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川方言识读古代戏曲

李祥林

从事民俗研究，少不了关注语言文字，本文聊此话题。“言语材料是民俗”，人类语言是民俗的载体，地方语言是风土人情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体上以“俗”著称的中华戏曲与之多有关联。“唐诗、宋词、元曲”，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元曲包括散曲和剧曲，其语言从来是学界格外重视的。不可否认，由于时隔久远，元曲中不少词语成为后世读者面前的难题。但是，今天四川人读元代作品则不然，会有某种亲切感，其中好些词句能理解。事实表明，从四川话或巴蜀方言切入去识读几个世纪前元代人的作品，还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说到此，读者首先会想到“老子”，这是川人常挂口头的。元人也说“老子”，如散曲家张养浩的【双调·折桂令】《中秋》：“老子高歌，为问嫦娥”。老子在此指老夫，乃作者自称，类似用法也见于宋代陆游诗“老子馋堪笑，珍盘忆少城”（《思蜀》）。如陈世松先生《天下四川人》言，汉晋以来古人自称“老子”有自谦之意，大致与现代人自称鄙人、在下、不才之类相当。作为他称，“老子”有时意含尊敬，如杂剧《东堂老》楔子：“此人平昔与人寡合，有古君子之风，人皆呼为东堂老子。”这东堂老子是个行善事的大好人。“老子”作为他称有时语气一般，相当于老汉、老头，不带明显的感情色彩，如散曲【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勾栏》：“一个妆做张太公，他改做小二哥，行、行、行，说向城中过。见个年少的妇女向帘儿下立，那老子用意铺谋待取做老婆。”有时则不那么客气，如《赚蒯通》中，樊哙听萧何说要请张良来，不耐烦地说：“那老子一发没甚么主张，可也罢波，着人请去。”有时候，“老子”是叹词，相当于“我的老天”。杂剧《朱砂担》写生意人王文用被强盗白正盯上了，店小二替王捏把汗，他看见白正手中刀子时暗暗叫道：“老子也，这个人不好惹！”如此用法，迄今在蜀地民间口语中犹有孑遗，如：“当一个四川人在议论某个事物之前，加上一句‘我的天王老子的感叹，正好像北方人说‘我的妈！也好像外国人说‘My GOD！（我的上帝，或我的天）一样。”（《天下四川人》）元杂剧中，用“老子”指父亲的例子也有，如《酷寒亭》中萧娥对郑孔目的孩子说：“你老子去了，等我吃的饱饱的，慢慢的打你。”

川东、川北把骂人叫做“决”。类似用法有见于元杂剧，如《剪发待宾》第二折：“婆婆，请家里来。我问你咱：你孩儿拿的个‘信字来，我当与他五贯长钱，你怎生将他痛决了一场？”该剧写书生陶侃家贫，为招待太学来的范学士，他左思右想，写了“钱”“信”两幅字，去刘夫人家的典当铺当了五贯钱，回家便遭到母亲责骂。刘夫人这话，是后来问陶母的。“痛决”也就是“痛骂”的意思。又如，成语“人心不足蛇吞象”比喻贪婪，元代人说（《冤家债主》楔子：“得失荣枯总在天，机关用尽也徒然。人心不足蛇吞象，世事到头螳捕蝉。”），今天四川老百姓也说。还有，蜀人口头上常用“好生”一词，表示用心、留心、注意等。比如，小孩子上楼梯，大人在旁边提醒“好生走”。传统川剧《煤山记》（又名《铁冠图》）第二场，巡守京城的官员叮嘱众兵：“好生看守着！（唱）休轻忽，莫疏虞，巡城放哨须仔细。”川北灯戏《送灶神》（今人编剧）中亦唱道：“诚心想把灶王请，割肉打酒没得钱。只有打碗荷包蛋，脸红心跳端上前。只求菩萨莫嫌弃，下回好生补一盘。”类似用法见于元代，从才女管道升的家书可见，这封家书全用白话写成（见明陈继儒《泥古录》），面上写“平安家书付三哥长寿收拆，娘押封”，内文云：“九月间沈山主周年，……可怜此人多与我家出力，且须报答他。书到便与哥哥每说知：分付福和万六道徐庆一等，好生与我安排，供养为好。”同类例子，亦见元杂剧《连环计》：“夫人，我浑身跌得疼痛，你好生扶着我回后堂中去。”

川话“咋”，表示怎么、如何、为什么。街上熟人相见，甲问乙：“今天天气这么好，你咋不出来晒晒太阳？”微信圈中，张三问李四：“你潜水了嗦？咋个好久不露面？”元杂剧中与“咋”相通的用例有“咱”，如《燕青博鱼》：“（宋江云）你知道我的军令，误了我一日假限该咱处？（正末云）笞四十。”重阳节，梁山泊好汉放假下山，规定以30日为限。浪子燕青（正末扮演）收不住耍心，玩了40天才回来，所以宋头领责问他按军法该如何处置（按误一天“笞四十”计算，他这次够得受）。查今人编《元曲鉴赏辞典》，附录《元曲释词简编》收录“咱”并有三种解释，怛不见此义。200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代汉语词典》亦然。在巴蜀地区，民间称人或动物的下巴为“下嗑子”，这也见于元代戏剧家笔下，如《赵氏孤儿》楔子：“……殿前太尉提弥明，一瓜槌打倒神獒。一手揪住脑杓皮，一手搬住下嗑子，只一劈将那神獒分为两半。”这里，下嗑子即指恶犬神獒的下巴。四川话讲人前不露财为“不露白”，元杂剧《朱砂担》第四折中人物后悔在强盗面前露了财而招来祸事时也说：“自古道出外做客，不要露白”，后者宛然今天蜀人的口吻。究其由来，盖在“白”于古语中指白银，如《古今小说》卷二十三：“老尼遂取出黄白一包，付生曰：‘此乃小娘子平日所寄，今送还官人，以为路资。”在此，“黄”指黄金，“白”指白银。四川话“不露白”，乃是古语遗存。

巴蜀方言中将模糊、不清晰称为“麻查”或“麻麻查查”（查音zhǎ），比如人喝醉了，看起东西来就是麻麻查查的。这“麻查”又写作“麻杂”，如出自当代作家魏明伦之手的川剧《易胆大》开篇写道：“昏昏浊浊之年，渺渺茫茫之月，麻麻杂杂之时”。元曲作品中，陈草庵小令【中吕·山坡羊】有道：“笑喧哗，醉麻查，闷来闲访渔樵话，高卧绿阴清味雅。”正用的是此义。“麻查”亦写作“麻茶”，字面虽异但读音、词义无二，如诗词曲语辞研究者所指出，“‘麻茶的这种用法在今四川等地的方言中一直沿袭下来”。还有人写作“麻麻眨眨”。此外，口语“一合（hǎ）兒”至今在成都人嘴边常见，表示时间短暂、一会儿。类似用法见于元代，杂剧《神奴儿》写老院公带员外家孩子上街玩耍，他去给孩子买玩具傀儡，叫孩子站在桥边等他，谁知转眼间孩子就被人拐走，老院公惊慌万分地唱道：“一合儿使碎我心，半霎儿忧成我病。……怎生转回头就不知个踪影？”（第二折）四川人说的“打整房间”，指打扫房间。这“打整”，有打扫、收拾、整理之义，又写作“打挣”。元杂剧《金凤钗》第三折，店小二收下房钱后对住店书生说：“我道你不是受贫的人，我还打挣头间房你安下。我看茶与你吃，你便搬过来。”引伸开来，“打挣”又有对付、整治之义，今天四川民间说某人某事“难打挣”或“难打整”，即指这人这事很麻烦，不好对付。元人侯正卿【黄钟·醉花阴】套曲云：“槛竹筛酒又醒，塞雁归愁越添，檐马劣梦难成，早是可惯孤眠，则这些最难打挣。”蜀地俗语曰：“不要命的好打整，不要脸的就没那么松活了。”

“行头”对巴蜀民众不陌生（“行”音xíng），尤为戏班子熟悉，是戏中服装靴帽的总称。引伸开来，日常生活中各行各业的用具也称“行头”，见于川人口语。元曲中，有王和卿【越调·拨不断】《绿毛龟》：“卖卦的先生把你脊骨颩，十长生里伴定个仙鹤走，白大夫的行头。”此指卖卦先生算命使用的龟壳。又有张可久【中吕·普天乐】《收心》：“旧行头，家常扮，鸳鸯被冷，燕子楼拴。”此指女人的衣服及化妆品。直到今天，四川老百姓仍用该词指物品，如夸赞某人的服饰好为“这身行头漂亮”，而说“朽行头”则指某物烂朽不可用了。又，蜀地民间俗称孵蛋的母鸡为“抱鸡婆”。元杂剧《渔樵记》第二折，朱买臣之妻讥讽丈夫终身不得贵显时说：“投到你做官，直等的炕点头，人摆尾，老鼠跌脚笑，骆驼上架儿，麻雀抱鹅弹，木拌哥生娃娃，那其间你还不得做官哩。”其中，“鹅弹”即鹅蛋，明末清初遂宁人李实所著《蜀语》言之甚明：“禽卵曰弹。……言卵形之圆如弹也。”学者许政扬解释“麻雀抱鹅弹”时指出，“抱，犹孵”，并引《方言》：“北燕、朝鲜冽水之间，谓伏鸡日抱。”又引《蜀语》：“鸡伏卵曰范，范音抱。”鹅蛋大而麻雀小，让小小的麻雀来抱（范）鹅蛋，显然是天方夜谭。所以，许先生说：“是宋元间，此语普遍流行，已不限于朔北。雀孵鹅蛋，喻事之荒唐诞妄，子虚乌有，与‘木拌哥生娃之类一意。”自古以来，此语的流行面甚宽。

元明戏曲家笔下类似词语不少，常见者尚有“希”（很）、“怪”（极）、“紧”（老是）、“坐”（居住）、“乍”（张开）、“煞”（完结）、“不好”（生病）、“添饭”（盛饭）、“短路”（抢劫）、“把把”（粪便）、“大清早”（清晨）等。对这些词儿，川人熟悉。今天读者能根据四川话去读懂元明戏曲中某些词语，不无缘故。中国人口比例以占百分之九十多的汉族为主，“汉语共同语形成的历史很悠久，并且一直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这共同语，明清时称“官话”，辛亥革命后叫“国语”，今之“普通话”即以此为基石。有研究者对比唐以来变文语言和元曲语言时指出：“‘戏曲语言与‘变文语言相比，语言面貌从整体上有了改观，‘剧曲极大程度地摆脱了书面语的束缚，尤其是‘戏曲中的对白，几乎是当时纯粹的口语。关汉卿是大都（北京）人，他的作品主要反映当时北京口语，现代汉语普通话也是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的，可以看出，虽然‘戏曲语言与现代汉语还有一些重大差别，……但现代汉语的大致面貌在元代已经具备了。”尽管不必将元曲语言狭隘地指认为仅仅是某地区某城市的，但仍应看到，从北方兴起并主要使用北曲创作的元曲，在南移之前整体上跟北方语系多有关联。在宋杂剧和金院本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元杂剧，至元初或者说13世纪前半叶成熟并发达流行于以元大都为中心的北方，故有“北曲”“北杂剧”之称。据《录鬼簿》，元杂剧作家十分之九是在中书省所属的地方，即今北京及河北、山西、山东诸省。

纵观汉语言发展史，学界对此问题有更简明扼要的述说：“中华文明产生于黄河流域，在春秋时期中原的国家都称为‘诸夏，在‘诸夏成为政治中心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共同语言——‘雅言。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說：‘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就是说孔子在诵读诗书和执行礼仪时都讲雅言。至今《诗经》仍然是语言学家研究上古语音的主要文献。汉魏以后，随着中国的统一，在所谓标准语音‘正言的问题上也有过南北之争。由于中国首都始终在北方的长安、开封、洛阳，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始终在北方，这种情况促进了北方方言作为民族共同语的地位。唐宋时期的白话变文、话本小说、元代杂剧等都是当时民间广泛流行的标准语音。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北京话成为官方通用的‘官话。‘官话与近代民国时期推行的‘国语，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推行的‘普通话在语音上是一脉相承的。标准语的存在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基础。”当然，近百年来的考古成果表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不仅仅产生在黄河流域（至少还应包括长江流域），但是在过去王朝政治主宰下划分“东、南、西、北、中”的文化空间意识中，也就是在国家政治话语所表述的地理观念中，视黄河流域中原文化为华夏文明中心则是长久传统。不可否认，传统对“中”的这种定位和尊奉是历史形成的，其对中华文明方方面面的影响也深及骨髓。

四川是移民大省，巴蜀位于中国西部，按语言学界分类，“四川方言属于北方方言”，也就是汉语北方方言的西南官话支系。北方方言又称官话，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广大地区、长江南岸从镇江到九江的沿江地带以及川、滇、黔、鄂大部、湖南西部、广西北部和西北部等。诚然，“周失纲纪，蜀先称王”（《华阳国志》），古蜀也曾自有语言，古籍屡屡言及“蜀语”（唐代有《蜀语》，又称《蜀尔雅》，相传为李商隐采蜀语成之），但秦灭蜀后，一批批北地移民迁入四川，带来了北方语言，而古蜀语言也渐渐不存。今天我们讲的四川话，实系移民文化的产物。“巴蜀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一直受到历次北民南迁的影响，从秦汉到元代，它都处于北方话的氛围之中。”元明之际，长期战乱和自然灾害导致四川人口急剧下降，但到了明洪武时四川的户口猛增，除了人口自然增长，跟较大规模的移民有关，而明清“是四川方言的形成时期，此时的四川方言与现代四川方言大体相同”。再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几面环山的地理条件使然，“天府之国”四川盆地长期处在相对安定也相对锁闭的历史地理环境中，这对于古语保存是有利的。既然如此，今天我们可以从活跃在巴蜀父老乡亲口头上的语言去反观古代戏曲作品中的某些词语，读懂其中含义，也就没什么好惊奇的。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方言作为区别于通用语的“在地性”产物，承载着丰富的人文地理信息，历来是民俗研究的重要对象，也是当今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不可忽视的。非遗概念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表述中全称是“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列为首位的便是“口头传统和表述”，然后才是表演艺术、礼仪节庆、手工技艺等。中华地域宽广，方言众多，以狭隘的方言观去给古典戏曲定位固然不妥，但并非绝对不可借助方言考察戏曲作品。由于“北方方言”作中介，元曲作品和四川方言之间便有了某种奇妙的瓜葛，给我们带来别样的阅读趣味。当然，不能说是元代人在讲四川话，而是元代戏曲家笔下某些词语及意义迄今在地处中国西部的巴蜀方言中有孑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