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者情怀”的诗意书写
——以宇文虚中为例

萨日朗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西安 710119）

宇文虚中是金代重要的文学大家，在金初文坛占据着独特的地位。正如金后期文学家赵秉文所言：“本朝百余年间以文章见称者，皇统间宇文公……”可见他在诗文创作中的地位。目前，学术界对宇文虚中的研究大致可总结为四个方面：基础资料整理上，宋金至清代的学者倾向于对宇文虚中的仕金行为和死因进行考证。《宋史》《金史》记载宇文虚中遭遇金人诬陷被灭族；《宋名臣言行录》《三朝北盟会编》《北窗炙輠录》记载他谋划策反事情败露被杀。在对宇文虚中诗词整理与评价方面有：金代元好问《中州集》收录宇文虚中诗50首；宋代王灼《碧鸡漫志》收录词《迎春乐》1首；金代刘祁《归潜志》收录词《念奴娇》1首；清代郭元釪《全金诗》除《中州集》收录50首诗外，收录《在金日作三首》。在诗歌评价方面，元好问认为宇文虚中的风格是步苏、黄后尘。近现代的学者善于运用上述资料进行生平事迹、籍贯族属等基本问题的整理和考证，如毛汶《宇文虚中年谱》、周惠泉的《宇文虚中及其文学成就略论》等；或分析其心理变化及文学史成就，像刘美琴《宇文虚中的悲剧情怀及其诗歌创作》、李禄峰、蔡东洲《宇文虚中与金初文坛》等。另外接续宋金至清代学者研究，继续对宇文虚中的仕金行为及死因进行考索，如熊剑平《宇文虚中间谍案述评》、周惠泉《宇文虚中新探》等，指出了宇文虚中采取曲线救国策略，实则忠诚于宋王朝；狄宝心《宇文虚中诗中的人生价值取向及死因索评》指出，宇文虚中拥有更长远的眼光与宽广的胸怀，实则超越了忠君爱国的局限，是富有大爱的仁人志士。[1]

综上所述，目前对宇文虚中的研究主要关注他的个体价值及对金初诗坛的重要影响，而对宇文虚中身份境遇转变所带来的心理变化及身处金廷，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对他作品内容风格的影响则缺乏关注。

宇文虚中的作品与其经历紧密相连，呈现出“情随事迁”的变化之态，他现存的诗文基本都是滞留北地创作的。受个人经历与时代条件影响，在其作品中流露出强烈的“客者情怀”。所谓“客者情怀”，即“独在异乡为异客”的飘零无依，身处异地、异国而导致的归属感与认同感的缺乏；小到自然景物、文化环境，大到民族认同甚至国家认同层面的隔膜。欲探寻其“客者情怀”，务先知人论世。

一、生平及仕宦经历

宇文虚中（1079—1146），字叔通，别号龙溪居士，是金代重要的文学大家。据周惠泉考证，宇文氏实乃鲜卑族后裔。据宋人楼玥《赠银青光禄大夫宇文公墓志铭》记载，宇文家族自北魏以来，成员皆官职显赫，可谓名门望族。《宇文使君墓表》中有“宇文入蜀三百年”的字句，根据宇文师献于1174年去世，可知宇文家族在唐末落籍四川，故宇文虚中自称为成都人。

宇文虚中步入仕途后，其经历可分为三个阶段：

1116年正月，宇文虚中知贡举；四月除通直郎，迁中书舍人。当时政局混乱，宇文虚中直言进谏为当权者所忌惮。1122年，除河北河东陕西宣抚使司参谋。这一时期，宋朝正与金国结成“海上之盟”，企望共同灭辽。对此，宇文虚中上书：“且中国与契丹讲和，今逾百年……女真籍百胜之势，虚喝骄矜，不可以礼义服，不可以言说诱。……臣恐中国之祸未有宁息之期也。”[2]8072宇文虚中对时势的审度极具慧眼。在宋金灭辽两年后，金就灭掉了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虚中仕为翰林学士。五月，金灭辽。十二月，金人寇边，燕山失守。宋徽宗下罪己诏，宇文虚中为资政殿大学士、军前宣谕使，奔汴保京。

靖康元年，宋徽宗传位于钦宗。宋钦宗向金朝割地求和，复以康王赵构为人质，金军退兵。同年二月，姚平仲劫金军营寨失利，金兵再围汴京。宇文虚中受命赴金营，使金人退兵，护赵构还宋。宋廷拜虚中签书枢密院事，在朝中受人嫉恨，遭到诋毁。

靖康之变，二帝被俘，宇文虚中于南宋建炎二年作为祈请使使金，为请宋徽宗、宋钦宗两位皇帝返宋，被金朝滞留北地。宇文虚中采取“曲线救主”的策略，弃清名于不顾，出任翰林学士承旨、礼部尚书等职。宇文虚中的个人命运也以仕金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南宋臣子，一心向国，不免遭受诽谤与忌恨；后期仕金，沦为贰臣。早在他入金第二年，就在《己酉岁书怀》中这样写道：“生死已从前世定，是非留与后人传。”可见他已将自己的生死名节置之度外。凛然之外，是他透过诗词的情感流露，源于滞留北地、身为贰臣所带来的“客者情怀”的诗意书写。

二、“客者情怀”的表现形式

宇文虚中现存诗词大都创作于仕宦金国之后，包括收录于元好问《中州集》诗50首，王灼《碧鸡漫志》载词2首及《宋代蜀文辑存》长文短简12篇。上述作品中频繁出现的“客”意象、独特时空观的建构，无不弥漫着“客者情怀”的忧伤情绪。

宇文虚中的诗文中“客”的意象，他或自称为客，如《还舍作》“燕山归来头已白，自笑客中仍作客”；或身居客馆，如《中秋觅酒》“那知孤馆客，独抱故乡愁”，描写自己身居客馆怀抱乡愁，孤独之感油然而生。《馆中书事》：“尚有庭花共客恨，可无尊酒慰幽芳。”诗人移情于客馆中的花草，希望借酒浇愁，客居的漂泊感贯穿全诗。早在南宋为官时，宇文虚中就对羁旅行役表现出无奈与悲哀，其《己丑重阳在剑门梁山铺》有“两年重九皆羁旅，万水千山厌远游”诗句，充分展现了这一情绪。己丑指的是宋徽宗大观三年，岁次己丑。据《宋史·宇文虚中传》记载：“登大观三年进士第，历官州县。”宇文虚中大观三年初仕，在剑门县为官。为官远游，让诗人大有悲哀忧伤情绪，相较而言，作为使臣客守异国，是比早先南宋为官宦游更易引起宇文虚中悲伤的情感浮动。受客观环境钳制，北地苦寒。金国地处北方，与江南水乡相比较，自然环境甚是荒凉。“终日之内山无一寸木，地不产泉，携水以行。”气候不仅寒冷，而且极为干旱。鄱阳人洪皓难以忍受，生长于成都的宇文虚中自然同样难以承受。

而人文社会环境更是令人难以忍受。金统治者自称孺慕汉族文明，实际对宋使的“敬意”中充满了不敬甚至是折磨。洪皓使金被扣，“悟室敬皓，使教其八子”，但遭受了“或二年不给食，盛夏衣粗布，尝大雪薪尽，以马矢然火煨面食之”的不公待遇。即使像蔡松年那般受到海陵王赏识并授予高爵的人，也经常战战兢兢，必要时刻也需诚惶诚恐地发咒赌誓“臣若怀此心，便当族灭”[2]8072，以此来标明忠心。同为滞留金国的使臣，宇文虚中的处境与他们并无差别。天会六年（1128年）宇文虚中使金被留，被羁管于云中，他用苏武的旧典把周围的环境比喻为“雪窖”；他在写给夫人的信中称：“幽囚困苦，非人所堪”，自己“须发半白，满目无亲”。他对自身处境有着清醒的认识：“度事势决不得归，纵使得归，又须在数年以后。兀然旅馆，待死而已。”政治身份的尴尬、生存状态的艰难、经历遭际的特殊，这些都加剧了宇文虚中对“客者”身份的认同和成为“归人”的渴望。

宇文虚中的诗文创作中呈现出独特的时空组合，即时间相同、空间不同的结构模式。他善于在文本中建构出同一时间下的两个空间，通过主导人物，即身为“客者”的诗人将其在对比中融为一体。例如《春日》：“北洹春事休嗟晚，三月尚寒花信风。遥忆东吴此时节，满江鸭绿弄残红。”宇文虚中建构了北洹与东吴两个空间，同处三月，东吴已是春水绿波处处生机，而北洹还是寒风阵阵萧索满目。《中秋觅酒》则更能凸显他独特的时空观：“今夜家家月，临筵照绮楼。哪知孤馆客，独抱故乡愁。”作品中同样有两个空间，时间只有一个，即中秋节。两个时空是共时，诗人作为主体，也是文本地理空间的主体。他设想在自身之外的空间，家家团圆酒筵饭席，一派喜庆祥和。而自己却身临客馆，孤独地思乡。中秋的月触发了宇文虚中的羁旅之愁与难归之苦，因此他想要寻觅一壶酒，来清洗满心的哀愁。

宇文虚中的诗文，隐约体现了厌北喜南的倾向。前代诗歌中“南北”方位词的虚指或实指难以断定，而他的诗歌创作结合自身经历，让“南北”方位词实现了完全的实指，与诗歌传统融为一体。金安辉在《<诗经>中东南西北及其对后世诗歌的影响》中提出：“当天地四方的观念在人们的心里形成后，必然伴随着一些情感活动，如崇拜、赞叹、厌恶等。《诗经》中的‘东’‘南’往往有赞美之意，‘西’有向往之意，而对‘北’则含有嫌弃、厌倦的意思。”在宇文虚中的诗歌中，南方是富有生命力的，是他故乡的所在，“不堪南向望，故国又丛台”，须得时时眺望。“花已从南发，人今又北行”，与南方比，北上的诗人流露出不情不愿之感。“南冠终日囚军府，北雁何时到上林”，与上述诗歌有异曲同工之妙。南北方位出现在诗句中，喜南厌北情绪的流露，这是宇文虚中真实生活的反映，也是他对内心苦楚最无奈的表达。

三、“客者情怀”的内涵

宇文虚中的“客者情怀”中有浓烈的对故乡故国的思恋之情，而这种情感与他强烈的使命感紧密相连，即护送二帝安全回宋。据《行状》记载：“初，公尝梦挟日以飞。”这是他梦寐不忘的心愿。《建安以来系年要录》载宇文虚中家书：“有使人行，可附数千缗物来，以救艰厄。昨有人自东北来，太上亦须茗药之属，无以应命，甚恨其负。”其中太上指宋徽宗。这说明他与二帝私下仍有消息往来，身处异国，依旧关心故主安危。通过上述文献记载，可知宇文虚中并非见利忘义之人，他胸中仍跳动着对故国的依恋之心。诗人“奉命北来祈请二帝，二帝未还，虚中不可归”，身负使命的他只能强忍悲愤，将生死名节轻看，突破“君辱臣死”的窠臼，不学屈原殉国。诗中“三韩”指金廷的韩州，当时宋徽宗、钦宗困于此处，也是宇文虚中凭身远眺的所在。但可悲的是，他的用心良苦并未受到南宋同僚的理解，洪皓为南宋使节“至上京，见而甚鄙之”。皇统二年，金廷向南宋索要宇文虚中家属，虚中子师瑗的乞留全家或谋留一子的想法俱被秦桧拒绝，被迫举家北去投靠金廷。[3]

在思乡怀国之外，长久的宦游生涯、漂泊经历使宇文虚中在诗文创作中出现尊陶倾向。宇文虚中的崇尚自然清真与陶渊明的“贵真”观点并无二致。或者说宇文虚中血液中的鲜卑血统使他不屑为文造情，而更是崇尚自然，追求“卓然浑成”的文学风气。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躬耕田园，对自身人生有充足的把控、决定权，这些正是身为“异客”的宇文虚中钦羡而无法获得的。与现实相比，在还算自由的文学天地里，他乐于运用陶渊明的相关典故，以此来获得心灵的栖息，例如“三径”“无弦琴”“白衣送酒”“东篱”等。《白菊》中“重阳好伴白衣来，五柳先生忆三径”，因友人赠送之菊而联想到陶渊明，对隐逸田园的向往溢于诗外。苏武是宇文虚中的政治偶像，而陶渊明则是他的精神寄托。旁观尘世的隐逸视角，对陶渊明的精神追随，使他完成了现实中无法满足的愿望。作为金代文学的先行者，宇文虚中贵尚清真自然的审美取向，也影响了金代的文风，并形成文学史瞩目的“国朝文派”，为金初文学创造了颇高的文学起点。

四、结语

宇文虚中自1128年请命使金，至1146年身死北地，18年的“客居”生活，使其饱受精神折磨与困苦。他似乎总是被迫接受一切，身为南宋臣子劝谏无果，遭遇谗言被迫革职远宦；出仕金国，陷入“贰臣”身份的泥沼。无力扭转境况，只得借诗歌发泄愁苦，反复表达自己的“客者情怀”。他的“客者”身份，与历代诗文中游子的羁旅情怀不同，这不是普通的思乡情结，在其背后隐藏了更多的悲怨与愁苦。如果说苏武与陶渊明是他的隔世知己，那么与友人谈禅论道则是现实的心灵避难所。“何必东皋是三径，此身天地一虚舟”，宇文虚中感念自己是金廷之客，更是人生之客。在“客者情怀”的牵动下，他崇尚情感的真实流露，情景交融，创作出豪迈沧桑、清俊刚健的作品，进而影响了金初整个文坛，使其逃脱了历代国初文学诗文绮靡歌颂之风[4]，在浮夸艳靡之外，开创了诗文创作的深沉凝练之风气，在其滥觞之时，即走向较高的艺术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