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逻辑必然性”到“现实必然性”

胡建东　穆艳杰

DOI：10.15938/j.enki.iper.2021.05.010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21）05-0052-04

“两个必然”是马克思在科学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前提下所指出的。我们既不能把“两个必然”理解成像自然规律一样的科学定律，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失去对“两个必然”的理论自信。从当代全球发展现实来看，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那里进一步研究开启于《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完成于《资本论》的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科学发展脉络，从而对这一论断有一个更为全面科学的认识。

一、资本主义批判的科学开端——《共产党宣言》

《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究其原因，不外是《宣言》进一步发展了《形态》中的唯物史观，使得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打破了空想社会主义在黑暗中曲折摸索的困境，把社会制度变革之最终原因由精神动因引向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从人的“类本质”概念出发，先验设定了一个理想的人类存在方式，以此为预设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主体劳动的异化存在状态，从人道主义的视角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以应然的道德假设和意识形态批判的视角指出“异化劳动”是非人的本质化存在方式。不得不承认，这一时期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有研究范式的局限，即为一种基于历史目的论的“应当”预设。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时期，马克思开始清算自己思想中的唯心主义的残余，主张从“实际活动的人出发”，“来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并且，还引入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等理论术语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阐明了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生产活动，生产力与交往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社会发展进程，使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又向前迈了一大步。但是在这里，“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却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基于用分工理论中介绍过了的‘异化理论来进行的”，并没有完全立足经济现实视角来剖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性。同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还保留着对意识形态批判的某种眷恋和经验主义的分析方法，而未能基于社会经济现实进行“实然”的、基于客观事实分析的科学批判。

在之后的数年中，马克思为了更加细致地剖析资本主义，开启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宣言》的写作使得他这一时期对资本主义批判范式的转换有了系统阐述的机会。《宣言》继承了《形态》的思想，通过对历史发展的客观阐释，系统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并以此为基础论证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指出：“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不得不承认，资产阶级在客观上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因为“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但随着生产力如“法术”一般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状况越发格格不入;由生产过剩而带来的周期性商业危机使得一段时期内“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并且，在这种生产关系下，“无产阶级的生命基质被剥削、被物化和被废弃，最终沦落为彻底的‘赤裸生命”。由此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现在就像是封建所有制后期那样已经在阻碍生产，“它再容納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因此，资产阶级必须对生产关系甚至是全部的社会关系进行变革。

《宣言》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手稿》和《形态》中的意识形态批判，开始立足于历史发展的既定事实，基于客观的“第三方”描述对资本主义制度展开批判，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论证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自此，共产主义不再是一种意识空想，而成为现实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所以我们说《宣言》是对资本主义科学批判的开启，但是这种批判的完成还依赖于完善的政治经济学的建立。

二、《资本论》的完成——资本主义批判的科学完善

在《宣言》的写作完成和出版之后，马克思愈发感受到自身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运动规律的认识局限，这促使他开始更进一步地研究政治经济学。客观来看，这是有必要的。因为在《资本论》之前马克思虽然发现了唯物史观，以此为理论前提论证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但基于唯物辩证法的哲学研究范式相比于以实证科学为基础的经济学研究范式是缺乏说服力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那样：“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制服不了这个生产方式。”所以必须进行以政治经济学为表征的实证研究，以“科学的观察者”的身份，从“细胞”层面和“解剖学”的角度剖析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到底是如何进行的。因此，马克思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从商品、劳动等经济范畴全面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和运动规律，进而科学论证了“两个必然”。对于《资本论》的研究，恩格斯是有提示的。他认为：“问题在于：一方面应当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应当揭露这种生产方式的一直隐藏着的内在性质。这已经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完成了。”所以我们会发现在《资本论》中，“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必然性论证其灭亡之必然性”和“以剩余价值地揭示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性质及矛盾”这两个研究主题始终是如影随形、贯穿始终的。二者是同一问题的两个层面，是论证结果和论证过程的关系。即：以“科学观察者”的身份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性质是论证过程，以这个生产过程的矛盾的客观性来论证其灭亡的必然性则是论证结果，二者内在统一、不可分割。

在马克思之前，斯密已经初步发现了“商品”的“二因素”，李嘉图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已经认识到决定某种商品价值量的不是生产这种商品消耗的实际劳动量，而是其社会必要劳动量。但是，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劳动的二重性，所以就不可能区分价值及使用价值是由何种劳动所创造的，自然更无法解释价值形成的真正源泉。马克思在批判继承斯密和李嘉图的基础上首先指出了劳动和商品的二重属性，以劳动和商品的双重关系论证了不同的价值形式和价值特点。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建立首次确证了形成价值的劳动形式分别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在此基础上论证了其形成原因和形成过程，系统阐述了不同的劳动形式在商品价值形成过程中的不同作用。对这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理论解答为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因而，劳动二重性理论被认为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在论证商品和劳动二重性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了劳动力商品的特点以及货币在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中对资本主义剥削性质的掩盖。同其它商品一样，劳动力这个特殊的商品也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但这个商品特殊的地方在于：劳动力在消费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新的、比劳动力本身价值更大的价值。也就是说，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正是劳动力能够成为商品的秘密之所在。因为“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同时就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所以，资本家在购买到劳动力之后，将其与生产资料结合消费时，不仅能够回收在消费这个商品时所支付的价值，而且还能得到一部分超出这个商品原有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这样，购买劳动力商品的货币就转变成了资本。资本与货币不同，货币是物，资本不是物，但是却“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它反映的是一种生产关系，这种关系就是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的剥削性质不仅被完全遮蔽，并且还会给人造成一种假象：资本在运动过程中以商品、货币等物质形态表现出来，资本家购买劳动力以“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所以，多数人就会形成一种先验错觉，价值的创造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非是劳动的结果，而是资本运动的结果。

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就是尽可能多的获取剩余价值。生产剩余价值的两种基本方法中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必然会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的上限而逐步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带来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是通过生产工具或者说生产技术的进步实现的，其结果必然会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从而造成大量的相对过剩人口，出现大批工人失业现象。随着资本积累规模的不断扩大，带来的必然是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这是资本积累的绝对规律。“榨取血汗的艺术的进步”表现在资本家对垫付资本（可变资本）增加额上的不断扩大，这种现象会使人造成一种剩余价值是由预付资本生产的假象。此时，剩余价值就会以利润的形态出现。所以，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的关系是完全被掩盖着的。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出于资本的逐利本性，不同部门的资本必然会转投到利润率较高的部门，从而导致整个经济领域内的利润平均化。但是由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造成了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进而导致单个商品中价值量的下降，这种下降的结果带来的是商品利润率的下降。由于资本的逐利本性会使其向利润率高的部门转移，所以势必会带来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这一规律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因为“生产的扩大或缩小……取决于利润以及这个利润和所使用的资本之比，即一定水平的利润率……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在需要的满足要求停顿时停顿，而是在利润的生产和实现要求停顿时停顿”。这就说明：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至此为止，马克思以“科学观察者”的身份，以“病理学”“解剖学”的研究方法在《资本论》中科学地指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

三、从共产主义的“逻辑必然性”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必然性”

在这里，我们提出了以马克思辩证法为基础的“逻辑必然性”一词。顾名思义，“逻辑必然性”与“现实必然性”相对，它只是理论上、文本上的必然。马克思认为，要使这种理论上的逻辑必然性转变为现实可能，就必须联合起受压迫的工人，以联合体的形式进行社会革命，进而达至共产主义。本-阿格尔在解读马克思思想的过程中就指出：“马克思的辩证法只有在把异化理论、内在矛盾理论和危机模式结合起来的时候才是完整的。没有危机和崩溃的模式，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就没有基础。……没有这种阶级意识的革命活动，要超越资本主义的机制的现在的干扰而建立质上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而现实历史过程中，社会发展往往具有特殊性和多元性，这种必然往往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偶然”。加之社会暴力革命往往伴随着流血牺牲，所以人类往往在政治妥协和革命斗争这种矛盾状态中徘徊前行。这也从一个侧面使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迟迟没有发生共产主义革命提供了解释视角。因此，馬克思在文本中只是从逻辑上论述了“两个必然”。但是这种必然性在现实中是否“必然通过革命的形式实现，或者通过何种方式实现”，是我们当下应该结合全球化现实以及资本主义最新变化积极思考的。

在现代社会，一方面对生产力的追求导致了技术理性的盛行，另一方面技术理性盛行又催生了实证主义哲学，其结果是淡化了整个社会的批判否定向度。由于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在媒体等新控制手段的影响下，“自觉”把自我价值的实现转移到劳动之外的闲暇消费，逐渐形成了“劳动—闲暇”二元生活模式，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顺从思维”。工人阶级政治意识日益淡泊，其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和最初的革命动力事实上已经被高度一体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所吞没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由于先发优势，其生产力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达到了“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社会状态。加之不同政党、阶级之间的利益妥协，以北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社会发展的多个方面事实上也体现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特征。此外，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工人阶级开始分化为蓝领和白领阶层，这一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使得对“革命主体”的寻求成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难题。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何西方马克思主义由“早期追寻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逐渐发展到追求人类个体的自由和解放”。但同时，这一切变化又体现为一种“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现实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应该归因于“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因为这是实现共产主义最根本的物质因素。所以，我们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内来理解“现实必然性”。也就是说，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导致生产关系发生变化，推动上层建筑进行调整，进而发生实质性“革命”。不管它是处于自觉还是被迫、是平稳过渡还是流血牺牲，总之这是现实历史过程的必然。

除了主张工人阶级的暴力革命，马克思还指出了另一条路径——普遍交往。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由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交往开始转变为世界性交往，地域历史、民族历史逐渐转变为世界历史。马克思认为，交往首先是生产力的交往，只有在交往得到充分发展的前提下，现存的生产力才不至于“失传”。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交往又具有制约性：从国内来看，它造成了两大阶级的对立;从国际来看，它造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立。但是，随着社会历史向前发展，这种生产关系下的交往必然会被更加先进的交往方式所代替，也就是联合体式的交往。届时，“地域性的个人最终会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人类将由个人交往、地域交往、民族交往进而到达世界范围的联合体交往，生产力将会被劳动者充分占有，生产关系在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下必然会发生变革。至此，私有制就会以一种“现实必然性”的历史逻辑走向终结。所以，现在我们强调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现实的必然”所提出的，它体现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觉，“为过渡时期的和平追求提供了蓝图”。但应该明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绝不意味着要消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差别，这是原则性问题。所以，我们还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下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它与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价值指向具有同质性。

因此，我们既不能把“两个必然”理解成像自然规律一样的科学定律，这是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张的本本主义体现;也不能像以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从一种阶级斗争的革命理论逐渐转变为一种同工人阶级失去密切联系的意识形态理论。正确的做法是应结合马克思的“理论—实践”辩证法，摆脱决定论和唯意志论的二元对立，结合当代全球发展现实，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来理解马克思所指出的“逻辑必然性”。

[责任编辑：杨小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