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明
《上海文化》:首先,祝贺您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再次修订出版。这次重读,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周树人”这个名字,是他到南京水师学堂求学的时候改的。
王晓明:不是他自己改的,是他的一个本家长辈,那个学堂的教员,给他改的“树人”。好像“周作人”也是那个人改的,显然他们两兄弟自己也都满意,所以一直用这个名字。
《上海文化》:从绍兴这样一个地方出来的一个教员,有这样一种“树人”的思想,应该不是凭空而来的吧?您在修订版序言里面也讲到,鲁迅早期一些思想都是有时代渊源的,包括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思想。那么,请您谈谈这个“树人”思想的背景,还有这个名字对鲁迅本人的影响。
王晓明:在中国的传统思想里面,“树人”或“作人”本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待到中国第一代现代文化人像严复、梁启超、章太炎这批人出来,这个事情就变得更重要,当然涵义也不同了,譬如梁启超鼓吹“新民”,要把“民”变成合格的“国民”。鲁迅是跟着他们长大的,他在东京用文言写的文章中有一篇《文化偏至论》,就明确提出“立人”的主张,说人能够立起来了,国才能立,立了人以后,其他的事情就都不难了。
中国的传统思想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它评价一个社会,首先是看“人心”,如果人心坏了,其他的再辉煌,也不是好的社会。这个人心有时候是指所有的人,但更常常是主要指读书人,因为读书人是差不多两千年里主导社会的唯一阶级。从龚自珍论“人才”,到严复谈“民德”“民智”和“民力”,这种在现代的视野中继续聚焦“人心”的思路,自然会深刻影响鲁迅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可说是“新民”运动的第一批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