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奥运备战视角下韩国竞技体育发展特征及对我国的启示
——基于SPLISS 模式的探究

李 卫

(蚌埠工商学院 体育教学部,安徽 蚌埠 233000)

迄今逾三十年，韩国在每届夏季奥运始终名列前茅，不仅在奥运会排名与奖牌成绩上有着显著的提升，而且其国际声誉也随之迎来了历史性的突破。虽然，在刚刚结束后的日本东京奥运会上其成绩有所滑坡，但其竞技实力仍不容小觑。从总体上来看，其竞技体育发展势头依然强劲。从实践价值上来看，韩国与我国地理位置相邻，一衣带水，人种基因相近，文化风俗相似，梳理韩国竞技体育发展，探讨其竞技体育成功的经验，对于革新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竞技体育，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剖析其竞技成绩不难发现，韩国之所以在近年来能够取得诸多卓越的成绩，与其卧薪尝胆、锐意改革，致力于实现竞技体育的革新与升级是分不开的。那么，近些年来，韩国是如何不断地发展与革新其竞技体育的呢？其成功的关键点有哪些？给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启示如何？则是本研究所追问的主旨所在。

1 SPLISS分析工具概述

对于竞技运动成功因素的探索，目前国际上较为系统且常为学者们引用的讨论模式由Oakley与Green(2001)、Digel(2002)、Green与 Houlihan(2005)以及De Bosscher,Bingham与Shibli 等学者提出。其中，以De Bosscher,Bingham与Shibli等学者的研究团队所提出的模型最为典型。2006年，De Bosscher等人在梳理多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国际竞技运动成功关键政策因子”(Sports Policy Factors Leading to International Sporting Success)分析模式，即SPLISS 模式。[1]这一模式由9个关键性因子构成，分别是：1)经费支持；2)政策整合；3)运动基础和参与率；4)人才选拔与培训系统；5)运动员生涯与退役支持；6)训练硬件设施；7)教练培训；8)国内外体育赛事的申办；9)体育科研支持等。[2]

De Bosscher等人在确定此模式架构之后，更是与多个国家奥委会、国际运动组织与研究者进行合作，对多个国家的竞技运动发展进行研究，逐渐获得多个国家研究者的广泛认可与应用。可以说，本模式在竞技运动成功因素的探索上，是相对成熟、可借鉴的。基于此，本文选用了SPLISS 分析模式用于本课题研究之中。

2 韩国竞技体育发展策略

2.1 经费支持

在韩国，竞技体育经费主要源于以下三方面：中央拨款、国民体育振兴公园、地方政府及民间企业等。早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竞技体育的经费支持主要源于中央拨款。进入90年代后，中央政府体育工作重心转移，竞技运动经费被大幅度削减，在年度预算中仅占0.1%[3]。取而代之的是国民体育振兴公园的成立(1989年)，该机构专门负责竞技体育资金的筹集与投入。从统计数据来看，国民体育振兴公园这一半官方机构的出现，大大地增加了竞技体育经费的总量，且在近十年来呈现出倍数增长的趋势。[4]同时，地方政府的经费投入也是竞技体育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地方政府方面主要负责推动学校体育竞技运动与国家后备人才培养的支出。同时，还要承担地方体育总会的财政支出，负责承办国内比赛费用等等。

与官方和半官方的经费投入相匹敌的，还有另一种非常重要的资金来源——民间企业赞助。透析1982年以来韩国在国际赛场上的竞技成绩不难发现，在其奖牌的背后均或多或少都有大型民间企业赞助与支持的身影。其中，以2012年伦敦奥运会最为明显，约有80%的韩国奖牌都是由韩国前十大企业财团资助的选手夺得。三星( Samsung)、现代(Hyundai)与乐金(LG)等大型企业的资助与支持非常典型，这些企业都积极热衷于竞技运动发展，它们不仅充当赞助商的角色，有的还直接组建职业队，来强化韩国的竞技能力。[5]仅三星集团一家企业而言，支持的项目便有篮球、排球、足球、桌球、网球、跆拳道等12项之多，还组建了田径、跆拳道、网球等7个项目的职业队伍。[6]

2.2 政策整合

韩国竞技体育行政组织，由文化运动观光部、韩国奥会、国民体育振兴公园、地方政府、单项协会与国防部等机构组成，文化运动观光部属于上层，对竞技体育进行大方向政策规划；中层由韩国奥会负责执行与管理，由国民体育振兴公园来筹集资金；下层由地方政府、单项协会与国防部会负责人才输送。其中，国防部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一环，与其他组织协同进行，起到了稳定性人才供给的重要作用。各组织主要职能如下：

上层组织层面：韩国文化运动观光部。韩国文化运动观光部由部长、第一副部长和第二副部长等三部分构成。其中，第二副部长管辖下的体育旅游政策办公室负责规划与管理竞技运动，具体由其所属的体育政策局与体育协办局来执行，主要负责竞技运动政策的制定、预算以及监督执行。[7]

中层组织层面：1)韩国奥会。相对比而言，韩国奥会可以说是韩国竞技运动系统中最重要的执行机构，其工作除了培养与训练国家队成员以及国家队后备人才外，还负责运营与管理4座国家运动训练中心以及17个地方运动总会和61个单项运动协会。2)国民体育振兴公园。其任务是管理国民体育振兴基金、经营韩国运动科学中心、以及培养青少年选手。此外，它还有一个重要职能便是透过经营奥林匹克饭店、体育彩券与赛车等多种形式，创造额外收入对韩国国奥会与单项协会给予经费上的支持。

基础层面：1)单项协会，主要负责各项运动发展的基本方针，举办全国性比赛及其他小型比赛，并负责对各类项目选手的管理。目前，韩国有28个夏季运动种类与7个冬季运动种类单项协会。[8]2)国防部。 1984年，韩国政府国防部效仿欧美国家成立了国军体育部队，其职责主要是在军队中选拔、培训、管理选手以协助竞技体育的发展，长期以来，国防部已成为韩国竞技运动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目前，有近10%左右的国家队选手来源于国军体育部队。

2.3 运动基础和参与率

受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冲击，加上东亚国家家长“重学业而非训练”的传统观念影响，近年来，韩国社会各界所培育的竞技选手越来越少，尤其是大学以下的竞技选手呈大幅下滑的趋势。据2013年国民运动参与率统计显示，年纪越轻的群体，对竞技的参与越低。因此，2013年，韩国文化运动观光部提出一个名为“运动前途2018运动改变大韩民国”的新目标计划，旨在解决韩国人口减少所导致的选手基数下降的局面。

基于以上情况，韩国政府实施多个“竞技运动参与” 策略。首先，增加学校体育课时，以便让学生有更多时间参与体育运动；其次，政府鼓励学校设立运动社团，为学生提供运动竞赛经验与身体活动的机会。韩国教育部要求：“每一名学生至少要参加一个运动社团”，要求同步增加全国中小学校内的运动社团数量，来满足学生们的需求。同时，要求3—6年级的学生都必须上游泳课程[9]。第三，韩国政府针对学生运动员课业监管出台了《课堂定期出席义务》，规定学生运动员严格执行上课制度，确保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并且，规定未达到学校平均成绩的运动员学生不得参加比赛。

另外，在运动基础和参与率方面，韩国的社区体育发展也是可圈可点的。早在2013年韩国政府便制定了培育综合型体育俱乐部的规划，到2017年底，建成有政府主管的综合型体育俱乐部52个，超过11万个民间体育俱乐部，极大地促进了大众体育的普及与参与。[10]

2.4 人才选拔与培训

目前，韩国竞技人才培养体系从基层到高级共分为5个层次：小学代表队、青少年代表队(14岁到19岁)、国家后备队(包括尚武部队队员与全职运动员)、国家代表队与最高阶奥运代表队。此外，韩国从中学阶段开始设立专门的体育学校，来招收优秀的学生运动员。目前，韩国有26所体育学校，其中，有10所体育初中、16所体育高中[11]。

为了对运动员进行有效管理，韩国政府建有“优秀竞技运动选手资料库”平台，每年每个单项协会的选手都必须在平台上进行比赛信息登记，未能如期进行信息登记者将不能参加国内外运动赛事。同时，通过这一人才库，地方政府可以精准地为运动员支付月薪，优秀的运动员则可以被选拔与认领。

此外，单项协会的理事长也一直注重对选手与教练的培养，比如射箭协会，在其理事长的主持下，一直坚持为选手们提供精良的射箭装备，并为选手及教练提供英文教育课程，以培养其国际视野。同时，还间断地派出亚、奥运得牌选手到全国各地中小学巡回教授射箭课程，并趁机选出优秀的人才。

2.5 运动员生涯与退役支援

在运动员生涯与退役支援上，国民体育振兴公园的运动员福利事业部则是最具代表性机构。在运动员职业从业过程以及退役后均可获得不同金额的补助，其补助金额多少则会依据具体情况而定，其类型有运动员身心障碍退休金、国外留学支援金、运动员福利事业金以及体育奖学金、奖励金等几方面。以国家队选手为例，在运动生涯期间，日薪可获得4万韩元，短训一年可获得奖学金200万韩元。运动员获得奥运金牌可获得6720万韩元，获银牌则可获得5600万韩元，获铜牌则可获得3920万韩元。[12]运动员若退役后留学则可获得留学补助。

与国民体育振兴公园的运动员福利事业部对运动选手的职业生涯全程支援不同，韩国运动科学中心则更加关注选手退役后的求学与就业，韩国运动科学中心专门制定了NEST(Next Generation Sports Talent) 计划，以此来促进选手们成为国际运动人才、女性运动领导者以及国际裁判的培养。

为了帮助退役选手尽快适应社会环境，韩国奥会创设了一系列辅助平台与专项计划。其中，以IOP-ACP 计划(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Athlete Career Program)最为典型。通常情况下，以辅助平台与专项计划相融合制定退役选手辅助方案，从引导、咨询与行动等三个方面对退役选手进行帮扶。[13]

2.6 训练硬件设施

与大多数发达国家一样，注意训练场所的改善与升级，一直是韩国政府竞技投资的主要用途。针对竞技运动训练对环境的不同要求，韩国政府建立了数个国家队的集训场所，涵盖了高原、冬季等特殊环境下的训练场所。其中，泰陵选手村、太白选手村、茂朱选手村与镇川选手村等4个国家运动训练中心最具代表性。泰陵选手村规模庞大、历史悠久，是韩国最古老的训练场所，也是韩国国家运动训练中心的重地；太白选手村则是专门为高原项目而开设，是国内高原训练的重要场所；茂朱选手村主要针对冬季训练项目，为冬季奥运选手投提训练支持与科研服务；镇川选手村则是当下韩国相对前沿的训练中心，具备先进的运动科学设备及器材[14]。

除了韩国政府设立的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外，韩国民间企业也积极参与各类运动训练中心的建设，早在2007年，韩国三星集团便设立了韩国第一座专属训练中心，内部设有标准排球场、篮球场、重训室、康复室以及餐厅等等，为排球、篮球、柔道与跆拳道等多个项目的选手提供服务。现代集团也为射箭项目建设了专门的射箭场所，专门供有潜力与国家队的顶级选手运用。

2.7 教练员培训与发展

为了促进教练员的积极性及顶级教练员的培养，1982年起，韩国政府开始实质性地支付教练薪酬，改变了以往教练员荣誉制、不拿薪酬的做法。这一做法极大地提高了教练员从业者的积极性，但教练员的级层的划分一直模糊不清，也导致了教练员的薪酬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为了培养更加优秀的教练，2000年韩国运动科学中心制定了一套教练核定制度，将教练分为一级教练与二级教练[15]。2015年，韩国政府在教练核定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出台了“运动教练分类精细化”制度，这一制度主要是针对竞技运动教练以及青少年运动教练，建构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教练证照资格考试机制。此外，制度也为优秀教练出国进修提供了机会。与此同时，韩国文化运动观光部与韩国奥会成立了运动人权委员会，负责咨询申诉服务，主要是用于预防教练的肢体、言语以及其他形式的暴力。

除了全国性组织对教练员制度的统一规定之外，各单项协会对教练员也有各自的细节要求。以射箭协会为例，射箭协会要求教练每年要接受一次教育训练，违反者则要取消教练资格。

2.8 国内外赛事申办

由于特殊的历史、政治背景与外交关系，韩国一直非常重视竞技运动赛事的举办。上到中央政府、文化运动观光部，下到韩国奥会及各单项协会，对国际赛事都秉承着相当高的兴趣。目前，韩国已成功申办两个当今国际影响力最大的运动赛事——奥运会与世界杯足球赛事。从两大赛事的成功举办所反映出来的民众意愿与国家意志上不难看出，申办各类国际运动赛事已是韩国运动政策中相当重要的一环[16]。

从2003年起，韩国政府便逐年开始提升赛事举办经费投入，从2003年5亿韩元到2014年已增加到42亿韩元，再到2020年74亿韩元。为了进一步推进国际赛事的举办能力，2013年推出了“运动前途2018”，在其文件中一再重申了“申办国际运动赛事”的重要性，而后，又成功申办了2014年仁川亚运、2015年光州世大运、2018年平昌冬奥会以及2019年世界游泳锦标赛。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2018年北京奥运会上韩国的游泳成绩有所下降的情形下，韩国政府也仍愿意投入大量资金来主办2019年世界游泳锦标赛，这其中内在因素则是不言而喻的。正如前韩国游泳协会主管所讲：“主办国际赛事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除了可以为国内选手提供参加国际赛事的机会，学习国外顶尖高手的先进技术外，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高韩国的社会影响力与经济实力。”

2.9 体育科研支持

韩国政府在竞技科研支持上，从官方到民间两个层面上各有建设。韩国运动科学中心(Korean Institute of Sport Science, KISS)作为韩国最大的运动科研中心，同时，也是韩国政府惟一的一个国家级运动研究中心，它主要为国家队教练与选手提供运动科学的支持，与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密切合作。

除此而外，正如前文所讲，民间企业对竞技运动有着极大的兴趣，不仅对选手们有经济支持，同时还有竞技训练科研支持。三星集团训练中心建立运动科学研究所(Samsung Sport Science Institute)，主要是为三星旗下的选手服务，具体服务以提高运动成绩为主，除了为选手提供个性化的运动科技支持及协助外，更使用高科技设备，帮助伤病选手进行身体康复，不乏配置有世界上比较先进的水中治疗机器，还有针对各类项目的专门治疗仪器等等。

各类单项运动协会在企业集团的支援下，也有一系列科研中心成立，并且，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支持射箭运动的现代集团则建有专门的射箭研究中心，该中心长期帮助韩国射箭协会搜集全世界最先进的射箭技术，其研究成果从不对外公开。长期致力于游泳的SK telecom 企业队，建有游泳专业训练研究团队，其成员构成有前澳大利亚国家队教练、运动伤害防护员、体能训练师、经纪人与翻译人员等等，负责为选手们提供最佳的个性化训练方案，并为选手们提供最贴心的服务，同时，教练会随时跟进选手，以至于选手到医院看病时，教练都要跟着选手并检查药品，以确定选手不会误服违禁药物。

3 韩国竞技体育发展特征及对中国的启示

剖析韩国竞技体育发展历程与经验，我们不难发现韩国非常重视竞技体育的发展，与我国比较而言，有着诸多共同点，同时，又有一些个性鲜明的特色，这与国家的政治体制、制度基础、人文环境与资源禀赋是有直接关系的，在其竞技关键因子上的突破是值得关注的。[17]

3.1 经费支持偏重企业与基金的融合

剖析韩国竞技运动的经济支持不难发现，韩国的竞技体育经费上主要体现为基金运作与企业的高度参与，转移与分担了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在体育振兴基金的使用上，韩国设有国民体育振兴公园，与新加坡、日本等国的体育振兴基金的做法相类似，从主导作用来看，韩国体育振兴基金俨然起到了支撑性作用。另外，韩国企业对竞技体育的经济支持也是韩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一大亮点，与当下人们所认知的企业赞助模式不同的是，韩国企业对国家竞技体育的赞助并非仅仅是一种经济上的支持，而更是负有一种责任意识。从上世纪80年代韩国军政府时期起，三星( Samsung)、现代(Hyundai)与乐金(LG)等企业成立之初，受军政府扶植时，便被赋予协助政府发展竞技体育的“社会责任”。

相对比而言，目前我国对竞技体育的经费支持与投入，更加偏重于政府出资，而市场化程度亟待改进。借鉴韩国大力动员“企业与基金”相结合的竞技体育经费支持经验，我国在竞技体育经费支持上，则可以以政府出资为主导的情况下，适当地动用“企业”与基金经费的整合，多途径动用社会资金来支持竞技体育的发展。

3.2 政策整合方面透过行政组织集中化推进

在竞技体育的组织推动上，在韩国，国奥会具有较大的执行力，除了对地方体育会与单项协会、国家体育总会与国家训练中心纳入管理外，更拥有实质性的财务管控影响力，韩国竞技运动甚至全民运动的发展，都由韩国国委会统一规划与控管。显然，韩国的行政组织均体现为上、中、下三层，并且，由于国奥会的存在突破了线性管理，而在一定时空下实现了不同组织间的“有效率的沟通”以及行政程序简化。同时，减少了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对于政策的权责不清、动员不利等问题的出现。

从竞技训练的社会动员上来看，韩国的上、中、下三层组织推动与我国的竞技动员体系相类似。然而，韩国国委会的统一规划与控管，尤其是国奥会的“有效沟通”则使得整个竞技训练体系动力更为直接、可控。这一点在我国的竞技训练体系是相对欠缺的。换言之，以国奥会为“串接”突破点的组织性推进，在我国也是可以尝试的。

3.3 运动基础和参与上侧重于教育与社区推动

在运动基础和参与率促进方面，作为东亚儒家文化圈的重要国家，韩国一直受重学业而非训练的传统观念的困扰，同时，要面对“少子化”问题所带来的竞技选手大幅度变少的冲击，基于此种情形，加大教育系统与社区系统规划和革新，便成了在夯实运动基础和提高运动参与率的重要举措。在社区体育方面，韩国致力于俱乐部建设，并且，对综合体育俱乐部进行了一系列规划，同时，确立了各市町村体育俱乐部的达标数量标准。另一方面，透过教育系统来增加运动参与率。其中，韩国政府则要求增加社团数量，每一名学生至少要参加一个运动社团”，并对学生运动员的出勤作了具体的规定。另外，综合体育俱乐部一度成为韩国学生与社区体育相关联的一个重要形式，为学生与社区居民提供了桥梁性作用。

与韩国相类似，我国的竞技选手近年来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减少，韩国社会的“重学业而非训练”、少子化等归因同样适用于中国。当然，与韩国相类似，侧重于教育培养与社区推动，在我国也在不断地展开。其中，从运动基础和参与的推进上，韩国政府规定：“民间针对竞技运动的体育俱乐部建设、社团要有一定的达标建设规划”这一点则是值得借鉴的。在我国社区运动氛围正在形成，但缺少针对竞技运动的社会组织团体，当下，体育主管部门则应积极推进竞技运动相关的社会组织团体，助力竞技体育人才产生与选拔。

3.4 人才选拔注重学校人才挖掘与军方补充相结合

韩国在人才的选拔与培训上，学校体育体系、军方(尚武部队)与地方政府的资源构成了竞技人才发展的“金字塔”体系。尤其是在培养国家后备人才这个环节上，军方(尚武部队队员)与全职运动员成为中坚力量。尤其是军方的介入，在竞技体育人才的产出上起到的稳定剂的作用，虽然多年来一直颇受争议，但不得不说，军方贡献出较大的力量。同时，全职运动员制度的建立，更让那些非属于职业联赛的田径、游泳等等竞技项目的运动员，可以享受较为优越的经济收入，借此来留住或吸引更多人愿意投入到商业化程度较低的竞技项目之中来。

诚如上文所讲，军方作为韩国竞技运动中全职运动员的一个中坚力量，在竞技运动上起着重要的作用。相对比而言，我国竞技运动的人才选拔上也有军方运动员的培养与遴选，然而，就目前规模上来看，其占比仍是小范围的。借鉴韩国的经验，我国在人才选拔上依托军方的支持仍有着更大的空间。

3.5 运动员生涯与退役支援上偏重“内在”驱动

在运动员生涯与退役支持上，相对于国际上大多数国家而言，韩国的运动员生涯与退役支持上呈现出更加偏重于务实性、“内在驱动性”推动。其中，与大多数国家做法相类似的，除了发给运动员夺牌丰厚的奖金外，韩国国奥会还坚持推行鼓励运动员继续升学、深造的奖学金，为诸多运动员提供被培养为各个项目的国际级人才、领导者与国际裁判等机会。其中，韩国在运动员生涯与退役支援上更为突出的是，在针对退役后转职业的运动员，韩国政府通过一系列专项的就业培训加之就业平台辅助，使大部分退役后转职业竞技运动员获得了实惠。

在运动员生涯与退役支援这个问题上，一直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重要焦点问题。在我国对于运动员生涯与退役支援上，可以说仍是一个不断探索的阶段。就目前情形来看，其外在支持大于“内在驱动”。近年来，国家提出“体教融合”战略为运动员生涯与退役支援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借鉴韩国注重“内在驱动”这一经验，运动员生涯与退役支援上则可以继续深化“体教融合”这一做法，鼓励运动员继续升学、深造的奖学金，为运动员提供更多的提升机会，以促进运动员的能力获得提升。

3.6 场地设施突显海内外场所的升级

为了能够承办各类赛事，韩国竞技体育事业发展伊始就摒弃一些“分散式”投资的做法，不断强化国家力量的参与，通过各种途径“定点阶段性”地有效地解决了长期困扰竞技体育的场所问题，分别建设了国家训练中心、海外训练基地、单项强化训练据点等场地设施，并辅以体育科研中心对其加以支持，并在近年来进行了一系列扩建与完善，以备战各大赛事之用。

透析韩国场所设施建设经验不难发现，加强国家力量的参与、定点阶段性地解决是韩国场地设施建设的重要经验，这一经验背后则隐藏着国家与社会对竞技运动的支持与“良好的顶层设计”以及重点定位国际赛事的具体做法。借鉴韩国场地设施的建设经验，我国当下场地建设应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尤其是针对国际上各大赛事的高级训练中心的设计，不断地提升场地建设的布局与功能发挥，可以通过分阶段的建设方式来完成。

3.7 教练员培养上以薪酬变革与等级考核相推动

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韩国非常注重教练员素质与能力的提升。为了提升教练员的成才率，韩国围绕着不同教练员实施制定不同的培养政策，不断完善教练员职业培养体系，出台了一系列证照资格考试机制，并为教练员提供出国进修与学习的机会。对教练员的考核均有着“严苛”的培训机制，推出了“运动教练分类精细化”证照考核制度，在教练的培养上执行严格的分级制度与在职训练机制，推出了薪酬制度改革，将薪酬与教练层级相关联，同时，成立了运动人权委员会来保障教练员的合法权益。

教练员作为竞技体育的重要人力资本，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教练的培养与引进。然而，从目前国内对教练的管理与培养上来看，还处于“粗放化”阶段，缺少对教练员职业生涯的长效促进机制。韩国推出的“运动教练分类精细化”证照考核制度则是值得借鉴的，可以“层级”性的制度对教练员进行考核与培养。

3.8 赛事方面以积极申办国际赛事为重点

曾经受过“他国”侵略的韩国，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亟待透过体育提升经济，改善国家形象，激发国民精神，在国际舞台上全方位地提升国家影响力，一度成为韩国申办各大国际体育赛事的旨归。而事实上，冬、夏季奥运会、足球世界杯、锦标赛等世界顶级的各大体育赛事均相继落户韩国，也给其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确实从根本上实现了其国家形象与国家文化的时代构建，反过来，也助推了韩国政府对各类赛事申办的积极性。简言之，也正是韩国对申办国际赛事的“积极”以及赛事的促进作用，使得韩国社会较快地在国际社会获得了新的身份认同。

借鉴韩国政府对国际赛事的经验，我国当下在国际赛事的申办上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已经有了冬、夏奥运会、各类世界级锦标赛的经验，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申办足球世界杯、新一轮的冬、夏奥运会等等，以此来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国际赛事的影响力，进而提升我国的国家软实力。

3.9 科研支持上呈现为“官弱民强”

与大多数体育竞技强国相对比而言，韩国的体育科研支持主要体现为“官弱民强”的态势，民间企业与企业所支援的各类单项协会对体育的科研具有高度热情，从运动员的训练、营养、医疗、康复等多方面实施更为精准的助力，通过打造更为个性化的运动方案，确保每一位选手都能发挥出最大的潜力。

众所周知，奥运科研攻关对于现代奥运来讲，则是一个关键的致胜因素的。随着奥运会高科技的发展与人类运动技术的进步，奥运科研攻关则显得更为关键。当下，国内奥运科研支持主要集中国家体育科学研究所以及各省体育科学研究所，主要以国家科研机构为主。相对比而言，目前国内民间企业对竞技运动的科研支持则是相对较弱的。这与国内企业的成长背景有关，不能完全像韩国那样要求社会企业对竞技运动加以支持。但加强政策引导，促进民间企业关注竞技运动，加强体育科研支持则是可行的。从目前需求上来看，国内诸多企业渐渐地也意识到竞技体育对企业的宣传力，因此，在科研支持的问题上，借鉴韩国的经验，国内政府机构可以适当放权，加大企业参与的政策支持则势必会获得一定的效应也未可知。

4 结束语

在“体育强国建设”时代强声下，国家对备战奥运、竞技体育给予了新一轮的全方位支持，加上我国长期以来在竞技体育方面的经验积累，对新一轮的奥运会挑战我们有着高度的理论自信与实践基础。中国的竞技体育有自身的特殊规律，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助SPLISS 分析模式，对比研究邻国韩国的竞技发展策略，对于我国竞技体育转型、升级与备战奥运都有着较高的理论与现实的参考价值。

根据韩国竞技体育发展的经验，我国在经费支持方面要在以政府支持为主的前提下积极探索企业赞助竞技体育的路径；在运动基础和参与率促进方面要重视教育与社区推动；人才选拔方面注重学校人才挖掘与部队体育人才的补充；在运动员退役支援问题上要继续培养其相关技能，促进其社会就业；体育场地建设方面要加强国家力量的参与，与国际赛事需求接轨；教练员培养上以薪酬变革与等级考核相推动；赛事方面以积极申办国际赛事为重点；科研方面，政府可以适当放权，加大企业对于体育科研的参与力度。

由于资料掌握的问题，本研究在其不良因素的挖掘方面存在严重的不足，未来可依据SPLISS分析模式，对其竞技体育的潜在不良因素等问题进行筛选与整合，以便为国内竞技体育竞争力的突破与提升提供进一步的借鉴与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