利用较好的山水资源和浓厚的民族风情开展了“打跳农家乐”，打跳是“打跳农家乐”开展的核心，在此活动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应然有之。以农家乐发展来看，其最基本的构成就是“乡村”、“乡土”，属于一种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运营的旅游模式，不仅增加了农村居民的收入，也促进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有效发展，可见保护好少数民族居住的“乡土”自然能保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3.2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有效利用各种手段将城市乡村的各种优势整合起来齐发展。民间乡村是发展民族体育的舞台，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成，一个个新的“混凝土”村落落地生根，民族体育以其形式灵活、内容多样、便于开展、功能多样而广泛生存于村落之间。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作用更加凸显，因为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水平更低，本民族传统体育是生活在身边的体育活动，具有现代体育不具备的对物质设备要求低的优点，更能促进新农村体育新气象。随着城市化的到来，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使得部分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不得不进入城市发展。一个好的现象就是近年来，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在城市逐渐适应，比如在昆明、曲靖、大理、贵阳、玉溪等城市的广场上、公园、大学校园里，每天都能看到有人从事民族体育项目，如陀螺，摆手舞、跳烟盒舞、毽球等。2006年由国家体委下发的《关于加强少数民族体育工作的意见》就明确指出在民族地区开展民族体育，并鼓励民族体育进入健身中心，为更多的人民服务。乡村是发展民族体育的中心，而城市则是民族体育发展新的增长点，此观点可以在民运会的开展中得到佐证。纵观历届民运会的开展都是在城市举行的，同时，各民族的传统节日也都是在省会城市、市中心、县中心等开展，如白族三月街、开斋节，彝族火把节、鬼节，傣族泼水节、景颇族的目瑙纵歌等。由此观之，完全可以整合乡村和城市的特点和功能，比如使繁华的城市成为宣传魅力多彩乡村的名片（在昆明地铁站、火车站，大理、楚雄、丽江等地火车站、客运站关于景点海报、投屏，可谓抬头不见低头见），不仅能吸引外资注入，也能促进城市人们的身体健康，更能以城带乡，以乡渲城促进城乡共同发展。

3.3 面对外来文化保持民族性，坚持文化自信

保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民族性”是其发展的价值旨归，坚持文化自信是发展的心态进路。文化具有不同的民族特质这点是学者们共识的，因为民族文化是在不同的地域环境、人文背景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基于此，“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首先应该确立民族传统体育的“民族性”特质。只有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我们构想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模式才可能更切合实际。相反，发展民族传统体育美好愿望，则会成为空中楼阁”。[10]面对西方体育全球化发展的格局，面对现代体育的强势东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须始终坚持自己独有的民族特性，挖掘深厚的文化底蕴，加强文化品牌建设，主动迎接世界体育发展之潮流。与此同时，深信本民族文化不输于西方文化即坚持民族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念”，[11]文化自信就是文化主体对自己文化应对时代发展、外来文化挑战的能力深信不疑，面对外来文化既不固步自封，也不全盘异化，怀持文化价值多元观，既不妄自尊大、忘形陶醉于“本我”传统文化，又不妄自菲薄、自惭形秽崇拜于“异者”现代文化，虚怀若谷、辨证借鉴、从容应对是文化自信主体的应有之态。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更应该深度挖掘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底蕴，在接触、冲突、融合中保持自身“民族性”不丢失，坚持宽广的文化胸襟和自信态度，这样才能在民族文化之林中站稳脚跟。

3.4 合理设置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赛事

体育运动项目的竞技性决定了体育比赛存在的必然性。无竞赛不体育，这种体育的特殊性质在现代体育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如宏观的奥运会、冬奥会、亚运会，中观的NBA、足球杯、温网，微观的羽毛球俱乐部、篮球俱乐部、足球俱乐部等。始终坚持发展才是最好的“传承与保护”这一理念，坚持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比赛带动其体育项目的发展，合理设置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赛事。由于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当代体育相比民众基础薄弱，建议如下：镇级区级单位可每三个月举办一次民运会；县级可每半年举办一次；市级可每年举办一次，省级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国性的民运会仍可四年举办，要求每一级的下层单位（如镇的下一层：乡）必须最少出一只参赛队伍，并且允许非少数民族人群参赛。如此便能扩大参赛人群，增加练习人口基数，有效地传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3.5 踵事增华的打造“互联网+”传媒平台

利用互联网的“时代东风”更好地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一种传媒资源，在节日庆典和旅游场域中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功能和意义，“仪式庆典中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族群记忆和身份认同的符号形式，旅游场域中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则是国家、市场和民间力量相互博弈后游牧文化的标签和象征”。[12]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在上述两种场合中实现自身经济价值和文化功能的，但是通过国家、市场和民间力量的博弈容易出现体育旅游过程中的内涵失真和过分追求经济利益，同时由于少数民族生活地域的限制，使其体育文化外传艰难。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络的普及，各种新兴的传播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形成了以互联网为主体，多元传媒平台共存的局面，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出现了新的转机。毋庸讳言，在下大力气不断的挖掘、申遗、保护、传承和发展中，我们的少数民族体育发展却没有受到预想的效果，究其原因在于没有利用好互联网这一主体。在挖掘整理的基础上，不妨效仿其他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方法如京剧的音配像、京剧频道等。从政府部门和文体部门的角度，应该意识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同样可以通过开设民族传统体育节目频道，通过快手、抖音、虎牙、微视等直播平台直播重大节庆日、文化交流活动和经贸活动，通过某些软件拍摄照片或短片等突破传播限制；从民间组织的角度，应该意识到无论是竞赛项目还是表演类项目都可以借助以互联网为主体的各种传播平台实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和交流。通过线上线下交流也可以增加群众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真实性了解，能有效防止在体育旅游开发中和传播中的失真性和异化。

3.6 构建传承场域：四位一体

根据人们之所需，构建不同的复合传承场域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尤为重要。中西文化碰撞，使传统文化的流弊和缺欠暴露无遗，因此需要通过内部的自我革新和外部的被动创新；拓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政治、经济、文化、健身、娱乐观赏等功能，并打通地缘、血缘、宗族等传统文化传承方式，构建学校体育—竞技体育—休闲体育—体育产业四位一体的复合型传承场域。（1）强化学校传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历史使命和时代担当，强化教育的承接和宣传作用，宣传和发扬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拓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学习途径，将部分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且具有教育意义的项目植入学校课堂，设置相应的考试制度和评价标准，在校园文化节上设置“西体+中体”的运动项目，打破原有的“单线传承方式”如师徒传承、宗教传承、家族传承及民俗传承等方式，扩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练习人口基数，增强参与意识和保护行为。（2）选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竞技性较强的项目参照竞技体育的模式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持在发展中传承，积极改造使之驻进现代竞技体育的大家庭。（3）借力全民健身计划，深层激发社会民众的健康意识，形成全民参与、保护意识，大力开展具有健身性和娱乐性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4）打造“体育旅游”品牌，充分展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核心内涵，充分发挥其别于西方体育“原生态”的优势，大力开展具有体育旅游生命力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变文化资源为文化资本，实现保护与开发的良性互动。

3.7 以需求为“轴线”，丰富市场供给

人和社会的需求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源”，以市场需求为轴线丰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供给。近年来，体育产业被认为是“第五幸福产业”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少数民族体育产业也随着市场的发展走向了产业化发展的经营道路，但在现代体育加速发展的过程中，很多外来体育项目占据着我国体育产业市场的主要位置，成为其中发展充满活力的朝阳产业。同时，由于民族传统体育市场化起步晚，没有合理的评估市场需求，处于边缘位置。基于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产业的发展要顺应时代的发展进程，满足大众的需求具有前瞻性，那么，互联网新技术和庞大的互联网用户就是体育产业发展可利用的载体。如何拒绝民族体育的边缘化就必须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如何做到正确的调整供给侧，调查民之所需，这是前提也是必须步骤；（2）做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宣传和为民服务供给，加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知识普及与运动项目的推广，为群众提供针对性的指导以满足其科学健身的强烈愿望；再次，利用互联网技术综合开发供给新领域，如联合播报天气预报机构，在播报天气时可以播报空气优良程度、温度，还可以播报适合的运动项目和运动强度；（3）推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体用品购物平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比赛表演、博彩等。体育是全民族的共同语言，要使我国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产业与国际体育产业接轨，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准确分析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市场中的供求关系，以期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稳步成长和逐步规范化。

4 结语

文化兴国运兴。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生不息的传承与发展中透露着古老中国的精神气息，蕴含着中华民族在艰难环境中锤炼的民族精神，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