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育警价值构建的几点思考

唐 偲

（湖北警官学院，湖北 武汉 430034）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更加着重强调了文化自信的重要作用和基础性地位，优秀文化传承与转化能为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提供更充分的精神指引。公安院校作为培养公安后备力量的重要阵地，除了需要具备高等院校人才培养在知识、能力、技术等方面的条件外，更应该聚焦人才培养过程中对职业素养、职业精神的不断思考和探索。

文化育警旨在通过制度优势、道德品质、物质丰富、精神理念等全方位培养优秀干警，提升公安队伍战斗力，推动公安事业稳步发展。[1]而文化育警的理论支撑则要归结到“以文化人”的重要依据上。文化最核心的部分在于培养人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且教育目的多元互补系统论中指出，教育的最高目的是培养出最高尚的人类德行或最理想的人格，这为“文化育警”的可行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另外，英籍犹太裔哲学家迈克尔· 波兰尼在1958年其著作《个体知识》中提出了“默会知识”的概念，即“行动中的知识”，为心理学和教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而其中默会认知在“情景性”“文化性”“主体性”上的特点也给“文化育警”的实践性提供了丰富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