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的现代性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

李培山

(辽宁师范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辽宁 大连 116029)

就我们讨论的问题场域而言，现代性(modernity)意指的是现代世界(现代文明或现代社会)的本质-根据。作为现代世界由以自我生成、自我建构和不断自我完善的本质-根据，必然内在勾连于特定时代之社会历史-实践的总体而成为时代“总问题”，对此，唯有形成具有哲学原则高度的现代性思想，方能将研究引向深入，并在其中开启现代性的整个问题架构和意义领域，从而推动和引导现代世界建构和现代化进程，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由此说来，就现代性的时代主题而言，《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当代意义就在于它的现代性思想——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哲学反思、批判和建构的总体性思想——依然主导着当今世界现代性建构的理论和实践，彰显着自身作为马克思所理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意义上的真正的哲学思想在当代的创新性在场。基于特定的时代感和历史意识，对《宣言》做出深入其现代性思想内容的阐释，是对《宣言》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百年现代性历史进程之间内在关联的真切纪念，这无疑聚焦于正在生成的可能为“全球现代性治理”提供“另一种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之“中国方案”。本文遵循《宣言》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内在关联而展开论述，表明《宣言》现代性思想所秉持的哲学立场、政治原则和价值主题等基本观点和方法仍然具有丰富的当代价值，尤其是对于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共产党宣言》现代性思想的唯物史观立场和“两个必然”论断，为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提供哲学世界观方法论和信念支撑

《宣言》基于唯物史观立场，辩证地分析了现代性世界图景，既肯定了现代性生成的历史进步性，又批判了现代性展开过程所日益深化的内在矛盾和危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社会制度根源，提出了通过整体性社会变革而建构的社会主义新现代性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科学论断和价值信念，其现代性思想的科学性、深刻性和前瞻性为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提供了哲学世界观方法论和信念支撑。

《宣言》公开发表以后，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指出：贯穿《宣言》的核心思想是“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精神的历史的基础”[1]7。科学阐明了推动人类社会历史的两大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及其矛盾运动中形成的客观历史规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深刻表达了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的洞见。《宣言》正是运用这一思想所内在统摄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辩证地审视了作为现代性面相的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宣言》高度评价了现代性的生成和发展所具有的历史进步性，肯定其“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这集中体现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生产带来的空前发达的生产力及其所蕴含的解放意义，从而宣告了与现代理性形而上学共属一体的主体性资本所开创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时代、新世界和新文明的到来。正如《宣言》所言：资产阶级(资本的人格化)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1]32。另一方面，《宣言》亦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历史局限性，即其在展开过程所导致的日益严重的现代性危机，这集中体现为伴随现代性的社会裂变以及存在于其中的异化现象，其中核心问题是人的自由本质的异化。这意味着现代性展开过程逐渐演变成一种奴役人的力量，致使“资本”这一生产关系再也容纳不了它本身所创造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下的现代性进程不可避免地陷入内在困境或危机，其结果是：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样是历史的必然。《宣言》进一步剖析了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逻辑总体性操控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因此，唯有通过根本性社会变革——以实践的方式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意识形态——建构新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才能有效解决现代性危机。

现时代，世界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巨变，而《宣言》现代性思想依然作为“思想母体”[2]规定着当今世界现代性的整个问题领域，汲取其思想精华仍是当代中国之必须。实践证明，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及生态等各个领域取得了整体意义上的历史性成就，表明了《宣言》之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新时代既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也是当今中国社会现代性建构的生成场域。新时代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这一主要矛盾的有效调节，需要基于唯物史观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认清当代中国社会“最大的实际”即基本国情是：依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就需要我们立足于基本国情和新的历史方位，调节社会主要矛盾：一方面，我们要明确新时代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基础巩固的基本内容的新变化，立足于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全面贯彻“创新”发展理念，为巩固和完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奠定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我们要正视新时代中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新变化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提出的新要求。其核心是明确“美好生活”是一个体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概念，而促进“美好生活”的实现首要的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进行合理的制度和体制的安排，这就要充分重视《宣言》中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反思性批判中的建设性意义，彻底消除影响现代性发展的制度和体制障碍，为社会生产力的不断释放和经济基础的不断巩固提供合理的制度保障，让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绽放华彩。

《宣言》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具有原则高度的总体性批判以及这一批判所内蕴的唯物史观思想-理论基础及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定向，意味着现代性批判不仅仅是哲学意识的任务，还是历史现实的任务，这实际上包含着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的双重批判，而理论批判唯有通过实践批判才能彻底。这就需要进行现实意义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的革命运动，而这场运动的合法性本源于共产党“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治原则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及其现实化运动的基础和定向。

二、《共产党宣言》现代性思想“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治原则和共产党性质的论断，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及其现实化提供了合法性根基并指明了方向

《宣言》基于唯物史观立场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这一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是共产党人站稳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的政治立场、坚守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信念支撑。这为党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性追求提供了合法性根基和根本的政治保证，从而使这一追求变得科学、理性和现实。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宣言》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本质特征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39。这一本质特征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作为社会主义现代性主体的无产阶级，只有彻底摧毁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才能实现自身真正的解放。就此而言，无产阶级肩负着建构社会主义新现代性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其关键在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而这一正确领导的合法性源于共产党基于无产阶级整体性利益的政治原则以及由此获得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这决定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历史证明，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是其领导下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一切现实运动(包括现代性运动)获得成功的根本保障和重要经验，同时也对共产党人自身素养提出了要求，即共产党人必须勇于站在现实运动的最前沿，不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是共产党人始终保持先进性的切实保障。

《宣言》所确定的无产阶级政治立场和共产党性质的论断，是中国共产党一直遵守的政治原则。新的时代规定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的历史任务和发展目标，这无疑对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更好地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保有先锋队性质，如何更好地完成党的自身建设以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要求，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建构及其现实化提供了合法性根基并指明了方向。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明确自身的政治立场是引领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合法性依据，坚持人民主体性，把人民群众的正当需要和根本利益作为治国理政的出发点和价值圭臬，不断增强人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要始终坚定认同并自觉践行自身历史性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相应地，要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总体性特征而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其中的关键是进行思想政治理论建设，强化“自我革命”的意志、品格和能力，坚守和贯彻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为新时代中国现代性建构事业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并指明发展方向。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唯有在《宣言》现代性思想理论的科学指导下不断推进现代性之现实化运动，才能将现代性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彻底。

三、《共产党宣言》现代性思想“人的解放”的价值主题，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明确了奋斗目标

根据《宣言》，社会主义现代性代替资本主义现代性是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是社会基本矛盾合乎规律地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主体自觉参与的结果，体现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和主体性精神，其旨归就是实现“人的解放”。就此而言，社会主义现代性代替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过程，就是以“人的解放”为价值范导的消除现代性异化的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过程。

通达“人的解放”的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过程，是阶段性和历史性相统一的客观进程，必须在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始终遵循人类解放和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的，明确实现这一目的有着现实可能性的发展目标和策略。要始终谨记马克思的“客观性告诫”：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只能提出自身可以解决的任务，因为“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己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3]有鉴于此，《宣言》将现代性批判与价值关怀融为一体，并将之诉诸通达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长期的现实化过程，这体现在共产党人的革命目标中。

《宣言》明确提出了共产党人的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就近期目标而言，《宣言》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和政治统治，这就为社会主义现代性及其价值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政治保障。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根据唯物史观，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就要有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为核心以及与这一核心相适应的政治条件、社会条件、思想文化条件和自然生态条件等，这些社会历史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的“社会现实”(马克思存在论意义上的)，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而充分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要生产出人的丰富需要，使所有人彻底摆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的一切“奴役关系”，实现对人的自由本质的真正占有。最终，作为人类自觉力量的现代性将构成“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1，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长远目标。由此可见，只有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及其尖锐冲突，换句话说，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无产阶级在自觉努力创造条件实现近期目标以及推进近期目标走向长远目标过程中，新生产力的获得出现这样一种状况——唯有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及社会制度才能足以支配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的时候，真正的人的历史才得以实现，新文明形态才得以产生。这正是《宣言》新现代性建构意义之所在：作为旧文明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终结和作为新文明形态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开始。

《宣言》现代性思想的价值主题是无产阶级及人的解放，这是马克思倾其一生追求的目的价值，也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最终结论。就一定意义而言，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研究如何让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过上美好生活的思想，这无疑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发展指明了奋斗的目标。

美好生活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美好生活的达致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条件和途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九大报告赋予美好生活的内涵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新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这实质是在倡导一种与现代社会历史的总体化过程相一致的“全面的现代性”[4]，以塑造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全面性，奠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产生的基础和前提。而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国家和社会治理以及自然生态等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这一“全面的现代性”的基本内容，这一基本内容决定了采取怎样的基本策略和实践活动才能有助于为社会主义现代性的逐步实现创造可能的社会历史条件，这其中必然内蕴着当代世界现代性建构的新的思想和实践的可能性空间，而正在自觉生成中的应对“全球现代性治理”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之“中国方案”清晰地确证了这一点。

四、“中国方案”：《共产党宣言》现代性思想的新境界

正是《宣言》开启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追求自由和走向个性解放的世界历史的新时代新进程，开辟了人类社会历史文明的新纪元，它使我们得以设想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性范式的“另一种选择”，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种更高级的人类文明新的社会形态。

从总体上看，当今世界仍处在现代性不断深化和拓展的处境之中，每个民族国家都要在这个处境中思考和探索关乎自身前途和命运的现代性建构和未来走向的问题。这个问题之于正在走向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当今中国，显得尤为重要。新的历史语境及其问题谱系将促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在追寻自身自主性过程中，不断地向可能的思想理论空间和现实空间敞开，进而有可能真正创造性地生成当今世界现代性建构和发展之“中国方案”。对于“中国方案”的领会和把握，《宣言》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辩证法，正如有学者指出：我们既要批判借鉴西方现代性的经验教训，也要立足于中国国情；既要体现现代性的一般本质，也要考虑中国的特殊实际；既要遵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我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也要符合人性发展的价值诉求；既要克服现代性的消极弊端，又要释放出现代性中的积极精神；既要力求克服我国现代性进程中出现的困难，也要确定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目标走向[5]。基于此，我们需要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当代世界的格局中，在新的历史视野和新的文明道路中，理解 “中国方案”的实践上和思想上的意义。这就是，“中国方案”因其所内在整合的现代性文明的肯定性成果、社会主义本质定向和重建的本真的文化传统，从而开启真正具有新的“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新文明类型，这无疑将深化和拓展《宣言》现代性思想的理论性运用和实践性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