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东西两川初次分治考述

2021-11-23 06:03唐金菊
文史杂志 2021年5期
关键词:剑南至德东川

唐金菊

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按照山川形便,将全国划分为十道,剑南道为其中之一。剑南道人口众多,成都平原土壤肥沃,水利发达,经济繁荣,是唐王朝西南地区的重地。但“剑南道是南北绵长而东西狭窄,其富庶地区只在成都府及其附近各州……东西不仅狭窄,其间也难得有高山大川作为界线。”这样的地理条件导致剑南道不论是从东西向还是南北向都不好划分。加上其“东连牂舸,西界吐蕃,南接群蛮,北通剑阁”的地理位置,周围又有名山大川作为其天然屏障抵御吐蕃的侵扰,因此,尽管剑南道人口数量大,面积广,在开元年间将全国重新划分为十五道时却并没有将剑南道一分为二,反而是在重新划分十五道之前就在剑南道置节度使,加强西南边疆的军事力量,使得剑南道成为西南地区军事重镇,以整个剑南道的力量去防范吐蕃。但是肃宗年问剑南道却突然被分为东西两川,各置节度使,使得剑南道之前的稳定局面被打破,并且在此之后东西两川出现了反复分合的复杂情况,对剑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产生重要影响。

对于东西两川分治的研究,国内学术界已经有了很多成果,大部分学者将目光放在了东西两川分治之后各自的发展、与中央的关系上。不过,由于史料记载混乱,在东西两川初次分治的时间、原因、东川治所问题上出现争议。本文将对这三个问题进行详细分析。

一、东西两川初次分治的原因

关于东西两川初次分治的原因,现在学界大部分还是将其归于玄宗与肃宗之间的政治斗争;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是因为当时剑南道藩镇势力膨胀,军将叛乱频发,肃宗为抑制藩镇势力使“剑南道的政治地理格局发生了变化”。这一说法看似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肃宗时期的剑南道军将叛乱基本上都发生在东西两川初次分立之后,例如段子璋叛乱、崔宁事件等。因此,根据相关史料进行分析,从肃宗与玄宗之间的政治斗争来看东西两川的初次分治,应更合理。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第二年,玄宗在得知潼关失守之后,仓皇出逃。在选择避难场所时,剑南道以“土富人繁,表里江山,内外险固”的两大优势当选。但是当时的太子李亨在馬嵬驿之变后却没有跟随玄宗入蜀,反而北上。这是因为玄宗通过政变登上帝位后,不仅对自己的兄弟严密监控,对自己的儿子也是严加防范。肃宗被立为太子之后,不能得到玄宗的信任,反而更加遭到猜忌。玄宗年老之时宁愿将“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也不愿意太子监国。可见玄宗内心并不愿意放权,对太子有忌惮;双方之间矛盾不断加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太子李亨跟着玄宗入蜀,那么太子很可能继续被玄宗所控制,甚至在此期间被废,反而不如趁此时机分兵北上,摆脱玄宗的钳制。

太子李亨北上之后,得到朔方军的支持,在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七月于灵武即位。这一消息传到蜀中时已是八月了。面对这一既成事实,考虑到国家又处于动乱之中,玄宗不得不承认肃宗的地位,并下令“军国大事先取皇帝处分,后奏朕知。候克复两京,朕当怡神姑射,偃息大庭。”通过这一命令可以看出,玄宗虽然被迫承认了肃宗即位这一事实,但仍然不肯完全放权,至少在肃宗“克复两京”之前,玄宗不会完全交出手中权力。之后,玄宗开始布局加强对肃宗的控制:首先,下令“以诰旨随事处置”,给自己保留了发号施令处理军国事务的权力;同时,派遣永王李磷到江南地区经营,试图以此牵制肃宗;之后不断将自己身边的亲近大臣韦见素、房琯等人派遣到肃宗身边,监视肃宗。除了加强对肃宗的控制,玄宗还不断加强自己对剑南、山南等地区的控制,“以襄阳太守李垣为蜀郡长史、剑南节度使,将作少监魏仲犀为襄阳、山南道节度使”,以此将剑南道掌控在自己手中,达到与肃宗抗衡的目的。双方之间的较量使得当时出现了两个政治中心并立的“二元政治格局”。这一局面的出现加剧了双方之间的矛盾。

玄宗在剑南地区的一系列操作让肃宗感到强烈的危机感,于是肃宗在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十月,刚刚收复两京之后,就立即将玄宗迎回长安。在迎回玄宗后,为了消除玄宗的势力,肃宗开始对剑南地区进行整顿,第一步就是“改蜀郡为成都府,长史为成都尹。分剑南东川、西川各置节度使”;“更剑南节度号西川节度使兼成都尹……以梓、遂、绵、剑、龙、阆、普、陵……十二州隶东川节度”。肃宗选择在这个时候将剑南道一分为二,完全是出于削弱玄宗在蜀中的势力的考虑,而非其他。按正常思维,蜀中南北绵长东西狭窄的地理特征以及人口分布情况,并不适合一分为二;再说当时安史之乱还没有完全平定,西南边界上的吐蕃和南诏更是利用唐朝国内混乱的机会大肆向剑南地区进攻,倘若将剑南道一分为二,并不利于集中力量抵御吐蕃、南诏。但肃宗此时还是将剑南道一分为二了。他的战略考虑是以此将自己的势力插入剑南地区,分化玄宗在剑南地区的势力,从而加强对于此地区的控制。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对于当时的肃宗来说,相比起抑制剑南地区的节度使势力来说,将玄宗在剑南地区的影响力削弱到最小才是当务之急。因此,“剑南道首次被一分为二是肃宗、玄宗的政治斗争导致的后果”的说法,更符合历史事实。

二、东西两川初次分治的时间与东川治所问题

学界对于剑南道初次分治的时间一般有两个说法,一个是“至德二载”,一个是“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两个说法都有相应的史料支撑。接下来,本文将就这两个时间进行分析。

先对“至德二载”进行分析。首先,在《旧唐书·地理志四》中,有明确记载:“至德二年十月,驾回西京,改蜀郡为成都府,长史为成都尹,又分为剑南东川、西川各置节度使。”在《旧唐书-高适列传》中也有记载:“案至德二载,置东川节度,治梓州……”除了在《旧唐书》中有记载之外,《新唐书·方镇四》中也有提及。其在至德二载的表格中有“更剑南节度号西川节度使兼成都尹……以梓、遂、绵……十二州隶东川节度”的记载;《新唐书-方镇五》中也有至德二载“置东川节度使”之事。另外在《太平寰宇记》《资治通鉴》中也都有“至德二载”分剑南道为东西川的相关记载。

但是也有学者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剑南道始分两川的时间应该是“上元二年”,主要的史料依据来自于《唐会要》中记载的“上元二年,分为两州”与卢求的《成都记序》中的“上元二年,始分为东西川”。

时任彭州刺史的高适的上疏则从侧面证明,“上元二年”不可能是东西两川初次分立的时间。史料记载高适曾于上元元年(公元760年)上《请罢东川节度使疏》,其中第一句便是:“剑南虽名东西两川,其实一道,自邛关、黎、雅,界于南蛮也。”不论是从《请罢东川节度使疏》这一题目看还是从其“剑南虽名东西两川,其实一道”的内容看,剑南道至少在上元元年时就已经分为东西两川,不可能在上元二年时才“始分为东西川”。

就剑南道东西两川初次分立的时间来说,“上元二年”说虽然也有相关史料依据,但比较起“至德二载”说,史料不够充分。而“至德二载”说不仅史料更丰富,还有侧面的资料佐证。因此,相较于“上元二年”说,“至德二载”说当更具有说服力。

关于两川治所问题,剑南道在至德二载分为东西两川之后,以成都府为西川节度使的治所,这一点是比较肯定的。但是关于东川节度使的治所,史料记载比较混乱:首先,《新唐书-方镇五》中记载至德二载“置东川节度使,领梓、遂、绵、剑、龙、阆……十二州”,由此可以看出,梓州为东川治所。《资治通鉴》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分剑南为东、西川节度,东川领梓、遂等十二州……”除此之外,《旧唐书-高适列传》中也提到:“剑南自玄宗还京后,于梓、益二州各置一节度……”无须多言,三本史书都指东川治所为梓州。

只是同样在《旧唐书》中,却有“属剑南东川节度兵马使、梓州刺史段子璋反,以众袭节度使李奂于绵州……”的记载;这样的记载在《资治通鉴》肃宗上元二年四月条中也出现了。上文提到,梓州是东川治所,按照唐朝规定,节度使应该兼任治所所在州刺史一职,那为何东川的节度使是在绵州的李奂而不是身为梓州刺史的段子璋?其实由此已可以看出至少在上元二年,东川的治所就已经不在梓州,而是到了绵州。此外,从地理位置上来说,绵州“依山作固,东据天池,西临涪水,形如北斗……为蜀东北之要冲”,是外部势力进入成都平原的重要关口。因此,绵州成为东川的治所,可以让东川发挥制约西川的最大作用,以达到肃宗削弱玄宗在蜀中地区的目的。就地理环境这一点来说,绵州成为东川的治所是可能的。

当前史学界对于东川治所还有争论,有的学者赞成梓州说,有的学者认同绵州说。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可以看出,剑南道在初次分为东西两川之后,西川的治所是益州且比较稳定,但是东川的治所应该发生过变化,即由梓州变为绵州。其合理性自不待言。由此来看,至德二载东川治所在梓州,上元二年东川治所变为绵州,这可能就是关于东西两川初次分立时间有争议的原因之一。

三、东西两川初次分治的影响

上文曾提到,剑南道不论是其南北绵长,东西狭窄,中间没有山川河流为分界线的自然地理环境,还是极其不均匀的人口分布,都不适合一分为二;但肃宗时期,却出于政治原因仍将剑南道分为了东西两川。史念海先生在其文章中也指出:“唐中叶固曾析置剑南西川节度使和剑南东川节度使,那只是有意使其互相牵制”。然而,政治上的目的是达到了,经济上却大大削弱了蜀地的实力。具体而言,以往的剑南道经济繁荣,人口众多,但这仅限于成都平原,也就是以益州为核心的西川地区。东西两川分立之后,东川的实力逐渐下降,与西川的实力差距越来越大,使原本和睦的蜀地逐渐产生隔阂,两部分甚至相互仇视,影响到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剑南道节度使设立之初是为了联合山南道抵抗吐蕃,“其运粮戍,以全蜀之力,兼山南佐之,而犹不举”。从前即便以整个剑南道的力量来供应军费尚且不足,更何况现在剑南道已一分为二,仅靠西川支撑,这便加重了西川的经济负担。当时“嘉、陵比为夷獠所陷,今虽小定,疮痍未平……今可税赋者,成都、彭、蜀、汉州”。繁重的赋税压力、军费压力全都由西川百姓承受。

自从两川分立之后,剑南地区的军事实力也被严重削弱。此前在安史之乱时期,剑南地区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虽受战乱影响,但还可以勉强支撑。等到安史之乱平定,剑南地区一分为二之后,吐蕃就开始将它的目标转向剑南地区。而此时,唐王朝与南诏的关系逐渐恶化,以往联合南诏共同抵抗吐蕃的军事策略走向失败。以前抵抗吐蕃尚且需要以整个剑南道之力加上山南道,现在对手又多了一个南诏;而剑南道自身却被一分为二,因此西南边疆的军事防御力量显然已被大打扣。

面对这些问题,蜀中地区的有识之士都希望赶紧结束东西两川的分立局面。当时的彭州刺史高适就曾上《请罢东川节度使疏》,请求“当宜却停东川,并力从事……安可仰于成都、彭、汉、蜀四州哉?”但是,还没等朝廷下令合并剑南道,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吐蕃就“南入松、维、保等州及云山新龙城”。

最终,西川在与吐蕃的战役之中惨败。这样的结果让朝廷意识到要想抵御吐蕃的入侵,必须要使东西两川合二为一,于是在“广德元年,黄门侍郎严武为成都尹,复并东、西川为一节度”。严武成为剑南节度使之后,在西南地区集中兵力对抗吐蕃,最终在维州地区取得胜利。唐代东西两川的初次分治因为边患问题而结束,但这并不是唐代剑南道的最终结局。

四、结论

综上所述,唐代剑南道第一次分为东西两川是肃宗、玄宗之间的政治斗争造成的,第一次分立的时间在至德二载。但在东川治所的问题上,不管是梓州还是绵州曾成为东川治所的记载都不止出现在一本史书当中,而且在史书中梓州是在剑南道初分东西两川之时,也就是在至德二载就成为了东川治所;至于绵州第一次以东川治所的身份出现在史书记载中则是在上元二年。从至德二载到上元二年之间相隔几年,因为绵州的地理位置比梓州更适合成为东川治所,这才将东川治所从梓州移到绵州。此乃政治需求使然。总之,东川治所曾从梓州迁移到绵州,是合乎情理的。

由于肃宗、玄宗之间的政治斗争导致的剑南道初次分治,最终还是因为西南边患问题,使剑南道得以重新合并。此后,剑南道又几经分合,到底还是逃不掉一分为二的命运。剑南道的分立对蜀中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对蜀中地区的政治地域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是负面影响。由此也可以看出,历史上政治因素对行政区域的划分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这种因素可以打破通常以山川河流等划分的自然边界,产生具有政治意义的区域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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