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雕刻出这些精美币章

孙浩

钱币上有雕刻师署名在西洋已有千年的传统，几乎与硬币的历史一样悠久。15世纪文艺复兴时代末期，欧洲工匠开始用手工机器制造硬币，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更掀起产业翻天覆地的变化，造币技艺进一步成熟。而中国在19世纪晚清才引入近代机器工业，这时传统的工艺派不上用场，必须仰赖外人代劳。1910年至1918年间，天津造币总厂曾聘请意大利雕刻师乔奇（LGiorgi），从而开创了中国钱币上留下雕刻师名氏的首例。

在我国的饰物及金银锭上多印有铺号或匠名，但遗憾的是钱币上并无此惯例。在传统观念中，工匠与书画家相比地位卑微，因而常被忽略。故各厂各币模究竟为何人手笔，外界不得而知，仅在因缘际会下有少数钱币留下了只字或词组。

董益謙摄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0月10日中央造币厂迁回上海的复工纪念典礼

比如意大利外交官罗斯在访问各地造币厂时，曾留下一些中国籍雕刻师名氏的记录：宣三壹角银币背面是天津厂余子贞，孙像五星版开国纪念币是南京厂的何子梁，黎元洪像银币及袁世凯十文铜元小面是武昌厂的朱子芳，袁世凯十文铜元大面是王少贤……除此之外，前天津造币总厂厂长李伯琦提到该厂有学生唐尚金“摹刻飞龙模最佳”，其余在北伐之前各厂的技师就很难找到文献记载。因此，天津厂虽出品不少精美的人像币，如徐世昌、文武曹、段祺瑞、褚玉朴、张作霖乃至孙像背地球等，至今尚无法确定是由哪位雕刻师操刀。

北伐统一后，上海筹措多年的中央造币厂终于成立，随着制度的完备，情况也有所改善。虽欠缺完整资料，但仍可在零星的文献中梳理出若干雕刻师的经历，笔者在此先介绍一位曾任职于上海中央造币厂的雕刻师——董益谦。

董益谦（1906年至1980年），字逊之，河北沧县人，曾在沧县百家口村小学、沧县牛市街县立中学接受教育。1923年3月，经任职天津造币厂熔铜处的同乡介绍，董益谦考入津厂附设雕刻专门学校习艺5年，算得上是承袭乔奇技艺的隔代传人。1928年5月学成升为雕刻员，由于津厂营运不定，停工被遣散又复工回任，随后再度停工被解雇。1932年9月，他到河南机器制造局（河南铜元局）任雕刻员，半年后离职返津。1933年10月至1935年1月在山西太原壬申制造厂担任雕刻技师，随后转西北实业公司雕刻技师任职一年，工作多半与铜元有关。

河南“中华民国伍百文”铜币

此币为传世河南双旗伍百文中品相最佳者，NGC评鉴为MS-63BN;45毫米、37.5克。其于2010年12月美国Ponterio公司（现名SBP）香港黄华枢专场以10.35万美元成交。

河南双旗伍百文是中国铜元里面值最大者，有红铜及铜镀锡两版。存世仅十余枚，为铜元名誉大珍品之一。因币面无发行地名及年份，早期争议颇多。近年来经考据，被认为是由1931年11月底至1935年12月中任职河南绥靖公署主任的刘峙在1933年下令制作，后因通货膨胀过速、铜料来源困难及外界批评等缘由没有发行。

据民国三年（1914年）制定的《国币条例》施行细则可知，改二十文铜币为贰分重二钱八分（10.44克），相当十文的壹分重一钱八分（6.71克）。河南五百文规格是45毫米、37.5克，若按比例，面值是这两种最通行铜元的25倍及50倍，但其重量仅为3.5倍及5.5倍的一两（37.3克）左右，这在硬币以币材价值与面值挂钩的年代窒碍难行。在使用的方便性方面，双旗伍百文直径比壹圆银币（约39毫米、27克左右）超出甚多，即便发行也难受欢迎。此正面双旗、背嘉禾“伍百文”的设计及雕刻均十分精美，嘉禾的工艺可媲美袁大头银币，细致程度是地方发行硬币中的异数。笔者认为其出处是河南此说无需质疑，但雕工之精细绝非未受专业训练的地方工匠可及。币面虽无年份，但比照董益谦1932年9月在生产铜元的河南机器制造局担任雕刻员、半年后离职的时间、模具雕刻的完成及币样的试作，应是其在此任职期间所作，1933年之说与事实出入不大。

“蒋”字天坛章此章有镍及红铜质，部分戴挂。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12月，成都造币厂奉命在圣诞节前制成蒋字天坛纪念章赠送外宾，董益谦自12月9日开始雕刻，于12月16日完成。工厂随即在12月22日至23日生产，从接获指令到任务完成约两周时间。前后两批分别制作3000枚及5000枚，合计8000枚。纪念章中心“蒋”字为双钩设计，外圈英文字亦多;天坛图案精致细腻，颇费工夫，董日夜赶工在七天内耗用140余工时雕刻完成。

蒋介石七分脸戎装背天坛章此章有镍及红铜。天坛模型确定由董益谦于1943年12月中旬制成，蒋像的日期尚未见记载。蒋字天坛章制于开罗会议后一个月，依此，千头万绪间应无力立即完成难度更大的人像镂刻，笔者认为除非蒋像模具早已雕成，可配天坛模型同时生产，蒋像天坛章可能是次年（1944年）制作，这也或是分两批生产的原因。

1936年1月，董益谦经上海中央造币厂雕刻室技正周志钧及同学介绍入厂任雕刻技佐。周志钧是在津厂师从乔奇的学员之一。次年5月周志钧病逝，6月定由董益谦暂代，7月又改派黄伟存负责雕刻室。董随即在当月辞职回赴山西教授雕刻技艺，据其自述是受西北实业公司邀请，笔者猜测是因未扶正而藉词离去。1937年8月13日，上海爆发淞沪战役，中央造币厂于当日停工并筹划迁至大后方，先成立于重庆，1938年6月接收前清的成都造币厂后设成都分厂。同年7月，董氏到达重庆，再调派到成都分厂任雕刻技师股长，1940年9月调升总厂兼任技师，抗日战争胜利后在1948年5月回上海，后升雕刻技正。1949年迁厂时未至台北，1950年在材料库房工作，1954年回造币厂任雕刻技正，1973年退休。以上生平经历主要是依据董益谦的自述整理而成，由于当时局势动荡，若干时间点可能因其记忆不够准确而与其他记载有别，但误差并不大。

董益谦雕刻的作品颇多，早期的有河南伍百文、阎锡山像“主張公道”章，民国二十九年版伍分、壹分铝辅币，民国三十七年版蒋像伍角、民国三十八年版金币系列以及台湾伍角银币、壹角铜币的比稿等。笔者从他所雕刻的众多币章中精选三款四枚，以飨读者。

民国二十九年版布图伍分纯铝辅币20毫米，1.12克。此币仅一年左右即因不敷成本停产。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上海周遭沦陷，虽已成孤岛状态但商业活动照常。此时全球金属原料价格上扬，该地区辅币缺乏，乃由上海银行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与已迁至后方的中央造币厂秘密接洽，请求供应流通。成都分厂受财政部命雕刻不同面值的币模多种后，委托上海美商北极公司（Ame r i c a n E n g i n e e r i n gCo.）代制，发行民国二十九年版伍分、壹分铝辅币两种在上海租界使用，后因铝材持续高涨停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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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以槌打造币之初当然是以手工雕模，18世纪时开始有人设法先在软材上制成模型，再用机械转刻到钢模上，但效果始终不佳。19世纪下半叶，法国人强威尔（Victor Janvier）设计一种能将雕塑模型准确转制的缩刻机器，此后欧美各造币厂逐渐采用其法，其姓氏也成为缩刻机的代名词。广东钱局开办时，购机合同内无此设备。上海中央造币厂在抗战前虽已购置雕刻机，但机器未启用即因日本侵华而于搬迁中遗失。

清末至民国时期，本地籍雕刻师所制模具都是手工雕成的，手雕基本上分西洋的刀法与我国传统的凿法。前者以刻刀为主、以凿为辅，将图案雕于钢模之上，风格细腻;后者以榔头敲打凿子切出花样，辅以刀刻，风格粗旷。无论何种方法，都是交互运用。董益谦习艺于津厂，技法以刀刻为主。1954年中央造币厂新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将其命名为“国营六一四厂”，董益谦担任雕刻技正，成为上币手雕刀法的代表人。他与出身雕刻世家的陶秉麒是上币厂模具雕刻技艺承先启后的两位关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