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自主性与主体的重塑
——基于阿多诺“成熟”概念的考察

宋一帆

哈贝马斯以降的社会批判理论，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根本指认在于“规范性基础”的缺失，并尝试通过一种主体间性的理论取代自青年马克思起所形成的“异化”传统——以《启蒙辩证法》为代表，通过自我保存的人类学命题，将理性的工具运用与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相一致，也就命定般地剥夺了理性的全部合理化潜能。作为推论的结果，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诺完成了对“总体性”范畴的彻底拒绝，将“理性”最终让渡给审美视角。“理性概念的轮廓就有变得模糊的危险：一方面，理论具有否定实践关系的传统沉思特征，另一方面，理论又把一种只能间接提出的理性的表现功能转让给了艺术。”(1)[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55页。在此基础上，霍耐特(Axel Honneth)认为，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是对社会理论的高度简化，除了人对自然(以及作为延伸的社会)的统治关系，无法设想重新由承认、团结、抵抗所敞开的各种“中间环节”(2)[德]霍耐特：《权力的批判——批判社会理论反思的几个阶段》，童建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5页。。在这样一幅解释图景中，阿多诺无疑是悲观主义的。

在上述解读模式中，阿多诺哲学本身的丰富性被低估了。二战结束后，在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的书信往来中，他愈发清晰地将教育，特别是以德语进行的教育视作自己的使命，这也是为了使人们对灾难的记忆与反思不至于断绝。“由于我们不能指望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