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罪愆到善果
——试析《古舟子咏》与《红字》中象征意义变迁的相通性

王元江 曹艺凡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61）

原罪意识是众多西方经典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在《古舟子咏》和《红字》中，何以赎罪的问题均作为重要线索和驱动因素存在。在赎罪历程的构建中，主要意象也发生了相似的象征意义变迁。《红字》中的字母“A”与《古舟子咏》中的信天翁都曾象征着主人公的罪业，又在其对人性之善与本真的追逐中化为一种善行主导下的善果。在这一过程中，赤忱善念，磨蚀罪愆；自我鞭挞，浴火重生。然而，赎罪却不等同于消罪。本文通过分析两部作品中意象象征意义变迁的相通性、赎罪伦理的相通性、罪感意识与人文情怀交织与冲突的相通性来试图探讨“罪”在《古舟子咏》与《红字》中产生出现，而后逐渐减退，最终却归于绵延的复杂历程。

一、意象象征意义更迭的相通性

1.信天翁意象的象征意义变迁

在《古舟子咏》中，象征意象信天翁历经了由负罪的烙印到赦罪的见证的转变。当古舟载着水手们驶入冰雪封山、云雾弥漫的奇寒之地时，信天翁以助其走出困境的引领者、脱离苦难的解救者的身份出现：“它吃着从未吃过的食物，/它在船的四周盘旋飞舞。/冰山轰的一声突然裂开，/舵手把船开出了困处！/”[1]70此时的信天翁被赋予了指引人类走出迷途、重获新生的使者的宗教意义。然而，老水手在无意识的混沌中用弓箭射死了信天翁。文本中“信天翁（Albatross）”“弓箭（Cross-bow）”与“十字架（Cross）”三词音韵的吻合并非柯勒律治词汇选择的偶然。信天翁死去的时刻，意象的象征意义发生了初次转变。圣灵如鸽子，弓箭所致信天翁之死演绎着十字架上的献祭。人类的罪恶没有止境，耶稣便牺牲己身以赎世间源源不断的罪愆，老水手颈悬尸鸟的情景亦是这一教理的复刻与再现。随着行文的推进，老水手因背负罪名而在群体中受到了排斥与痛恨，水手们把死去的信天翁挂在他的脖子上。被信天翁的尸体所累，老水手虽深陷罪恶的泥沼，却因失去祷告的能力而无法自救与解脱。他只能面对着无解的荒芜、无尽的死寂过着痛不欲生的“死中生”的生活。至此，信天翁意象的象征意义发生了第二次转变，它象征着不可饶恕的罪愆，难以解脱的囹圄，永无止境的诅咒。而最终，当老水手通过为水蛇祈祷获得了心灵的救赎，信天翁意象便化作老水手赎罪过程的见证，亦是其善行主导下的善果：“就在这一刹那我能够祈祷/而我的脖颈也能自由活动/信天翁从我的脖子上落掉/像一块铅一样坠入水中/”[1]81。

2.红字“A”的象征意义变迁

在《红字》中，字母“A”是主要意象，亦是串联故事的灵魂。起初，海丝特因触犯通奸罪受到清教社会的贬斥与羞辱，需要终生佩戴字母“A”（Adultery）以示惩戒，它象征着困厄与罪愆。但深藏于她心中的字母“A”则象征着忠贞不渝的爱（Amour）与她深爱的丁梅斯代尔（Dimmesdale）。她在赎罪之路上永葆初心，广结善缘，终于，字母“A”也不再是禁果（Apple）的屈辱烙印，转而成为能干（Able）、值得尊敬（Admirable）的象征。丁梅斯代尔与海丝特的女儿：珠儿（Pearl）则是生动鲜活的红字“A”，是红字的另一层含义。她初诞于人间时，教廷将她视作不洁的象征，魔鬼的化身，罪愆的缩影。然而，在海丝特的精心抚育下，珠儿成长得勇敢而炽烈，像是重重桎梏下傲雪欺霜的雪莲。

《古舟子咏》与《红字》中，意象象征意义的变迁是主人公的命运、主题的走向、作者的意念交织的产物。死去的信天翁是亵渎圣灵招致的惩戒，触目惊心的红字“A”是含垢忍辱的负累，两者皆是罪愆的象征，但它们也都随着主人公的赎罪之路转化为善果。在虔诚的祈祷中，信天翁倏然落下；在爱与坚守的岁月里，鲜红的字母“A”早已闪烁人性的光辉。

二、赎罪伦理的相通性

1.赤忱善念，磨蚀罪愆

在《古舟子咏》中，主要意象作为罪愆的象征意义因老水手射杀信天翁而起，又因他真诚为水蛇祈祷，获得心灵沟通的能力而转化为善果。在赎罪的过程中，他重新找寻、展现了人性的真诚与善良。在《红字》中，纯善真挚亦是影响赎罪历程的因素之一。海丝特因通奸罪被宣判于众，那醒目而骇人的红字“A”时刻昭示着她的罪行。假如她因此自暴自弃，麻木堕落，便无法得救。然而，海丝特始终坚信真爱无罪，她广施仁爱，用自己的爱与善良关怀、温暖、打动着身边的人们，成就了一座精神性的灯塔。虽然忍受了最初的屈辱与被千夫所指的羞赧，但她直面罪性，诚实磊落，追随内心宝贵而真挚的情感，用虔诚的忏悔与不懈的善行弥补罪行，亦更彰显其所作所为的自然神圣性。但她因对丁梅斯代尔深沉的爱而拒绝将其供出，他也正因此无法得到救赎。对于受罪性奴役之人的断定在此得以体现：人无法自救，除了信仰。[2]117丧失了“因信称义”的信念，罪感的阴霾便似鬼魅般如影随形。他陷落这孤独而隐秘的罪恶中无法自拔，只因他已丧失了最重要的赎罪宝券：一颗赤诚的真心。

2.自我鞭挞，浴火重生

丁梅斯代尔在无数夜晚纠结徘徊，想要向大众坦白一切，却又害怕遭到唾弃与谩骂。“公众对他的景仰是如何折磨着他，那痛苦是难以想见的！他的真诚的冲动就在于崇尚真理，并把缺乏以神圣本质为其生命的一切生物视为阴影，从而否定其分量或价值。如此说来，他自己又是什么呢？是一种实体呢，抑或只是所有阴影中最昏暗的一个？”[2]91-92他饱受心灵与肉体，自身与外界的双重折磨，只能通过潜意识里的自我鞭挞完成部分救赎：自己烙出一个“A”字。但最终，他终于承认罪行，用惊人的信仰力量超越了对俗世的恐惧。他将隐秘的罪行公之于众，以殉道的方式完成了道德的新生，也获得了精神的解脱。

至此，在这两部作品中，除了人性的坦诚之外，还隐藏着另一种引领赎罪之徒的共同因素：自我鞭挞。不仅仅是丁梅斯代尔，海丝特的赎罪之路也充斥着自我鞭挞的色彩。她本可以选择逃离那片清教徒的聚居之地，抛却蒙受的屈辱，挣脱教条的束缚，但她却执着地选择留下。她在备受屈辱的苦难中获得了一种道德性的悲悯力量，获得了精神的新生。“她对自己说，这里曾是她犯下罪孽的地方，这里也应是她接受人间惩罚的地方；这样，或许她逐日受到的耻辱的折磨最终会荡涤她的灵魂；并产生出比她失去的那个还要神圣的另一个纯洁，因为这是她殉道的结果。”[3]痛苦与欢乐，绝望与希冀，就这样密不可分地交织着，谱写出一首生命的壮歌。海丝特也正是利用这种自我鞭笞实现了灵魂的洗礼与升华。自我鞭挞在《古舟子咏》中的体现便是老水手的“死中生”：“孤零零，孤零零，寂寂一身，/茫茫的大海上孤零零一人！”“万千个污浊之物仍然活着；/还有我，在这里苟且偷生。”[1]79无论是丁梅斯代尔的自我摧残，海丝特的执着停驻，还是老水手在尸横遍野中被迫受难的鞭笞，都使得主人公在苦难中迎接痛楚的洗礼，织就了通往救赎的荆棘血路。

3.半生流浪，永世孤独

然而，在这两部作品中，赎罪的完成均不意味着罪恶的终结，这也揭示出人类罪愆永世的延续性。在《古舟子咏》中，即便老水手最终得救，返回故乡，却无法摆脱萦回的精神诅咒：“顿时，难以隐忍的痛苦/嚼蚀着我的臭皮囊一副/迫使我讲述发生的故事/这样我的心才悄悄然释/从那时起，不定某个时刻/剧烈的痛苦又会把我折磨/直至我讲完这恐怖的故事/才会熄灭心中燃烧的烈火/”[1]95在未来的日子里，他将要遵从宿命，向看客们一遍遍讲述赎罪的历程与救赎的故事，而作为流浪的传教士进行重复性的讲述便是他赎罪历程的续篇。人类的流浪原型可以溯及始祖，亚当与夏娃受蛇蛊惑，偷吃辨识善恶树之果，被驱逐出伊甸园，被迫永远地离开了人类的精神家园。从此之后，人类不得不颠沛流离，苦苦奔波于充斥着苦难的世俗世界。后来，亚当、夏娃被流放的宿命得以扩展，进而该隐被塑造出来，成为流浪者的隐喻。在《红字》中，海丝特弥补了有形的罪恶，却无法荡洗无形的罪愆：她仍遭受着旁人的退避与精神性的孤立。但背弃圣约之人，在犯下罪愆之时，就将灵魂出卖给了撒旦。赎罪不是消罪，所以老水手和海丝特，一个归于半生流浪，一个注定永世孤独。

三、罪感意识与人文情怀冲突、交织的相通性

1.《古舟子咏》中亵渎意志与忏悔意念并存

柯勒律治认为老水手的行为是有罪的，也给其赎罪的机会。信天翁意象象征意义的变化是诗人原罪意识与悲悯情怀矛盾、挣扎与调和的反映。老水手射杀前来解救的使者，背负圣灵之死的重荷，又因圣洁的祈祷而得救，依仗永恒的传教而存活。这宛如移画印花法的映照颇有深意：因亵渎犯下的罪恶，必将用忏悔赎回。而创作何尝不是另一种教理的传播，老水手何尝不是柯勒律治本人的另一形态，诗人将亵渎意志与忏悔意念一并注入这首咏诗，成就老水手亦其本人的救赎之路。

贯穿全篇的“罪与罚”的概念，在西方文明的演进过程中，逐渐囊括了大量的人性矛盾与冲突，得以泛化；在实践意义上，它逐渐成为深入人心的普世性文化概念。西方作家无法克服他们笔下人物犯下罪行的冲动，却又无比悲悯，不忍心看着他们笔下的人物受到惩罚。这也印证了西方文学中一个重要的文化特质：罪与罚的心理相互交织，渎神意志与忏悔意念共存。[4]

2.《红字》中含混的罪性

《红字》中亦饱含着罪性的悲悯。霍桑虽深深喜爱与同情海丝特勇敢洒脱、追逐自由的浪漫主义精神，却依然承认其罪性。他既用文字给海丝特定罪，又在字里行间流露出足够的爱怜与尊重。他断言海丝特的行为给周遭的人带来了无法挽回的痛苦，却用欲望的罪恶、无意的过失等说辞为其开脱。他既遵照原罪论的理念，又预判了救赎的路径，珠儿的存在本身亦是离经叛道的自由精神的体现。霍桑与柯勒律治如出一辙的罪愆与善念的调和，赦罪与赎罪的挣扎，模糊又含混的罪性义界，便是“罪”之界说的再现。

《红字》展现出的与《古舟子咏》多方面的相通性实则有迹可循。理查德（Fogle，Richard H.）谈到，根据在塞勒姆阅览室（Salem Athenaeum）找到的阅读清单，霍桑曾阅读了包括雪莱、济慈、柯勒律治在内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诗歌，以及柯勒律治大量的批判性与哲学性散文，并对其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的吸收。[5]而柯勒律治思想中有关理性与直觉、人与自然关系的种种阐释满足了美国超验主义建立新的思想框架的需求，被逐渐接受和广泛传播，成为超验主义思想运动产生、发展的助推剂。美国超验主义群体包括爱默生、梭罗、钱宁、霍桑等人组建了被后世称为“超验主义俱乐部”的非正式团体，以定期集中交流学术问题。[6]

四、结语

背负罪愆的人，在犯下罪恶的时刻，就仿若将灵魂作为当物抵押给了“世界”这座典当行，唯有偿还当金，赎清罪恶，才能重获自由，迎接新生。怀揣赤忱之心，抱朴含真，罪愆在无形中渐有消融。而自我鞭笞的舍身之举，则是将肉体的享受与精神的欣愉燃烧殆尽，以期赎回一个更圣洁的灵魂。在《红字》与《古舟子咏》中，红字“A”与信天翁便是这一赎罪之路的见证，并随之由罪愆的象征转化为善妙之果。然而，赎罪不是消罪，海丝特的孤寂与老水手的漂泊折射出罪愆无止境的延续性：出卖灵魂的后果，便是赎回残缺的灵魂，再用一生去追寻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