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语境中工匠的主体重构与角色转变
—— 以安顺苗族蜡染工匠为例

王明月

一、引 言

作为传统工艺的核心载体，工匠是传统工艺振兴的关键力量。当下越来越多的传统工艺走出原生文化，在旅游消费、艺术世界等领域发生意义流动与技艺重构，呈现出流动性、异质性和多元性等后现代特征。2017年3月，国务院发布《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将传统工艺在现代生活中得到新的广泛应用作为主要目标。传统工艺的多元发展与跨界融合已成为传统工艺发展的重要趋势。这既凸显出国家对传统工艺发展的重视，也意味着传统工艺进入后现代发展的新时期。我们不禁要问的是，新时期传统工艺的发展需要怎样的工匠，又如何培育符合时代要求的工匠。

这一问题关涉的是，工匠在传统工艺后现代发展过程中的主体特征和角色定位。国内学者已经从三个方面对此展开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富有洞见的观点。首先，有学者从工匠的社会身份入手，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旅游商品化等多元背景下，观察并分析工匠的社会身份的转型及多元化问题。①[英]罗伯特·雷顿、田源：《山东莱州民间传统手工艺发展现状调研》，《装饰》，2017年第11期。其次，有学者从工匠的文化特征入手，分析在多元文化碰撞的过程中工匠的知识多元化、混杂化的发展趋势。②毕传龙：《艺人、商人、传承人：北京珐琅行业能人的知识结构与社会资本》，《文化遗产》，2015年第3期；张朵朵：《隐性知识：传统手工艺设计创新研究的微观视角》，《装饰》，2015年第6期。再次，有学者聚焦于工匠在实践中个体能动性的增长，阐释他们在传统工艺后现代发展进程中的自我认同建构与制作活动。③龙良富：《文化资本视角下民族青年传统技艺的积累和转化——旅游发展中个体的社会实践》，《广西民族研究》，2018年第5期；荣树云：《“非遗”语境中民间艺人社会身份的构建与认同——以山东潍坊年画艺人为例》，《民族艺术》，2018年第1期；王明月：《身份与手工艺生产：传统手工艺的生产机制研究——基于布依族蜡染技艺的讨论》，《民族艺术》，2017年第3期。总之，学界已经注意到后现代语境中工匠在社会身份、文化特征和实践的能动性等方面的变化，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启示。不过，当前研究仍需要在以下方面深入探讨：其一，研究虽然关注到后现代语境中工匠新的主体特征，但并未就其主体特征的重构过程进行深入探讨；其二，研究大多囿于工匠本身，并未对工匠在传统工艺后现代发展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展开深入剖析。对这两个问题展开探讨，有助于深化理解传统工艺后现代发展过程中工匠的主体特征和角色定位，明确当代工匠的培育策略与发展方向。

笔者认为，这两个问题可在对工匠的社会生活实践的剖析中得到解答。工匠是嵌入社会生活的造物者，传统工艺的传习与制作活动便是他们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方式。工匠的主体特征重构是在其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而工匠在传统工艺后现代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影响也可以通过他们的社会生活实践体现出来。因此，工匠的社会生活实践为解答以上问题提供了切入点。

安顺苗族蜡染是贵州省安顺市苗族民众世代传承的重要手工技艺。20世纪60年代以来，安顺苗族蜡染一方面在当地苗族生活中发挥着族群认同的符号作用，另一方面在国家与地方政策的影响下向旅游工艺品方向衍生发展。我国很多传统工艺正在经历这种后现代发展的过程，安顺苗族蜡染实则是这一类型传统工艺发展的缩影。本文将通过对安顺苗族蜡染工匠的社会生活实践的“解剖麻雀式”分析，阐释传统工艺后现代发展进程中工匠的主体特征重构过程，分析工匠在传统工艺后现代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以期对传统工艺振兴有所助益。①本文基于笔者2017年和2020年在安顺西秀区和普定县的田野调查资料。

二、从村落生活到多元生计：安顺苗族蜡染工匠的生活变革历程

（一）苗家生活：历史时空下的安顺苗族蜡染及其工匠

历史上，蜡染曾为安顺苗族多个支系广泛使用。1987年，考古学家在安顺市平坝县棺材洞考古挖掘出苗族彩色蜡染殉葬服。经过C14测定，当地苗族最迟在公元11世纪便已经掌握并运用蜡染技艺。②安顺市西秀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安顺市西秀区苗族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36—339页。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续修安顺府志辑稿》曾详细描述清咸丰至宣统年间，安顺府的花苗③《续修安顺府志辑稿》中记述的花苗服饰主要指现在安顺苗族支系“小花苗”的服饰。和水西苗（当地又称“歪梳苗”）在服饰中对蜡染的使用情况：“花苗……短裙先以蜡绘花于布而染之，既染，去蜡则花见；水西苗……女子短衣窄袖，衣裙皆绘花，背负一格棒。”④任可澄：《续修安顺府志辑稿》（整理本），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1页。对这两支系苗族民众而言，直到20世纪70年代，蜡染仍然是满足他们日常实用和仪式需求的重要手工技艺。西秀区核山村小花苗妇女王凤英至今仍保留着她在那个年代绘制的蜡染被单。这件被单虽然已经破损，但是却诉说着它满足家庭日常所需的过往故事。与此同时，蜡染被视为在仪式中与祖先沟通的重要符号，小花苗和歪梳苗在婚礼和葬礼等重要生命礼仪都需要穿蜡染服装，而且这种蜡染服装在图案、线条、工序、染色度等方面都有较为严格的规范。

这一时期，部分小花苗和歪梳苗的女性在孩提时就在长辈的指导下习得了蜡染技艺。她们一方面满足着家庭的蜡染需求，另一方面也应亲属和朋友的请求帮其绘制蜡染。西秀区核山村小花苗妇女杨万群在20世纪70年代便经常给同村朋友绘制蜡染，她讲：“原来的时候，我妈经常都是做我们家（指“小花苗”）的蜡染，经常帮别人画，后来我妈就让我帮村民们做。村民们找我画蜡染，我画好多天他们就帮我做好多天工，工分就我得了。我说，反正我画的东西虽然不啷个艺术，但始终是我一片心意，你们不嫌弃就拿来，嫌弃就找其他人。”①访谈人：王明月；访谈对象：杨万群；访谈时间：2017年4月9日；访谈地点：安顺市西秀区核山村杨万群家中。虽然帮他人画蜡染会有相应的工分补偿，但是对她而言，这并不是一种生计方式，而是一种责任或情感的表达，是连接家庭成员、亲属和朋友的重要纽带。

（二）走出苗寨：商品化初期苗族蜡染工匠的生活变革

这种自给自足和亲朋相帮的蜡染发展状态，随着商品经济的介入而逐步被改变。部分掌握蜡染技艺的小花苗女性②安顺苗族蜡染中只有小花苗蜡染接受了出口创汇和旅游商品化再造。安顺的歪梳苗蜡染并未参与其中，始终维持在族群生活中使用的状态。2000年前后蜡染完全被机制蜡染取代，基本消失于歪梳苗的生活中。在本文中不再进行论述，特此说明。随着蜡染的商品化发生了生活的变革。

1.从出口创汇商品到旅游工艺品：蜡染商品化初期的工匠“务工潮”

20世纪60年代，正值手工艺品出口创汇的重要时期，安顺苗族蜡染也在这一时期向出口创汇商品转变。1965年，安顺市民族工艺厂在小花苗蜡染图案的基础上设计出蜡染工艺品。这些产品在当年的广交会上受到法国和日本客商的青睐，赢得了第一笔出口创汇订单。这揭开了安顺苗族蜡染商品化的序幕。

作为出口创汇商品，蜡染的消费者从苗族民众转变为国外消费者。设计师不得不根据国外消费者的审美偏好对小花苗传统蜡染进行修改。时任安顺市民族工艺厂设计师的洪福远讲：“民族的东西太纯粹的话，外国人也看不懂，我们就加了一些他们喜欢的观念和现代的图案设计。”③访谈人：王明月；访谈对象：洪福远；访谈时间：2017年4月25日；访谈地点：安顺市西秀区福远蜡染公司。这种改良后的产品受到客商的喜欢，因而订单量也很大。为了在期限内完成订单，民族工艺厂在城郊临时雇佣会做蜡染的小花苗女性，请她们按照制好的版式画蜡，并以一定的工钱作为报酬。小花苗的蜡染工匠便这样初次参与到安顺苗族蜡染商品的生产之中。不过，蜡染出口创汇商品在计划经济时期总体上处于较为缓慢的发展状态，小花苗的蜡染工匠也基本停留在“打零工，挣散钱”的状态。

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安顺苗族蜡染此前的发展状态，也给掌握蜡染技艺的小花苗女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变迁。这一时期，国内消费市场逐渐开放，旅游业也逐步发展起来。相较于出口创汇市场，国内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越来越有吸引力。因而，安顺市的蜡染厂围绕旅游消费需求，开始在小花苗蜡染基础上设计并生产蜡染旅游工艺品。这些产品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销量逐年递增。根据安顺地委轻工局档案记录，安顺蜡染总厂1988年订货量便从1977年的8.16万米增加到55.72万米。面对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安顺市在民族工艺厂、蜡染总厂之外，先后成立了镇宁县蜡染厂、普定县蜡染厂等多家国营或集体性质的蜡染工艺品生产企业。此外，一些私营蜡染厂也逐渐出现。这迅速扩大了对专职画蜡工人的需求。

对于小花苗女性而言，这是一份令人心生向往的工作。此时，安顺城郊的民众从计划经济的限制中解脱出来，获得了更多的生计选择。城郊的小花苗村寨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新技术的大量运用，农事劳作所需的用工数量大为减少。越来越多的小花苗女性从农事劳作中解放出来，希望找到新的赚钱养家的机会，而蜡染厂的用工需求恰恰给她们提供了这个机会。当时，核山村（当时为“核桃村”）、罗家元、大山脚、汪家山等小花苗村寨的妇女纷纷到蜡染厂应聘画蜡工人，兴起了蜡染“务工潮”。

然而，做画蜡工人并不是一件“来之即战”的事情。蜡染旅游工艺品虽然脱胎于小花苗蜡染，但是在设计再造后已经与小花苗传统蜡染存在很大差异。对于旅游消费者而言，蜡染不是小花苗民众表达认同的仪式用品，而是满足他们审美需求和异域风情想象的旅游商品。安顺地委轻工局20世纪80年代的档案保存着一份反馈信，是上海工艺美校的消费者写给安顺蜡染总厂的，信中如是评价蜡染商品：喜欢蜡染，尤其喜欢蓝白蜡染、典雅风格。小花苗传统审美标准是没有“典雅”等词汇的。可以说，旅游消费者们用一套新的审美标准对产品做出了评价。也正是在新的审美标准引导下，设计师们对蜡染旅游工艺品进行了造型图案、生产工序等方面的全新设计。以造型图案为例，为了符合旅游消费者的审美，洪福远等设计师便将几何图案与小花苗传统的花鸟鱼虫图案综合运用，创造了几百幅新的蜡染图案。这些生产工艺上的变化，使蜡染旅游工艺品与小花苗传统蜡染完全区分开来。

进厂做工的小花苗女性对这些新的生产工艺是较为陌生的。因此，在进车间做工前，工厂对她们进行了严格的训练。杨万群于1988年进入蜡染总厂工作。她回忆道：“我进厂后要先进行培训，都是厂里熟练工人来教，教我们画段布、画壁挂、画衣服这些，只有合规格了才能进车间干活。”①访谈人：王明月；访谈对象：杨万群；访谈时间：2017年4月9日；访谈地点：安顺市西秀区核山村杨万群家中。此外，由于蜡染工厂主要从事批量化生产，工人必须要严格按照订单的标准画蜡，否则便无法达到生产质量。为此，工厂对这些小花苗女性的生产管理也非常严格。对于习惯了相对自由的农事劳作的小花苗女性而言，这是很不习惯的。她们中的一些人便因为无法接受工厂的管理而辞职归家。不过，大多数小花苗女性都成功地适应了蜡染厂的工作环境，过上了朝九晚五的做工生活。

2.小花苗传统蜡染的商品化与手工业群体的自发形成

小花苗传统蜡染在向旅游工艺品方向发展的同时，自身也发生着商品化的转变。改革开放以后，小花苗民众普遍接受汉装，除了幼儿使用的背扇，传统的蜡染服饰大部分远离了日常生活。但是，蜡染服装依然是他们在仪式中与祖先进行识别和交流的符号，在一些重大的生命礼仪（如婚礼、葬礼）中得以保留。因此，小花苗民众对传统蜡染的需求仍然很大。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小花苗传统蜡染也开始作为一种商品进行市场交易。杨昌英家住罗家元，是早期从事小花苗传统蜡染手工业的女性。她回忆道：“我们一开始七八个人在老大十字摆摊，别人喜欢就去我们家里买。后来大家说，形成个市场，晓得的人可以来，不晓得的（人）也可以过来看看。”②访谈人：王明月；访谈对象：杨昌英；访谈时间：2017年4月29日；访谈地点：安顺文庙。随着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小花苗民众对蜡染服装的需求量日益高涨。越来越多的小花苗女性看到了其中的商机，开始以小花苗传统蜡染手工业为生。在长期的市场贸易中，这些手工业者形成了默契，约定俗成地确定了小花苗传统蜡染的开集时间、地点以及各类蜡染商品的价格区间。就这样，小花苗传统蜡染的手工业群体在20世纪80年代也逐渐形成了。

（三）深度融入市场：安顺苗族蜡染工匠的职业分化与转型

20世纪90年代，安顺蜡染旅游工艺品从繁荣走向了萧条。商品化初期的繁荣掩盖了蜡染旅游工艺品市场管理经验不足的问题。国营和集体蜡染厂因管理体制的僵化而走向衰败。与此同时，私营企业相互抄袭蜡染图案，引发了恶性竞争。20世纪90年代末，安顺蜡染旅游工艺品出现了严重的发展危机。国营和集体蜡染厂纷纷倒闭，四处林立的私营蜡染作坊也大量关门歇业。安顺蜡染旅游工艺品的发展进入了“寒冬”。

这种现状打破了小花苗女性刚刚形成的进厂做工的生活节奏，迫使她们重新规划个人的生计。掌握蜡染技艺的小花苗女性最终走向了四个不同的方向：其一，一些人在其他私营的蜡染厂找到了做工的机会，继续着画蜡的职业生涯。其二，在蜡染旅游工艺品市场水深火热时，小花苗民众对传统蜡染服装和背扇持续的需求，维持着小花苗传统蜡染手工业平稳的发展。一些人在离开蜡染厂后便转而以小花苗传统蜡染手工业为生。其三，另外一些人利用做工时积累的生产经验和人脉关系，尝试着开办了蜡染厂。对于这些人而言，这是一段充满坎坷的经历。王月圆便是其中之一，她从安顺蜡染总厂辞职后，决定自己开办作坊。初办厂时，王月圆与他人合作在西藏布达拉宫卖蜡染。然而，由于管理经验不足，西藏商家订购的蜡染服装都因为染布失误而无法交工，这一次失误使她赔了本钱，作坊几乎倒闭。类似的失败经历是大多数开办工厂的小花苗女性共享的。也正是在经历过这些后，她们中的一些人坚持了下来，逐渐具备了经营一家工厂的能力。其四，还有一些人从蜡染厂离职之后，利用积累的客户资源从事蜡染旅游工艺品的个体经营。家住蓬赛斯的王国英曾先后在贵阳和安顺的蜡染厂做工。2004年开始，她多次代表蜡染厂参加昆明、贵阳、安顺等地的比赛和展会。利用这些机会，她积累了一些客户资源。2013年，她认为时机成熟，开始个体经营手绘蜡版画和蜡染画。

可以看到，随着安顺苗族蜡染的商品化发展，小花苗蜡染工匠发生了社会生活的变革。她们不再只是在村寨中给亲朋好友制作蜡染的巧手妇人。安顺苗族蜡染的商品化发展给了她们更加丰富的职业选择，她们也越发自主地对自己的生计进行谋划。在此过程中，她们受到了社会生活中更多的职业历练。正是在经历各种事件之后，她们成长为适应蜡染旅游工艺品市场或传统蜡染市场的工匠。

三、寻求生存：嵌入安顺苗族蜡染发展的工匠及其实践

安顺苗族蜡染的商品化发展在给蜡染工匠带来新生活方向的同时，也改变着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和制作活动的多元化，使她们需要自主地做出职业选择，并制定具体的蜡染制作策略。她们在努力通过蜡染寻求生存的同时，也参与到安顺苗族蜡染的发展之中。

（一）生活诉求与个人能力：工匠在蜡染市场中的职业选择

在商品化之前，村寨中小花苗女性只是为自己的家庭成员、亲戚和朋友做蜡染。如今，个体手工业、画蜡工人、工厂老板，越来越多的职业选项摆在她们面前，她们不得不对个人的生活诉求和能力做出评估，进而做出职业选择。

有些小花苗女性选择长期坚守一份职业。西秀区核山村的杨燕便一直做画蜡工人。对于选择这份职业的原因，她讲：“和她们背沙挑砖的人比，我们这个活路（画蜡染）肯定赚不到好多钱，但我就是喜欢画这个。画蜡染风吹不到、雨淋不到，还能就近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孩子。”①访谈人：王明月；访谈对象：杨燕；访谈时间：2017年4月4日；访谈地点：安顺市西秀区核山村王凤英家中。与杨燕不同，王凤英做画蜡工人则多了几分无奈。她讲：“做生产商都要有熟客，没有熟客开不起来（公司）的。”②访谈人：王明月；访谈对象：王凤英；访谈时间：2017年4月4日；访谈地点：安顺市西秀区核山村王凤英家中。对于这些长期做画蜡工人的小花苗女性而言，选择坚守这份职业既包含对家庭生活的考量，也包含着对工作环境的需求，当然还包含着对自身发展条件不足的无奈。

有些小花苗女性则在整个蜡染生涯更换过多次职业。家住王庄的小花苗妇女王国英①与上文家住蓬赛斯的王国英为同名的两位工匠。，自幼在母亲的指导下习得小花苗蜡染技艺。在结婚之前，她曾在集美蜡染厂做过一年工，在厂里画段布和服装。不过，她认为画这些产品很累，就决定回家画小花苗传统蜡染服装了。2009年，王国英在杨兰等人的支持下参加了北京、天津等地展会。期间，很多客户希望与她建立合作关系。她感觉到做蜡染旅游包和围巾有商机。此后，她频繁地参加贵阳、北京等地的培训班，学习蜡染产品设计和企业管理经验，并注册了公司。虽然受到2020年新冠疫情影响，她的公司仍然获得了一些工艺品订单。②访谈人：王明月；访谈对象：王国英；第一次访谈时间：2017年4月19日，访谈地点：安顺市西秀区王庄村王国英家中；第二次访谈时间：2020年7月26日；访谈地点：安顺市花鸟市场。王国英的蜡染职业生涯是富于变化的。从画蜡工人，到小花苗传统蜡染手工业，再到开办蜡染厂，王国英在人生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生活诉求，而她也通过个人的能力提升实现了职业的转型。

有些人则不满足于一份职业带来的收益，选择身兼多职。杨开敏是贵州省工艺美术大师，9岁时就跟随干妈杨金秀学习小花苗蜡染技艺，之后又曾在多家蜡染厂做工。2017年，她一方面与杨彩梅、王国英等人合作经营蜡版画的生意，另一方面也制作并销售小花苗传统蜡染。对于身兼两职，杨开敏也有自己的无奈。她讲：“给他们（指小花苗民众）做蜡染的时候，她们才不管你是不是工艺美术大师，你就是个画蜡染的，画得不合我们家（指小花苗）的规格他们还要讲。”③访谈人：王明月；访谈对象：杨开敏；访谈时间：2017年4月23日；访谈地点：安顺市普定县沙戈村杨开敏家中。小花苗民众和旅游消费者对杨开敏有着截然不同的职业要求。省级工艺美术大师本是吸引旅游消费的重要品牌，可在小花苗民众这里却不值一提。不过，丰富的从业经历让她能够自如地应对不同消费者的要求。在给小花苗民众制作蜡染时，她便将蜡染旅游工艺品制作工艺搁置一旁，严格地按照小花苗传统制作蜡染。这让她左右逢源，获得了更多的客户资源和产品订单。

（二）嵌入蜡染整体发展的造物策略

无论是坚守职业，或是转变职业，还是身兼多职，小花苗蜡染工匠都在根据生活诉求和个人能力，在蜡染市场中进行着职业的选择。在每一个职位上，她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像运筹帷幄的战术家一样，对蜡染制作活动进行筹划，这也对安顺苗族蜡染的整体发展产生了影响。

1.循规蹈矩：蜡染工匠造物活动的“底线”

无论是个体手工业者、画蜡工人，还是工厂老板，大多数的小花苗女性都会选择遵守相应的职业规范。杨启英是核山村专业制作小花苗蜡染背扇的手工业者。她讲，去文庙④2017年时，文庙还是小花苗传统蜡染交易的集市所在地。不过，之后不久，小花苗传统蜡染交易市场根据规划搬到了黑石头花鸟鱼虫市场。买的都知道什么是好的背扇，懂的（人）、讲究的（人）都很重视染、画、图案特点三方面。⑤访谈人：王明月；访谈对象：杨启英；访谈时间：2017年4月26日；访谈地点：安顺市西秀区核山村杨启英家中。购买传统蜡染的人就像是小花苗传统蜡染的“把关人”一样，严格地审视着她们制作的蜡染产品。稍有明显的失误，都会被这些挑剔的消费者发现，从而使她们陷入被压价购买、甚至无人问津的窘境。因此，手工业者们为了赚到钱，都会主动地遵守小花苗蜡染的传统，绘制小花苗传统风格的图案，线条尽量细致而连贯，染色方面也尽量染出青色、黑色的状态。

不只小花苗传统蜡染的手工业者，画蜡工人同样遵循着相应的职业规范。为符合批量订单的生产规格，老板们一般都会要求蜡染工人按照既定的版式画蜡，工人则以计件的方式获得收益。为了获得收益，画蜡工人们已习惯不厌其烦地按照版式快速地画蜡。笔者在西秀区核山村的一家蜡染作坊曾看到这样的场景：该作坊开办于居民家中，在房间内有5名工人正在画蜡。她们各自的桌旁都放着一摞棉布，这些棉布已经由老板制好版式，留下了细密的线条。她们都低着头在沿着线条画蜡，其中杨燕在一个半小时内便完成了6幅蜡染画的画蜡工作。这种画蜡工作虽然枯燥、毫无创造性，但这就是画蜡工人的工作，是她们获得收益的唯一途径。

当然，也有个别的画蜡工人由于对老板不满而做出了越轨的行为。GSQ①为保护受访人隐私，在此以姓名首字母代替，特此说明。常年给安顺的几家蜡染厂做画蜡工人。有一次，她认为老板给她的工钱很低，有故意压榨她的意图。为此，她并不注重画蜡的质量，草草完工，以此作为对老板的回应。若老板疏于检查，将这些画蜡的半成品继续用于成品制作，那么很可能对蜡染厂的声誉和整体的市场秩序带来不利的影响。当然，如GSQ一类的工匠还是很少的，大部分小花苗女性都将遵守规则作为她们蜡染制作活动的“底线”。

“循规蹈矩”，这看似死板的词的确成为了小花苗蜡染工匠重要的生活智慧。在各自的职业岗位上，她们正是循规蹈矩，才满足了消费者或老板的要求，从而为自己的生计获得了一份保障。这一策略虽然出于个人权衡，但却使各职业的行为规范得到遵行，从而维护了安顺苗族蜡染在各个领域稳定的发展秩序。

2.规则下的策略空间：蜡染工匠造物活动的多样性

循规蹈矩并不意味着小花苗蜡染工匠是不懂得变通的造物者。她们大多能在规则范畴内制定灵活的造物策略，从而为自己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或盈利空间。以小花苗传统蜡染的手工业者为例，小花苗蜡染的传统规范是她们都必须遵循的。但是为了盈利，手工业者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个性化的蜡染制作策略。家住东门庄的杨海波在制作背扇的时候就将做好的图案垫于棉布下，再用蜡刀在棉布上把线条临摹出来。在刀法的使用上，杨海波则使用拉线条的手法，很少使用推刀，以此提高生产效率。与杨海波不同，杨开敏认为拉线条的策略很容易导致线条不规整，卖不上好价钱。她选择以质量取胜，以推刀的方法进行画蜡。产品虽然产出量小，但是价格更高且受市场欢迎。

在蜡染旅游工艺品的制作活动中，小花苗女性同样有灵活的制作策略。蜡染旅游工艺品具有更加开放的图案风格和审美标准，只要能够获得旅游消费者的认可，就是符合标准的蜡染产品。这给了小花苗蜡染工匠更大的创作空间，她们的制作策略也更加灵活多变。杨彩梅于1987年在杨金秀蜡染厂做工时习得了蜡染技艺，并在杨金秀的指导下掌握了蜡版画制作技艺。在她的创作中，小花苗蜡染技艺与绘制风格是其创作的核心理念，在此基础上她创作了多幅精致的蜡版画作品。杨婷婷则与之大相径庭。她于2005年就读于安顺学院艺术学院，接受了系统的美术专业训练。本科期间，杨婷婷跟随梅家庄的老人学习小花苗蜡染技艺，自此开启了她的蜡染生涯。2012年，她又考取贵州民族大学研究生，继续接受美术专业训练。她通过将小花苗蜡染与美术学、艺术学创作方法结合，创造了很多新的蜡染商品。例如，她将小花苗风格的鸟图案与真实的羽毛实物结合，创作了兼具小花苗风格和具象艺术表现手法的蜡染作品。二人虽然在产品设计策略和风格上存在差异，但是都获得了消费者认可，在旅游工艺品市场获得了立足之地。

可以看到，小花苗蜡染工匠精于筹谋，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能自主地对蜡染制作活动进行安排，以谋求利润或者占据市场份额。她们虽然出于个人的生计诉求，但是却无意间给安顺苗族蜡染增加了多样的色彩。

3.推陈出新：工匠的新尝试与蜡染新传统的形成

有些时候，小花苗蜡染工匠出于改善产品、提高收益的目的，敢于超越既定的规范，产生一些创新性的蜡染制作行为。这些行为虽然偶发，但是却往往具备改变传统的潜力。

目前，蜡染旅游工艺品市场很受欢迎的蜡版画便源于工匠的即兴创造。这位创造者是杨金秀，她在1984年经过安顺市政府和蜡染总厂的推荐，去加拿大参加国际工艺美术博览会。据杨金秀的二儿子和儿媳讲述，当时，杨金秀在现场绘制小花苗传统的蜡染。在场的一位观众问她制作蜡染的流程。杨金秀对他讲，“画完蜡之后，要进行染色、脱蜡和漂洗。”这位观众说这样做太可惜了，建议她不要染。这激发了杨金秀的创作灵感，开始创作在棉布上画蜡却无需染色的蜡版画。①访谈人：王明月；访谈对象：杨彩梅；访谈时间：2017年4月8日；访谈地点：安顺市西秀区核山村杨彩梅家中。她对蜡染图案做了创新，在构图上更加精妙，似鱼非鱼，似鸟非鸟。同时，她还通过蜡温的变化，让线条呈现出色度的差异。现在，这一产品在其弟子的传承下已经成为安顺旅游工艺品的重要代表。需要承认，蜡版画的诞生得益于消费者的启发。不过，杨金秀在此基础上生发出的新的蜡染创作思路的确丰富了蜡染工艺品的种类和生产工艺。

如果说蜡版画的诞生来源于旅游工艺品领域工匠与消费者的互动，那么小花苗彩色蜡染的技艺更新则来源于工匠对旅游工艺品制作技艺的借用和转化。历史上，小花苗彩色蜡染是运用天然植物染料制作而成的。这种彩色蜡染既使整体色调偏暗，又容易脱色。二十余年来，小花苗传统蜡染的手工业者们为了使蜡染热销，对这种彩色蜡染持续地进行创新。杨昌英便曾讲起她改进彩色蜡染的经历，她讲：

我在民族服装厂（1984年前后）时就学会使用快色素了，一开始都是用快色素涂红色和黄色的，但是使用快色素填的黄色还是颜色淡一些。一次（2012年前后），洪老师（洪福远）来我这，我就问他有没有办法把颜色变鲜一点。洪老师就说，你改天到我店里，如果我不在，我让我的工人把颜料配比的方子给你。后来，我按着方子做，发现颜色还是淡。后来，我发现要反复涂三次，才能达到很鲜的效果。②访谈人：王明月；访谈对象：杨昌英；访谈时间：2020年7月19日；访谈地点：安顺市花鸟市场。

在小花苗传统蜡染市场，手工业者们掌握颜料使用方法的途径不一。但如杨昌英一样，这些手工业者成功地把旅游工艺品的彩色涂料借用并转化到小花苗彩色蜡染的制作中，给其带来了色彩上的变化。这种新的彩色蜡染一进入市场便受到小花苗民众的欢迎，现已成为小花苗蜡染的新传统。

结论与讨论：工匠的个体化发展与传统工艺振兴

多元发展与跨界融合正在成为传统工艺重要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传统工艺正在经历安顺苗族蜡染一般的后现代发展历程。安顺苗族蜡染工匠的社会生活实践就像一面镜子，反映出传统工艺后现代发展进程中工匠的主体特征变化与角色转变。一个个具有个人生活诉求、善于运筹帷幄的个体化的工匠正呈现在人们面前。他们以富于选择性和自主性的生活实践参与并推动着当代传统工艺的有序发展。

（一）当代工匠主体特征的个体化发展趋势

在高度整合的社会生活中，社会制度与文化传统对工匠具有强大的控制力。工匠或是为文化传统驱使的行动工具③[日]柳宗悦：《日本手工艺》，张鲁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页。，或是作为社会角色的承担者参与社会的整体运转④邱春林：《过渡期的政治嵌入与手工艺文化的意识形态化》，《民族艺术》，2008年第1期。，就像一颗螺丝一样嵌入社会生活，发挥着已经设定好的作用。然而，随着传统工艺的后现代发展，工匠的这种主体状态被打破了，他们正在发生鲍曼笔下的“个体化”的发展趋势，在此过程中，工匠的“身份”从“既定的东西”转变成一项“责任”，工匠承担执行这项任务的责任，并对其行为的后果（包括副作用）负责。①[英]齐格蒙特·鲍曼：《序二：个体地结合起来》，[德]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李荣山、范譞、张惠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页。换而言之，在传统工艺的后现代发展进程中，工匠成为承担相关社会责任、具有自主行动能力的主体。

在安顺苗族蜡染工匠的生活变革中我们看到，传统工艺的多元化发展极大地扩展了工匠的生活空间，也给了他们更多的人生选择。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言，在曾经高度稳定的社会结构中，特定角色所赋予的“标准化人生”，如今变成了“选择性人生”“自反性人生”或“自主人生”。②[德]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李荣山、范譞、张惠强译，2011年，第3页。社会生活给了工匠以更大的自主行动空间，他们得以在更广阔的生活领域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向，并为了个人的生活目标而迸发出强大的自主行动能力。无论是王月圆开办蜡染厂的尝试，还是王国英利用蜡染表演获得的客户资源维持个体经营，工匠越来越主动地利用蜡染技艺为自己的生活提供助力。如果说之前的工匠是传统工艺的驱使工具，那么在后现代生活中工匠则是更为主动运用传统工艺来追求个人美好生活的主体。

然而，工匠的这种自主行动能力并不是脱离于社会生活的个人主义，而是由社会生活建构的个体性。无论是蜡染厂对工人的制度规训与技艺培训，还是小花苗民众对手工业者制作的蜡染产品的挑剔眼光，社会生活通过对工匠的一次次的生活历练，让他们明白个人生活目标的实现是建立在遵循社会规范的前提下的。可以说，在后现代语境之中，工匠是为个人生活目标而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纵然个体化的工匠具有更强的选择、自主和创新能力，但除了少数的“越轨”现象发生，他们中大多数人会主动地嵌入并维护社会生活的运转。

（二）传统工艺后现代发展中个体化工匠的多重角色

随着工匠主体特征的重构，工匠在传统工艺发展中的角色也发生了调整。乌尔里希·贝克曾指出，在高度现代性下，共同体和相互关系的维持，不再依赖稳固的系统，而是靠一种吊诡的互致个体化的集体。③[德]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作者自序：制度化个体主义》，《个体化》，第31页。的确，在后现代发展进程中，传统工艺越来越需要个体化的工匠承接部分秩序运转的职能。安顺苗族蜡染工匠的生活实践正反映出个体化工匠在传统工艺后现代发展进程中扮演的多重角色。

首先，个体化工匠维护着传统工艺的多元发展秩序。后现代发展进程中，传统工艺在多元领域中被赋予不同的文化意义、技艺特点与社会功能。传统工艺价值与规范的多元化消解了原有工艺传统的权威性。面对如此多元的发展状态，传统工艺的发展秩序如何维护？此时，个体化工匠的重要性凸显出来。无论从事个体手工业，还是做画蜡工人，安顺苗族蜡染工匠都在自主地对职业做出选择，有些工匠甚至根据情境的变化随时切换自己的职业形象，以相应的职业规范引导自己的造物活动。这些选择和行动虽然出于工匠的个人目的，但是的确使其主动承担了特定情境下的社会角色，从而维护了各领域传统工艺的运转，保障了多元领域传统工艺的和谐共生和有序发展。

其次，个体化工匠使传统工艺的发展愈发具有人性魅力和活态属性。传统工艺本就是一种兼具规则与人性的技艺。如果说规则赋予了传统工艺发展以条理，那么人性则赋予传统工艺以色彩。正如杨彩梅与杨婷婷的比较所反映的，在后现代发展进程中，具备更强自主行动能力的工匠进一步迸发出人性的魅力。他们个性化的造物策略虽然出于个人目的，但是却给传统工艺披上了多彩的面纱，让其在各领域保持着活态发展的特性，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工艺形态。

再次，个体化工匠在传统工艺发展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变革者的角色。工艺传统是集体的文化结晶，但是它并不排斥工匠个人的匠心独运。在高度整合的社会生活中，社会制度与文化传统的强力控制或许一定程度上限制着工匠个人的创新行为。但这一切随着后现代的到来而不同了。正如杨金秀和杨昌英的案例所反映的，在后现代发展进程中，个体化工匠一方面随着知识和技术的多元积累具备了更强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也在个人生活诉求的带动下具备更强的创新欲望。他们的创新活动既给各领域传统工艺的自洽演变注入动力，也为传统工艺知识跨领域的借用与转化提供了路径。可以说，个体化工匠已成为传统工艺后现代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创新力量。

（三）传统工艺振兴需要怎样的工匠

当前，个体化的工匠凸显出对于传统工艺振兴的重要性。我们需要根据个体化工匠的特征与功能，制定针对性的工匠培育策略，为他们未来的工艺实践奠定基础，以此助力传统工艺振兴。具体而言：首先，注重工匠培育体系的类型化。后现代时期，工匠已不再是高度整合的同质化群体。他们嵌入到多元的社会生活领域，发生群体分化。每个社会生活领域对工匠的行为操守、审美观念、造物活动都有着特定要求。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细分工匠的培育方向，在此基础上系统地设定传授方式（如师徒传承、学校教育）、授课内容和实习方案，方可培育出适应特定领域需求的工匠。其次，推动工匠知识储备的多元化。斯维德勒曾指出，文化不是一种价值观，它就像一个工具箱一样，为人们解决现实生活面对的问题提供惯常的行为方式，它可以包括观念、民俗、技艺，等等。①Swidler, A.,“ Culture in action: Symbol and strategie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1,no.2(1986),pp.273-286.工艺知识实则就是工匠解决生活问题时可调用的资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就是丰富工匠知识储备的重要实践。丰富而多元的工艺知识一方面可以让工匠满足特定职业对造物活动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工匠从事传统工艺其他相关职业提供知识支持，提升其生存能力。再次，强化对工匠创新意识的培育。确立开放性的考核理念，灵活设定工匠的考核标准，以此激发工匠的创新意识。通过设置创新奖项等方式，鼓励工匠的创新活动。需要指出的是，一些传统工艺具有特殊的工艺传统，如古玩木雕。它们要求严格按照既定规格完成造物活动，不允许做任何改动，故不在这一点的适用范围。以上三点或可为当代工匠的培育提供有力的支持，为传统工艺振兴提供坚实的人才基础。

客观而言，本文只是抛砖引玉式的研究。作为传统工艺的核心载体，个体化的工匠在当代传统工艺的发展中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仍有许多问题亟待学界予以关注。伴随着工匠个体化的发展，如何看待并应对一些工匠的越轨行为及其对整个传统工艺发展秩序的影响？工匠个体的职业选择又是否会凝结成集体性的趋势，从而改变传统工艺的未来整体发展方向？工匠个体的创新行为又如何在权力、制度、资本等因素的影响下筛选并转化为集体传统？对这些问题展开研究，无疑将进一步深化理解当代工匠与传统工艺发展的关系，从而为当代传统工艺的发展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