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文化是党建的重要历史资源

张茂泽

(西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西安 710127)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党建经验。与国外共产党相比，中国共产党始终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并借助中华优秀文化，加强党的建设，是其中关键的一条。

一、党性修养包含了道德修养在内

党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所在，党性修养是每个党员认识、实践、落实党性、体现党的先进性的综合修养，也是合格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

在任何条件下，党的建设都十分重要。党员素质不仅要合格而且还要提升，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干部理想信念坚定、遵纪守法、廉洁自律，为党的事业不懈努力奋斗，充分体现了党的先进性。但有少数党员干部缺失理想信念、无组织无纪律，严重损害党的形象，消解着党的先进性，甚至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对腐败分子的严惩和整治的力度达到了我党治党的新高度，其中对全体党员进行持续的素质培养和教育就是重要一环。因而，确保党员素质合格而且不断提高，这涉及党的宗旨及其实现。

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员的党性修养和道德修养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经验。党员干部是否合格，有诸多标准，党性、先进性及人性修养，人性修养是基础，党性修养是更高要求。那些能力不足或根本没有能力的干部，无非是无心无力、假心无力、有心无力几种情况。有心无力，可以通过学习、锻炼或者干脆换人来解决；无心、假心、无力，问题出在心上，是思想、理论、品德修养不足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促使党员人性修养的不断提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党性修养。

我们党是以劳动群众为基本成员的政党，代表了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劳动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人翁。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制度、政策，无一例外地都表达了劳动群众的公意，真正建立和维护了劳动群众的公义，真正实现了有利于劳动群众的公利。有党性修养的党员，其个人利益必然与家、国、天下的整体利益一致，这样的党员及党员干部无疑是合格的；少数党员干部自私自利，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劳动群众利益乃至党和国家利益之上，对这种不合格的领导干部绝不能手软。

党的先进性何以在党员身上体现。根据“和而不同”原则，坦诚、大方地接受其他党员干部、党外人士、一般公民等劳动群众的监督和批评，不断反思和提高自己是所有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必须。而有些党员不愿接受他人监督、批评，独断专行，听不进不同意见，缺乏基本文明素质，更谈不上党员的先进性。可见，在党性修养中，应将传统道德修养纳入其中，作为党性修养的基础，是党建工作的重要经验，也是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

党组织能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党员的先进性意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能够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充实、丰富党的先进性理论内涵，这也是党性修养不断提高的重要表现。党组织评价一位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是否合格，不仅要看其自我评价，更重要的要看其周边同事与群众的评价。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经得住群众监督、考验的党员干部才是真正的好干部。给劳动群众评价党员干部的平台和机会，让劳动群众对党员领导干部能听其言而观其行，观察他们有无理想信念，有没有纯洁而先进的意识、思想、言行，看他们是否一心一意为人民群众谋幸福等。这样有利于化解社会戾气、实现社会公平、凝聚全社会的共识。顺乎天，应乎人，合乎民心、民意，让民众心服口服，是我国古人发现的衡量治国者的标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由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政权，应全面贯彻和完善这一标准，充实其在新时代的内涵，从而成为有历史渊源而又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符合科学规律的真理、适应人民群众需要而又顺应民心民意的真正纯洁而先进的党员干部标准。只有不断完善这样的标准并得到真切落实，才可能真正发展和实践历史上的“为政以德”[1]《论语集注》卷1《为政》的德治思想。

关于治国人才的培养和选用，我国古代的主要历史经验是：学者大力研究道德学问，学校大力从事道德教育，各方协同努力提高全民的道德修养，全力培养有较高道德修养和治国能力的儒生；朝廷创行科举考试制度，主要考试道德修养和文明教化方面的内容，由此选用国家栋梁。这就让有文化修养的士大夫成为中国政治实践的主体力量。他们虽然无党派组织，但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仁爱情怀，热忱地不间断工作，既进行文化诠释，提供与时俱进的核心价值观，也用实际行动维护社会稳定，推动中华文明持续进步。以士大夫为主的社会精英阶层，成为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的主体力量和有力保障，也成为社会向心力的现实力量中心。学术研究、学校教育和科举制相结合，意味着在人才选拔、使用的正规渠道上，为治国者设置了思想文化素养和学术文化素养的底线，尽可能堵塞漏洞，坚决不让不学无术、没有文化修养的“小人”混入权力系列，严禁“播其恶于众”、害人害己又害国。这些历史资源理应成为党建工作的重要历史借鉴，也是我们百年来党建的重要历史经验。以此，党组织进行入党考察、评优考核党员时，组织、人事部门铨选、任免党员干部时，应将科学文化修养、做人成人修养作为基本考核内容，群众意见和其他意见也纳入其中，作为重要指标，进行综合评定。

二、大公无私和天下为公相融

我国古代的理想政治是王道政治，理想社会是大同社会，其基本标志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2]卷21《礼运》。选贤与能，就是选举贤能，其道德基础是天下为公，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思想源泉。因为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基本制度是公有制，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根本道德要求就是大公无私。天下为公和大公无私一脉相承，本质一致。

在政府权力组合方面，集权与分权向来是一对矛盾。这一对矛盾，纯粹是权力运用技术层面的矛盾，故可以有不同的权力运行方式。我国从秦朝以来，就有中央集权的传统。在中央集权大背景下，中央六部和地方各郡县适当分权。这种分权，政府权力大，社会权力小，可谓集权下分权的大政府、小社会；与此不同，西方尤其是美国特别注重分权。像美国，在分权基础上建立国家，又有欧洲古希腊民主制传统及欧洲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分权思想的指导和实践经验，不仅政府分权，整个社会也分权。小政府、大社会，许多事情政府不管，社会自己管理和办理。近现代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执政党集权而政府分权的新政治制度，这就是民主集中制，这种制度实际上是对上述矛盾的创造性解决。其创造性在于，这种制度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西方的，而是传统和西方结合、党的集中领导和行政各部门分权、决策后执行集权和决策前充分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分权、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等方式，避免了古代统得过死和西方分而或乱的不足。问题是执政党的建设成为关键，必须加强党性修养，确保执政党的每位党员都时时刻刻想着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确保执政党始终代表人民公意、社会公义、人民公利，才能使近代以来集权和分权统一的新型政治制度的积极意义得到充分展示。

在集权体制中，党内民主是公共权力能否保持公共性的必要前提。党内民主，正是党代表公意、公义和公利的集中体现。党内民主，还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之一。有鉴于此，提高党性修养，实现党内民主，乃是党的建设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步骤。

党，即党派，是近代民主运动时期产生的新型政治组织。在民主制条件下，代表不同公民利益集团的权力组织，就是党派。故党派是公民不同利益集团的权力代表，是政治活动近代化的产物。在阶级社会，党派有阶级性。超越阶级性的党派，只有代表广大劳动群众的共产党。共产党员出于公心，有共同信念，大家为了共同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由这样的党员组织而成的共产党，当然是大公无私的。在共产党那里，除了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从人员构成看，共产党不仅是劳动群众的政治组织，而且是由有较高修养的先进分子，即道德上大公无私的人领导的政治组织。只有这样的政治组织，才能真正超越个人利益，超越小集团利益。故共产党不是一般政党，而是孔子所谓“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1]《论语集注》卷8《卫灵公》的君子党。孔子所言，主要就人生修养而言。意思是说，有较高人性修养的君子，在社会政治上的本质，就是超越个人、集体利益，而具有博大胸怀、远大理想，像孟子所说的大丈夫一样，“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1]《孟子集注》卷13《尽心上》；表现到政治生活中，党员干部都有理想信念，完全忠诚，恪尽职守，忘我奉献，既不拉帮结派搞小团体，也不欺上瞒下、畏强凌弱，做人做事有原则、懂规矩、守底线。这就要求治国者应全面掌握人之所以为人的真理，而不应受现实个人利益或利益集团成见的影响。至于在政治活动中，有修养的领导人——君子，不会因为个人或自己代表的政治集团的利益而不顾公意、公义和公利，也不会忘记自己做人的天职，更不会忘记自己作为党员干部的纪律和原则。真正合格的治国者，是有正义修养的领导人，是代表社会公意、公义和公利的君子，而不是只代表个人或部分人利益和认识的“党”派。孔子这一要求，在今天依然是合理的。这要求我们党尤其是广大党员干部，要有大局、全局意识，绝不能只代表自己单位的局部利益，更不能只代表自己个人或家人的利益。事实上，在诸多政治党派中，真正代表广大劳动群众利益的政党，只有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以劳动为本质特征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翁，故劳动群众便代表了几乎全体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而代表劳动群众利益的政党就是代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

目前来看，根据制度设计，社会主义制度是迄今为止历史上最为正义的制度。因为，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大公无私为道德基础，以国家所有、集体所有为主要形式的公有制为经济制度基础，以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为政治制度基础，这就从道德标准和基本制度上确保了政府必须表达公意，必须建立和维护公义，并最终实现公利于全民。在此大背景下，治国要点就在于国家致力于进行党建，提高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和治理水平。我们有代表了历史发展大趋势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根本保证，有体现了民主政治本质的党的执政，有以最高法——宪法为基本准则的依法治国，有逐渐健全完善和落实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政府权力体系内部的相互制约，诸多方面共同给力，完全能完成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这一历史任务。

三、党员也要成为君子

传统儒学提倡君子人格，今天的共产党人也要加强人性修养，成为君子。著名学者舒大刚提出：“共产党人应做现代君子”[3]。这个提法很好，很有现实针对性，对我们的党建工作也不无启发。因为我们党历来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为认识、改造世界提供精神支撑，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关于如何做人做事的思想，特别是儒家提倡的君子人格，对今天的共产党人来说，尤其具有借鉴意义。

荀子早已发现，“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术者，虽博临事必乱。故明主急得其人，而暗主急得其势。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势，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国辱，社稷必危。”[4]卷8《君道篇》在荀子看来，要是君子治国，没有法治，也不会有大问题；反之，国家如果只有法治，没有君子，法治实践将失去其先后、轻重的恰当性，也不足以应付时局和事务的各种变化，结果势必引起政务混乱。聪明的治国者治国，所急在人才，在君子；有君子操劳，自己治国也轻松惬意，可以端拱无为而治。相反，昏庸者治国，就只知道显摆自己的权势，自己沉于繁忙政务，疲精劳神，还治理不好国家，甚者丧权辱国。可见，有人性修养的君子才是国家治理的本原(“治之原”)，只有君子才有素质、有能力充当各种法治的主体。因为有修养的君子对各种制度有本质的认识和把握。我们的国家治理和法治建设的工作重点，理应在培养国民为君子，铨选君子为党员干部。

荀子的弟子韩非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在《韩非子·孤愤》中说，“法术”难行的主要原因，就是现实中的人们，包括治国者在内，自己不懂贤智的内涵，不得不“与愚人论智”“与不肖论贤”，结果，必然出现“智者决策于愚人，贤士程行(度量德行)于不肖”。愚人决定智者，不肖评定贤能，怎么可能有正确评价！在这种评价机制里，又怎么能选拔出真正的贤智人才治国呢！况且真正的贤智之士修养高，理想和标准本与常人不同。现在国家只是用常人的标准和办法来选拔贤智之士，而贤智之士或羞于参与这种选拔；结果，得以选拔在位的岂不都是“无能之士”“愚污之吏”吗？韩非还用和氏璧的典故打比喻说，在一定时期，贤智之士在被“刖其左足”“刖其右足”后，怀抱宝玉而痛苦三日三夜，或许会出现一位明主，打破陈规陋习，“理其璞而得宝焉”。贤智之士经历种种艰难曲折，才最终使治国者认识到自己的才智价值，从而得到重用，帮助国家达到盛世。韩非只能期盼明主发现、选用人才，其间充满了偶然性。如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也应汲取古代治国者不识贤能、不用贤能的深刻教训。尤其要研究，如何克服依靠愚不肖评价、决定贤智人才命运的问题，并建立有效的党员干部培训制度，全面而系统地提高党员干部的人性修养和党性修养，同时建立相应的组织、人事制度，既能不拘一格发现、选用人才，又能有效防范不合格党员混入党组织，从根本上避免不合格人员钻进干部队伍。

照儒家看，无论是机会公平、程序公平，还是制度公平，其前提条件是人们在不断学习不断进步、行进在越来越接近于成为真正的、理想的人的正确道路上。只有真正的人性才能克服非人性；只有人性的确证和实现才能抑制资本等对人性自觉和实现的消极作用，真正克服人性异化；只有公民人性修养不断提高，才能明白自己的真正需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意见、个人意志和公意，才可能获得有机统一，分权、竞选等制度设计和实施才不会走样。人性修养和文明教化是培养君子的基本活动，也应成为我们党建的中心工作。正如《荀子·君道》中所说：“合符节，别契券者，所以为信也；上好权谋，则臣下百吏诞诈之人乘是而后欺。探筹、投钩者，所以为公也；上好曲私，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偏。衡石称悬者，所以为平也；上好倾覆，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险。”所谓程序正义也必须建立在大公无私的人性修养基础上；如果正义程序中的人都是“好权谋”“好曲私”等自私自利之徒，则此程序中的正义将很难得到真正实现。因为程序设计只是细流，国君以及臣民有天下为公的人性修养才是本原。同时，在国策上，“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培本固原，下自然“致忠信”“不待合符节、别契券而信，不待探筹、投钩而公，不待冲石、称悬而平”。上若以德治国，天下为公而又选贤与能，下自然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服，“有司不劳而事治，政令不烦而俗美”[4]卷8《君道篇》，国家出现长治久安局面绝非难事。

近代以来，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强调制度设计、程序等的公正性。但在儒家看来，设计和构建这套制度的人、遵循这套制度的人才是主体力量。资本主义民主的最大弊端，即在于缺乏民主制度需要的君子。像不久前卸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那样不讲信义，没有基本的契约精神，完全只顾自己利益，不管他国感受，从一个侧面暴露了其票选制度的弊端。这应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反面教材。我们在消除资本主义民主弊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时，全民人性修养的提高确实不可或缺，致力于提高治国者和民众的德性修养，理应提到首要位置上来。党建的任务之一，应是让党员带头成为君子，在执政党的主导和引领下，使德治与法治相得益彰。

四、人性修养是一切美好政治制度的基础

人性修养是一切美好制度设计和落实的基础。如果没有必要的人性修养支持，再好的制度设计、规定都会落空。

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群众真正当家做主，是劳动群众政治主体地位确立的制度保障，是人性政治发展的最新阶段。西方式的民主体制弊端越来越明显，除了财产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矛盾的痼疾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忽略了人的发展这个中心，国民科学文化教育和人性素养提高不足，导致设计很好的制度在实践中出现偏差，甚至发生异化。有些人迷信制度，相信“只要制度好，谁上台都无所谓”，而所谓制度又被具体理解为两党竞争和投票选举程序等。在争夺执政权问题上，两党竞争势必极端化，走向零和博弈，是非黑白，不可调和，像动物一样角斗，为了反对而反对，或为了赞成而赞成，“狭隘主义”，说“政治胡话”(美前国防部长Robert M. Gates语)，彼此消耗，精疲力竭，政坛成为合法“丛林社会”，政府应对危机能力下降，政策习惯性遗忘国家发展大计。在经济政策上，势必提出过度承诺，大搞赤字财政和借贷超前消费，直到以债养债，恶性循环而难解。在思维方式上，也势必在德性与物欲、知识和意见、爱人和怨人、奉献与索取、合作与竞争、整体与局部、长远和暂时等对立双方，没有理由地放大后者，而让前者落空。在对外政策上，致力于转嫁国内危机，不惜对外发动战争，输出金融资本、债券、股票、“民主”、自由化、意识形态等，通过国际金融垄断，赚外国人的钱，来维持国内“亚健康”制度。有民主程序之名而无民主建设之实，让少数人发大财却带不来大多数人幸福，生产停滞、社会生产和发展能力消退，这样的“民主”不是形同欺骗吗？虽无所谓民主程序，却能充分、切实而广泛地反映真正的民心民意，有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民主实质，大家可以循序渐进，共同迈上致富路、幸福路，反倒让人容易接受。

在竞选等程序上有民主形式，但在内容上人民公意难以得到真正表达，难以体现到国家政策实施中，容易表达和满足的只是某些人暂时的利益需求、党派的竞选策略，而无关国家长远发展大计、人民生产生活水平的真正提高，这就是有民主形式而无民主实质。2008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承认，“美国选举是一个权力游戏，两党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而竞争，将国家出卖给最好的投标人”[5]。这说明，仅有选票不足以代表真实民意，还易被金钱或利益所捆绑。为了个人利益或党派执政利益，遮蔽德性而放任物欲横流，拒绝知识却致力于保障所谓“言论自由”，理论和理想欠缺，政策和决策短视，甚至不惜牺牲民众防疫安全保障及国家整体长远利益。宽容本是“和而不同”[1](《论语集注》卷7《子路》的一种理性修养和心态，竟然也成为在损害国家利益言行活动面前不作为的借口。民主本为公，但竟异化为公然地自私自利，假民主之名行自私自利之实。对选民而言，民主不应等同为普选，更不能简化为政治营销，成为候选人之间拼资源、拼谋略、拼才艺的表演。民主政治不应庸俗化为一种政治娱乐秀、政治游戏，不能异化为“地摊政治”：选民就像到地摊上买东西，尽管卖者间相互竞争，买者可彼此选择，但总是买不到优质商品。想从愚、不肖中选出贤能智者，在一堆街边劣质品中挑出精品，肯定是徒劳无功的。仅仅凭借选举时的口头承诺和制度健全，而不注重领导人的学习，不注重全民尤其是政党成员人性修养、思想觉悟的提升，即不以德治国，并不能确保治国者不将政治活动异化为争权夺利的工具。

马克思早已发现，那种分权与权力制约的民主制度形式，主要是资本主义社会防止专制集权的民主政治形式；所体现的民主，虽然可以确保每个人都可表达自己的意见，确保弱势群体的意见得到倾听，但实质上，也只是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政治途径，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在这种民主形式中，由于固有的阶级局限性，人民公意必然失去本来意义。在议会政治中，各个政党为了选票，不能不进行非此即彼、黑白分明的划分和选择，大家或如“近视眼”，总是优先考虑党派利益，而后才可能想到优秀传统、社会正义、国家未来、劳动群众的生产生活等。王夫之曾言，党争始则以政为争，尚有些道理，终则以争为政，完全成为零和博弈；这实际上揭示了自私自利条件下权力斗争的一般规律：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会异化为自私自利者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遮羞布。竞选大张旗鼓，冠冕堂皇；游戏背后，资本悄悄地挣钱。结果，不管哪个党派上台执政，都不能确保是由社会先进分子带领大家向前走。马克思曾以英国为例批评说：“在英国政治家的演说中，永远不要去找什么原则性的东西，而只用找有利于达到最近目的的东西。”[6]又说：“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共同组织的真正的谋反正在进行中；不列颠政府意识到有某种东西正在‘酝酿’中，但是这些笨蛋(我指的是政府官员)被他们自己那套议会的言谈和思考方式所愚弄，甚至不愿意弄清事实真相，不想了解这种迫在眉睫的危险严重到什么地步！欺骗别人结果也欺骗自己，这就是议会政治的真谛。”[7]“议会的言谈和思考方式”“议会政治的真谛”，就是将民主还原为各党派打着公意旗号、争权夺利、瓜分公权、轮流执政而已。在这种制度里，一旦个人德性修养不足，表达的不是公意，而只是个人意愿，必定弊端丛生，且令人茫然无解。

民主制度固然重要，但实行民主制度的人的素养的不断提高更加重要。通过分权和权力制衡固然可以防止腐败，但同时也会导致相互掣肘，难以决策和落实。《荀子·王制》云：“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两强相争，最终必然导致零和博弈。即使分权制衡的设计很理想，能够发挥当初设计者的良好功效，也必须以治国者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性修养为前提。德性修养乃国家治理的必备基础，没有这一点，上述分权制约等美好设计就会落空。

如果人的素质不够，低水平评价必然导致公意不能得到自然表现，即使设计很好的制度也会发生异化。制度影响人的好坏，而人的修养高低又从根本上决定了制度的好坏。个人修养水平低时，即使民主也可能成为每个人投票时的专制独裁；个人修养达到高水平，即使专制制度，也可能成为贤明君臣的开明专制。一言以蔽之，只有人民群众科学文化水平逐步提高，完全以人性自觉和实现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可能圆满建成。这不只在当代民主制度中如此，在古代早已有例证。明乎此，党建工作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以不断提高党员干部人性修养和党性修养为中心，便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情。

五、党组织应努力成为君子与贤人的组织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可以看作是历史上儒家修养理论发展到现代在政治组织上的落实。儒家修养理论提出圣人、贤能、君子等不同修养境界，还只局限在个人修养问题上。其“内圣外王”理论，则要求以内在人性修养的提高为基础，运用于政治实践活动中，为政以德，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教化为主，领导人以自己较高的人性修养，率领和带动整个社会成员共同进步。古人的美好设想，在古代历史条件下大多还只是思想，而缺乏系列制度保障，也缺乏先进人物集体组织的强有力贯彻和落实。辛亥革命推翻清廷专制统治建立民国，从根本制度上改变了君主专制下君主贤明修养只是理论假设和神圣化描述的状况。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政治家，开始探索和实践通过民主共和制的建立和完善，以确保领导人修养始终处于较高层面。孙中山创建同盟会、国民党等党派组织，高瞻远瞩地提出加强“党德”修养这一划时代主题。但历史发展表明，真正切实有效地加强党德修养，确保治国者始终拥有较高道德水平，还须等待中国共产党人来完成。

孟子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2]《孟子集注》卷5《滕文公上》亚里士多德也注意到：“凡是赋有理智而遇事能操持远见的，往往成为统治的主人；凡是具有体力而能担任由他人凭远见所安排的劳务的，也就自然地成为被统治者，而处于奴隶从属的地位。”[8]古人的这些论述还只描述了现象。值得注意的是，与孟子不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劳动者等同于奴隶，还不被看成是正常的人，更不可能是先进人物，这当然是亚里士多德在认识上的局限。尽管如此，就其共同处看，古人这些言论，也可以间接说明一个真理：让有头脑的先进人物治理国家，总比让没有头脑的落后人物治理国家为优。今天我们将先进人物看成是有较高科学文化修养的劳动者，而科学文化修养，古人谓之道德修养；而以先进人物治国，其实就是以德治国的真正落实。

将一群有理想、有道德、有能力的社会精英组织起来，作为社会先进力量的代表，带领全体劳动群众共同前进，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主要内容。这些社会精英，自觉而且自愿担负起将社会公意、公义、公利统一起来的宏伟任务，担当着实现共产主义的神圣使命；故他们作为劳动群众中的精英，可以合理合法地代表劳动群众治理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他们才可以真正代表公民治理国家。而这些有德的社会精英组织办法及其宗旨，也克服了近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借助权力分割和制衡来制约权力的固有弊端，抓住了更为根本的政治问题：一定要将真正有德的、真正有人性修养、真正有较高科学文化水平的人置于国家领导岗位；而领导人作为国家领导，其根本任务就是带领大家在生产生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全面发展、共同进步、推动人类文明史前进。在人才选拔的实践操作中，德才兼备的社会精英组织具有“培训官员让其拥有(从政)经验的强烈动机”，普通民众、中下层官员有机会通过自己的素质提高、优秀表现而得到政治上的“回报”，据《环球时报》2012年11月13日第6版“关注中国”栏目报道：中国“干部们必须经过严苛的遴选过程，只有表现优秀者才能进入最高层。领导人不必为选票浪费时间和金钱，因而能着力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准和表现”。

理论上说，党员源于有修养的劳动者，可谓劳动群众的优秀代表；而党员干部则比一般党员拥有更高修养，可谓党员的优秀代表。让真正优秀的劳动者，参加先进的社会政治组织——党组织，使党员干部真正成为带领全体劳动群众共同进步的先锋，才可能真正落实有德者有其位的德治思想，实现孔子“帅以正”[1]《论语集注》卷6《颜渊》的治国理政要求。这就是真正人民代表的当家做主，是实质上的德性民主，德性民主是以德治国的民主制表现。中国共产党是由真正的社会有德君子构成的，在这样的君子党领导下，传统儒生面对专制皇权孤掌难鸣、无能为力的情况一去不复返了，也避免了当今世界不时出现的民主制技术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