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主体间性下斯奈德寒山诗的英译

夏 茜

（西安外国语大学 陕西 西安 710100）

寒山是盛唐时期的一位僧侣诗人，诗作语言通俗，属于口语体的白话诗，在注重诗歌格律的传统古代，从未受到主流文化的重视。寂寂无闻的寒山在宋朝才崭露头角，一直到19世纪20年代的白话文运动之时，学者胡适将寒山纳入诗人行列。但就是这位在国内不见经传的诗人寒山，在海外却备受追捧，其地位甚至可以与一代诗圣杜甫比肩，他的作品也风靡于欧美和日本，属于典型的“墙内开花墙外香”。本文依据现代阐释学中译者主体间性的理论框架，对寒山诗翻译中的作者、译者和目标语读者三者进行的沟通交流进行探究，进一步地揭示寒山诗的成功译介原因。

一、文献综述

寒山诗的英译据统计有近10种，其中垮掉派诗人加里·斯奈达的翻译的24首诗传播范围最广。此前，学界认为1954年的英国汉学家韦利（Arthur Waley）译本出现时间最早，实则不然。学者耿纪永[1]根据相关史料，将寒山诗的英译往前推到了1930年，美国汉学家亨利·哈特（Henry Hart）曾翻译过一首寒山诗。

国内寒山研究最早是在1982年，学者赵毅衡[2]以其自身与译者斯奈德的会见为引子，简要介绍了斯奈德受东方诗歌的影响，以及在垮掉派诗人中脱颖而出的缘由。此后关于寒山诗的研究，一是分析译者斯奈德受中国文化影响，例如区鉷[3]、刘生[4]；二是分析译者斯奈德和诗人寒山的思想共通之处，并对翻译现象进行解读，进而体现译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例如张慧玲[5]、乔莉萍和刘思佳[6]；三是对寒山诗翻译在外传播的分析，包括社会环境、读者接受等，例如胡安江[7]、鲍晓英[8]、周晓琳和胡安江[9]。其中，国内研究寒山最权威的学者——钟玲教授关于寒山诗英译及译者斯奈德的讨论已发文献数十篇，专著4本。另外，学者许明[10]对斯奈德英译寒山诗底本进行过多方位的考证，基本确认了1928年日本东京审美书院出版的宋刻影本《寒山诗集》为斯奈德英译寒山诗时使用过的重要底本。这对寒山诗英译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二、翻译间的主体间性

寒山诗在美国的影响之大，“不仅以斯奈德为代表的诗人群体，甚至当时的美国民众也以懂中国诗和儒、道、禅的哲理为荣，他们对寒山和充满禅机的寒山诗自然就会衍生出无尽的好感来。由此，源语文本、译者、译本和目标读者在这样一个翻译场中达到了空前的和谐”[7]65。本文分别从作者与译者之间的关系、作者与目标语读者的关系及译者和目标语读者的关系来探讨寒山诗影响及影响之大的原因。

1.作者与译者——寒山与斯奈德的灵魂相通

斯奈德就是一个活脱脱的现代“美国式的寒山”。译者在众多的中国古代诗人中找到寒山，深谙其思想与心境，并将其中所散发的意义和心境一一表述出来。可以说，寒山诗体现了斯奈德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创作观，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实现了译者和作者视界统一，达成了翻译过程中的第一次视界融合。

寒山生活在大唐盛世。据传家境优渥，青年时科举落榜，遭家人冷落。碌碌不得志的寒山逐渐心灰意冷，入山作了隐士。其流传诗作300余首，项楚《寒山诗校注·前言》[11]中认为寒山诗从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世俗诗与宗教诗。在宗教诗中，寒山创造性地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丰富内容，造就了“寒山空境”的境界。诗人置身于山野之中，将俗世之事抛于脑后，细心体察感悟万千世界的奥妙。清修在寂静悠远的寒山，心中既感慨万千又包罗万象，将此时平和的心境在诗中物化，便呈现出一种空寂之感。诗歌中处处可见寒山的禅悟观，“寒山诗体现了一个消除二元对立、恢复本来面目的精神视界”[12]。

再观译者斯奈德。早在青年时期就开始研究中国诗歌，后翻译了寒山写的24首禅境诗，在其发表的《砌石与寒山》序言里称寒山为“衣衫褴褛的中国隐士”，并介绍寒山诗用古朴清新的唐代俗语写成，充满了道家、儒家和禅宗的思想。斯奈德醉心于禅宗，主张无暴力、亲近自然，还曾亲赴日本学习。他常年居住于山林之中，过着隐逸而安静的“隐居生活”，对中国佛道文化中隐士诗十分喜爱，着迷于诗中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境界。这种喜爱不仅体现在斯奈德对寒山诗的推崇，还体现在其创作里；他借鉴中国诗歌描写景观的诗风意境，大肆渲染，还得以窥见中国山水画的意蕴。

于此可见译者和作者都乐于投身清新隐逸的山林之中，享受大自然所带来的意境之美；都受到道家禅意的熏陶，醉心思索。斯奈德心中的荒野就是寒山心中的寒山，象征诗人与大自然的律动，象征着自由与解放。另外，在诗歌所运用的语言上，斯奈德借鉴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文体特征，使用意象并置的翻译手法，背离英文的用法习惯；还在诗歌使用大白话，而且常常掺杂“垮掉一代”的俚语，这一点也与身处于推崇诗歌韵律的寒山极为相似。

2.作者与目标语读者——寒山与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共鸣

寒山从安逸富足到贫穷困苦，逐渐看透了俗世过往，寻求解脱，避世隐居，在幽闭的山林中，一心钻研佛法、修习禅理，作诗抒情。他看淡功名利禄，任性随意地生活，得到了安宁和乐。后有学者在分析寒山的人生感悟时，提到寒山衣着随意，粗茶淡饭，从不讲究衣食住行。据《寒山子诗集序》记载，寒山是个真正的贫士；他留着长发、衣衫褴褛、乞讨为生，还时常独自言笑、大声叫唤，并与村中牧童混在一处嬉笑打闹，这在当时的国清寺僧众看来是非常疯癫的行为，因此每当寒山出现，寺僧就会将他打骂出去。

寒山简朴的生活状态给予了一代青年人以深深的依靠寄托，青年人在寒山身上找到了慰藉和救赎。他们对本真的我的追求，与当时美国社会文化的激烈震荡分不开。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物质文化极为丰富，随之带来的环境污染，犯罪和就业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20世纪50年代后，发生了以反对美国社会主流文化制度为中心的垮掉运动。这期间，一批挑战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青年群体，身着奇装异服，发型古怪，粗话连篇，放荡不羁，酗酒吸毒，甘愿忍受贫穷，困苦不堪，与寻常循规蹈矩的青年人形成了巨大的对比，他们就是参加这场运动的主力军“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

例如，垮掉派文学的代表作《在路上》，主人公看似疯狂的行为，实则潜藏着对新的生活方式的寻觅，对新的人生价值观的思索；他们正是要在现实中搜寻一个窗口，寻找一个崭新的自我。“他们虽然具有叛逆性格，这一代的优秀代表人物并没有沉溺于酗酒吸毒性放纵，更没有自虐性地欣赏自身的苦痛，他们的极端生活方式也是他们对背叛美国民主精神的主流社会的蔑视和抗议”[13]。寒山异于常人的举止、玩世不恭的态度、对现实的回避，对生命的思考，对自然地追寻，恰恰符合垮掉一代的思潮。斯奈德笔下的寒山变成了一位垮掉的“英雄（a beat hero）”及反文化的先锋。他们的心境与寒山不谋而合，亟须从狂热的物质生活中解放出来。他们从寒山的诗歌感受东方文化博大、领悟人生真谛，率性地活在自然之中，获得心中的平静和心灵的慰藉，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

3.译者与目的语读者：斯奈德与垮掉的一代生活诉求

译者为了使自己的译作符合译入语的主流，取悦多数读者，通常会选取那些符合译入语诗学的作品来译。翻译中，译者的身份和个人经历皆影响着翻译的创作过程。

斯奈德不仅是一位隐逸诗人，又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和理想主义者。对斯奈德来说，寒山就是中国禅宗佛教的垮掉派诗人。他对于世间疾苦有着真实深刻的体悟和感受，在诗中警醒世人离苦得乐，唤醒人们的迷蒙之心，激发起读者对生活的探索与思考。肖明翰曾指出，垮掉这场运动的真正意义在于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叛逆，在于对加强普通美国民众的社会意识和道德理念所做出的可贵努力，在于传统价值观念崩溃后，在现代世界里对维护并发展人性所做的精神探索。而垮掉的一代反对正统的中产阶级价值观思想，蔑视物质主义，挑战权威，渴望寻找自我，寻找内心。正是因为禅宗提供了一种迥异于传统西方哲学的感知认识，再加上寒山疯狂滑稽、灰头土脸的悟者形象与读者——垮掉的一代所追求的“群众英雄”相符合，才为处于危机时期的美国文化所需。译者斯奈德在300多首寒山诗中选择了24首禅意的诗，试图用中国文化中追求人格完善、人与自然的和谐因素，“继而矫正战后高度工业化对人的物化与异化”。

此外，他致力于环境保护工作，曾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以《地球母亲》一诗发言，其中包含的都是关于环境的数据性的资料。从译者参与的社会活动中不难发现译者非常乐于发表自己的感悟和主张，通过自身的行动将自身理念传播给家国社会，进而呼唤美国公众。这也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的进程一脉相承。译者正是从目的语读者角度，紧跟时代脉搏，完成了翻译过程中的第二次视界融合。

三、结语

美国人对寒山诗青睐有加，诗歌的影响一直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垮掉运动”和“旧金山文艺复兴”延续至今。译者斯奈德与原作者寒山在思想上有着莫大的相同之处，这便为译者全面理解原诗精神提供了基础，达成了第一个视界融合。其后，译者从时代背景出发，抓准目标语读者，精准定位作者寒山和目标语读者的共通之处，并结合文本巧用翻译策略并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特征，达成了第二次视界融合。这使寒山诗在英语世界获得了很大的影响。现如今，中国综合国力大增，文化也在输出；因此，寒山诗在国外传播这一先例在今天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显得格外有借鉴意义。

学者胡安江曾表示，“文本旅行通常会遭遇三种结果：一是水土不服，惨遭遗弃；一是被东道国同化，失去自我本色；再者就是有机地融入东道国的文化体系，与东道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合而为一”[7]67。寒山诗的传播明显是最后一种。但目前，向海外传播的文学作品“一般通过‘多轮动’的译介主体模式，即官方、本土译者和国外汉学家或汉学机构通力合作，依靠学贯中西的汉学家，采用中外合作的方式翻译，双方取长补短，取得较好的效果”[14]。但此种传播方式不仅受到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更是耗资费神，除资深一线作家之外，其余国内众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依然难以搭上漂洋过海的快车。通过翻译主体间性研究，对未来参与翻译过程的主体有着启示意义。首先，国内作家要拥有全球视角，既要传播中国文化，又要深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创造合乎语境、合乎时代的文学作品；译者更是要审时度势，准确定位读者群，坚持平等、尊重差异性，与其他主体进行积极对比，反复权衡利弊，使译文充分发挥和谐的创造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