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鸿章与晚清清流派外交思想

摘要：晚清时期，国内外局势动乱不安，李鸿章的外交思想主张“和戎”，即对外力争“和局”，遵守所签订的条约，避免发生冲突，从而维护清朝政府的统治权，进而为国内争取发展可能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受他外交活动所见中外实力对比、清政府外交原则、曾国藩“诚”思想等影响。清流派的思想基础是对外主战，不是绝对地反对主和，而是反对单纯地强调片面维持和局政策，与其置身事外具有密切关系，其理论也由此常脱离现实，但是也存在对国际形势的正确把握，对于鼓舞社会风气具有重要作用。二者实际上并无高低之分。

关键词：晚清;和戎;李鸿章;清流派;主战

晚清伴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危机不断加深，同时与外交涉事件不断，清廷内部矛盾纷争，清政府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和戎”诞生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清政府同西方列强的关系严峻变化中形成。同时期统治集团内部逐步出现了明显的派系分化，其中出现了以李鸿藻、张之洞、陈宝琛、张佩纶为代表的政治集团清流派，他们标榜风节、激进强硬、主张对外主战，对晚清政局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陈寅恪指出：“合肥之于外国情事，固略胜当时科举出身之清流”[1]。

一、李鸿章的“和戎”与“以夷制夷”

李鸿章的外交思想秉持“外须和戎”的原则，即主张通过“和戎”争取“和局”，主要表現对外遵守已签订的条约，竭力避免发生战乱，力保“和局”，从而为清王朝的内部改进赢得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为清王朝争取相对稳定的国内外环境。

“外须和戎”是表面，“内须变法”才是李鸿章外交思想的真正内核。李鸿章对于清王朝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西方列强的威胁有着相当深刻清醒的认识，由此逐渐形成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实力外交理念。“和戎”外交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营造了相对安全的国际环境，面对“亘古未有”的大变局，李氏的殚精竭虑不容抹杀[2]。

李鸿章反对固步自封的顽固态度，认为打开国门是不可避免的，必须客观主动了解外情。客观来看，1885年李鸿章与巴德诺签订的《中法新约》虽不平等，但与其前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其后甲午战争所订的条约相比，中国的损失要小得多，以并不太大的损失结束一次中外冲突，在外交上是一次不大的失败。[3]

李鸿章看来，秉承政府基本准则不逾矩是处理外交事务较为安全的选择。其外交思想同时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即“诚”的外交思想。1862年，曾国藩致信李鸿章，表明中国外交应当从孔子的思想中寻找基本原则，“夷物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4]李鸿章同曾国藩谈到对外交涉，曾又说：“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或不至过于吃亏”。[5]从李鸿章后来的外交实践来看，他也一直遵从着曾国藩的教诲，深受其思想影响，认为不必要过多计较琐碎，而应该与外国推诚相见，争取到和平的环境，加速自强的步伐。

李鸿章深受曾国藩的思想影响，他认为与外国坦诚相见是更为理智的选择。作为李鸿章外交基础的诚信原则，体现出中国接受国际法原理和国际生活准则，但是由于其过分相信国际法的作用，而忽视了欧洲“均势”的现实局势，即弱肉强食的本质，同时相信外交中的“友谊”，希望通过联络加深外使得私交来影响该国外交政策。这体现出李鸿章对于外交的认识还不够充分，有着理想主义和幼稚肤浅的一方面，但这在李鸿章当时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下来看却是合理的。李鸿章的思想根植于数千年形成的中国封建文化体系，他后来提出的“和戎”外交思想与中国人千年秉承的华夷秩序观念之间也是不无关联。[6]然而李鸿章在看到列强的威胁的同时，却对列强的侵略野心和行径作了错误的估计，作出了错误的选择。

李鸿章认为尽管侵略者大肆烧杀掠夺，要求割地赔款和种种特权，却并不是真正想要推翻清王朝，剥夺清王朝的统治权，这增加了他们的幻想，觉得这些侵略者还是可以用妥协让步来加“羁縻”、“笼络”的。从这样的立场和认识出发，在以后多次对外交涉中为了保全清王朝的统治，虽然一再割地丧权，他们好像并不觉得自己这种论断的错误，而仍然把“羁縻”、“笼络”作为对付列强威胁行之有效的政策。李鸿章在对侵略者抱有幻想的同时，又震慑于侵略者的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的强大，对抗争作了悲观和失败主义的估计。[7]

李鸿章是身处外交活动、洋务运动第一线的实干者，外交思想基本立足于“和戎”，对于时局、战局和和局有更加清醒的认识，提出的外交思想的背后是谨慎的考虑。但是如李鸿章一样与列强打交道的官员实属少数，对于列强有清醒认识的人在整个清朝也不占多数。然而李鸿章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社会客观环境以及身处官场事务繁重等因素的制约，对于复杂的国际政治不可能获得完全深刻的了解，从而在运用“和戎”思想在外交事务的过程中，被列强所利用，导致在外交中出现误判和失败。

由此可见，李鸿章认为维护和平局面更为重要，“谨守条约”并不排斥有理有利有节的抗争，是权宜之计。

二、清流派的“反对妥协，对外主战”

晚清的“清流党”，亦称“清流派”，一般是指清廷中19世纪中后期直言敢谏的朝官。“清流”最初是指那些职位尊隆、讽谏时政却不参与实际事务的官员。最重要的成员有张之洞、陈宝琛、张佩纶、黄体芳等。虽然他们被称为“清流党”，但实际上并不是什么严谨的党派，只是其他人对这些“清流”群体的称呼。不过这个群体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张之洞就曾是“清流砥柱”，后来思想发生转变，成为了洋务派的干将。清流派外交思想的主体是由抨击卖国行径和妥协论调、坚决主战、积极备战等成分所组成，它全面反映出清流派在其外交思想中坚持对外采取强硬态度这一特征。[8]

首先，清流派外交思想主张对外强硬，表现在抨击卖国行径、坚决主战、积极备战等，思想核心之一是“反对妥协”。中犁交涉中，清政府全权大臣崇厚在沙俄的胁迫下，擅自签订条约，消息传来，朝野上下舆论大哗，李鸿章为代表的政治集团主张“允约徐图补救”，认为“崇厚出使系奉旨给与全权便宜行事字样，不可谓无立约定议之权”，提出对条约“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因此主张批准条约，再用立法与用人来“徐图补救”。[9]清流派则一致主张《条约》必须废除，清流派的坚决立场，体现出为维护国家主权的坚定态度，从而制约了当时对外交涉，维护国家利益。

清流派外交思想中“守不如战”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族大义，是时代爱国精神的产物，但他们鲜知国际形势，极力主张保卫国土，却缺乏实际的经验，曾国藩曾评论：“自宋以来，君子好痛低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10]事实上，在许多对外交涉实际问题上，清流派通常“力主攘夷”，但所提出来的议论常常是大而空泛，没有克敌制胜的具体建议，缺乏实际意义和说服力。他们的主战的思想与李鸿章的“和戎”思想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虽然有所冲突，但是两者并非完全对立，虽然清流派缺乏国际局势认识，但是李鸿藻、张之洞等人对敌强我弱这一形势的估计，和李鸿章是相同的，清流派不是单纯的主战，只是反对李鸿章等人对外不做积极抵抗，单纯维持和局，也正因为他们明白李鸿章的才能，他们在许多涉外事件中屡屡奏请重用李鸿章，中法战争期间，张之洞在奏折中认为李鸿章“威望素重”“持重闳深”，建议他与刘铭传一起，防御“京畿门户”。[11]

李鸿章和清流派二者虽然在处理对外问题上意见不一，但是双方都一致认可“以夷治夷”。在面对纷乱的西方列强，利用列强间的矛盾争取主动权，在外交上实则是一种相当灵活的策略和手段。以夷制夷源于林则徐的“驭夷宜刚柔互用”观点，其实质是在外交上利用矛盾，争取主动权。清流派对以夷制夷外交手段持贊同态度，清流派的外交思想中也存在着对以夷制夷这种非对外强硬的赞同。尽管其所具有的幻想性远远超越了现实性，即清流派并没有认清外国侵略者在侵略国问题上态度是一致的，这些侵略国当侵华的同一性与各国间的矛盾性相撞时，必侧重于前者，但若就思想范畴而言，它毕竟丰富了清流派清议思想的内容。

清流派对外思想中的弊病便是“轻言战争”。曾国藩有言：“自宋以来，君子好痛低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12]90年代康有为仍论：“寻五十年来，……清议进议者，不深维终始，高谈战事。”[13]看来“轻言战争”实为清议的一个通病。从清流派主战完全是出于对外敌入侵的愤懑，这方面分析他们的爱国情感是不容抹煞的，但是他们尚未充分了解国际局势，又缺乏实战经验，有时主战言论就难免偏激，脱离实际。左宗棠对于“攘夷”与“和戎”的关系做过较恰当的分析：“惟刚柔之间最宜斟酌，过刚固虑做不到，过柔亦恐了不了。”[14]

简言之，清流派与以李鸿章等为代表的“和戎”派在外交思想上最关键的区别，即在于前者虽然并未完全忽略了“柔”，但他们表现出过分偏重于“刚”;后者恰恰又相反，他们不仅仅是过分偏爱着“柔”，而且是舍弃了必要的“刚”。总之我们既承认清流派的外交思想中“刚”“柔”成分俱存，但也强调其外交思想以对外强硬为主体是确定无疑的。[15]清流派的外交思想及其活动，历来不怎么被人重视。其实清流派中不乏张之洞这样对国际形势有较为客观认识的脚踏实地的人。在中法战争时期，张之洞的主战思想与中俄伊犁交涉时不同，不是以战促和，而是“以战练战”。这种思想就是建立在对法国情况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之上的，并对中国对法作战的结局有清晰的认识，并非稳操胜券。在中俄伊犁交涉中，清流派维护国家利权，积极支持修改崇厚条约，并多方谋划，其积极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中法战争中，清流派有成功之处，也有失败的地方，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16]李鸿章和清流派的外交思想归根结底是站在其不同的立场的产物，李鸿章“和戎”思想的立足现实，而清流派立场的强硬，都在无形中推进着当时历史的进程。前者的外交思想主要运用于实际的外交事务处理当中，后者则更多地发挥精神引导方面的作用。由此可见，二者并无完全的高下之分。

三、结语

纵观晚清历史，那些表面上慷慨激昂、轻言主战的清流派的主张并非绝对正确，李鸿章也并非是卖国贼。李鸿章和晚清清流党，他们一方是置身事中的实干者，另一方置身事外的评论者，双方由于分工职责过于明确且无交叉，使得双方不能客观看待对方，难以妥协。此外，长时间的闭关锁国下的清王朝，即使被动打开大门，结果也未必明朗。弱国无外交。晚清政局在列强的威逼利诱和固步自封的旧态势下逐步走向崩溃，实际上也反映了近代中国一个时代的悲剧。

参考文献

[1]陈寅恪.寒柳堂集[M].上海：三联书店，2001：223.

[2]袁伟时.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2：322.

[3]魏菱.晚清李鸿章与清流派外交思想比较浅析[J].理论观察，2017：（4）：105-107

[4]曾国藩.挺经[M].吉林文史出版社，2015.

[5]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6]万明.李鸿章“和戎”外交思想探源[J].历史研究，2010，（36）：131-132 +144.

[7]胡代聪.李鸿章外交思想综论[J].外交学院学报，2002，（03）：43-51.

[8]陈勇勤.论晚清清流派的对外思想[J].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4，（02）：23-29+88.

[9]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0]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M].崇文书局辑.卷9：33.

[11]苑书义等.张之洞全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12]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崇文书局辑[M].卷3，9页。

[13]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上册[M].中华书局，1981：118

[14]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M].卷21：30

[15]陈勇勤.清清流派思想研究[J].近代史研究，1993：43-51.

[16]吴宝晓.从张之洞看清流派的主战观点[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02）：114-117.

作者简介

毛一凡（1995.6.24—），性别女，民族：汉，籍贯：河南汝州市，学历：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