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谏诤谏议思想、实践与中国之治

关健英，王 宇

西汉史学家司马谈论及先秦诸子百家时曾说过，诸子要旨不同，百家所言异路，但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皆“务为治”(《论六家要旨》)。为实现“治世”“善治”“天下大治”的社会理想，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们为他们所处的时代设计了一份份治理方案，提出了一个个制度构想，历史上出现了诸如成康之治、贞观之治等古代社会治理的实践典范。关于谏诤谏议的思想与实践，突出地反映了他们关于社会治理的问题意识、实践举措和制度探索，蕴含着传统文化中关于“中国之治”的政治智慧，但同时也反映了传统政治体制无法克服的天然缺陷。

一

中国古代的谏诤思想是传统政治伦理的重要内容。“谏”“诤”两字已多见于先秦文献，如《尚书》《国语》《左传》《论语》《荀子》《周礼》《礼记》等。《说文》训“谏”为“证”，又“谏”“证”互训［1］(P93)，其义为直言规劝使之归正，如《吕氏春秋·知士》“士尉以证静郭君”［2］(P240)，记载的是战国时期齐国的士尉劝谏田婴之事，高诱注“证”为“谏”；关于“诤”，经传多“诤”“争”通用，《说文》训“诤”为“止”［1］(P95)，也为劝诫、劝止之意。“谏”“诤”两字皆从言，一般指直言规劝，以义正之。如果从程度上对二者进行区分，“谏”“诤”虽然都指以言进君，但“诤”比“谏”态度更强烈，立场更坚定，甚至不惜以生命抗争。《左传》批评宋国的华元、乐举二人没有尽臣子之职，君生纵其惑，君死益其侈，认为作为臣子不能弃君于恶，而应“伏死而争”［3］(P703)。荀子认为大臣“ 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4］(P250)。汉代的刘向也认为，臣子“能尽言于君”，若被采纳，则继续辅佐，若不用则离开，谓之“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