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悦
(河北工程大学文法学院,河北 邯郸 056004)
证据的概念随着《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的修改和司法实践的推进越来越明晰。在1979、1996年刑诉法立法之初,刑事证据的界定采用的是“事实说”,此说存在一定的逻辑缺陷,即未区分主观性事实和客观性事实,混淆了证据与案件界定证据的区别。因此在2012年修改刑诉法时,由“事实说”变为“材料说”,这一界定被沿用至今。“材料说”认为,证据要能够证明案件事实,要与案件事实有相关性;要具备自己的表现形式并经法定取证程序,即与事实并不必然画上等号。[1]认罪认罚案件所适用的“证据”自然沿用“材料说”,并未进行内涵的扩大或缩小。
1.认罪与“悔罪”的区分
认罪与“悔罪”不同。认罪标准是针对被追诉人外露行为表现而忽视内在想法,实质是承认犯罪事实并将其坦白事实与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大致对比。而“悔罪”强调被追诉人不仅要自愿认罪,更要将内在认识化作客观行为表现出来。概括来看,悔罪更加重视主客观的统一[2]。“悔罪”是否需要以认罪为前提?国内的学者一般会认为认罪是“悔罪”的前提。然而,在实践中“悔罪”与认罪是同时适用的,例如在裁判文书中常见“当庭认罪悔罪”“有认罪悔罪表现”“认罪悔罪态度良好”等表述,可见,两个概念是并列适用的情节且没有包含关系。
2.“悔罪”降低证明难度
“悔罪”在我国立法中常见,《刑法》五个条款可以窥见“悔罪”,刑诉法两个条款涉及“悔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