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循环时间中的历史反思与文化隐喻
——以《故乡相处流传》和《公猪案》为例

周银银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 江苏 盐城 224000)

在叙事学上，时间始终是不可小觑的一维，“叙事的问题说到底其实是个时间问题”[1]。“虽然对时间的处理方法有可能发生各种变化，但时间本身对于故事和文本都是必不可缺的。”[2]梳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不难发现，在讲述乡村重大历史和面对光怪陆离的当下乡村现实时，作家们常常打破了物理世界的线性时间，迷恋着周而复始的循环时间。所谓“循环时间”，即不把时间看成一条线，而是将其理解成一个圆环，按照自然规律循环往复地运转，天地自然间的万事万物在运行一个周期后又会重新回到原来的状态中去。在这里，时间不是一种单向性的运动，而是一种迂回重复式的轮转。这当中既有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渗透，也不乏中国民间文化的熏染，尤其是儒释道信奉的轮回或往生观念对文学循环时间观的影响。

与20世纪80年代迷宫式的循环时间圈套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叙事时间尚未沦为形式游戏或观念解剖，也不是用这种时间去探索存在意义上的宇宙、世界、人类、生死及永恒之间的关系。作家们将周而复始的时间与中国乡土大地的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以时间的怪诞来表达个体对特殊历史时期乡村社会世相的感受，串联起政治、制度、文化、土地等话题，完成他们反思历史和批判现实的旨归。

在循环时间形式中，古今穿插的循环时间构成了一道奇谲景观。所谓古今穿插循环，即作者违背正常的时间逻辑，采取时空拼贴和糅杂叠合等方式，将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不同时间段进行穿插打乱，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相同或相近的面貌不断轮回出现、交错循环。其中，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和李杭育的《公猪案》不啻为古今循环时间的典型文本。刘震云、李杭育凭借反常、变形、夸张的方式来揭示中国乡土历史中存在的某些非常态本相，同时隐喻乡村现实的复杂吊诡，也希望借助过去、现在和未来壁垒的打通去激起读者主动反省历史和参与现实的兴趣，探索另一番历史真实。

一、“游戏”的时间与别样历史真实的揭示

在交错穿插、古今糅杂中，时间变得杂乱无章。恰好，依托这种取消时空界限的混沌场域，作家对原本严肃的大历史实现了拆解和打乱，以个人化、戏谑化、漫画化的方式楔入历史纵深处，试图以另一种夸张变形的手段对过往历史进行重新审视和再度编码，颠覆既定的官方历史叙述。具体来说，作者在时间的穿插交错下设置了种种曲径，从而穿破层层历史迷障，敞亮了被盖棺定论的权威叙述所遮蔽的历史暗角，发掘出被有意湮没或篡改的历史怪相，也打开了历史隧道中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进而于循环时间和二次塑形中呈现历史的另一副面孔。这副面孔露出乖谬之姿，消解了大历史的神圣与崇高，但未必不是历史穹音的一番回响，未必不上升为一种历史真实。也即，不可能的时间运行中往往蕴含无限可能性存在，夸饰化的时间叙述背后其实都对应着作家探寻某种历史本质的诉求，令人发笑的具有消解性质的“冷幽默”[3]情节中也包裹着严肃性的写作旨归和坚硬的现实内核。

比如在《故乡相处流传》中，刘震云以故乡延津为出发点，截取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四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横断面：三国时期的曹袁之争、明初朱元璋统治时期、清末太平天国运动时期、20世纪六七十时代，将它们并置压缩于一个乡村时空场内，通过古今交错循环的混乱时空对严肃的大历史、英雄领袖人物以及战争进行了解构。

导因于“历史是个任人涂抹的小姑娘”这一历史观的驱遣和怀疑历史理性的文化心理的操纵，刘震云以荒诞的时间方式挖掘了常态时间中难以视见的历史畸态，呈示出了历史的吊诡与复杂，在虚拟及现实的胶合下重新打探历史的多样性与另类真实性。这实际上也和刘震云自身的文学观与真实观息息相关，“每一个人都在创造历史，每一个人都在叙述历史，每一个人也都在扭曲历史，这种扭曲对文学太重要了”[4]。创造性的、对教科书上的历史进行叙述的增减未必不能呈现历史真实，《故乡相处流传》即为这番真实观的实践产物。通读小说，不难发现，中国历史上的帝王、英雄或领袖人物如曹操、袁绍、朱元璋、慈禧太后、陈玉成等人均于古今穿插循环的时空中走下神坛，他们被降格化和同类化，沦为漫画型、粗鄙式、恶俗化的伪英雄，与草民小人无异，这种陌生化形象颠覆了我们既有的历史认知，也冲撞了权威叙述。

与历史英雄人物相伴相生的即战争和士兵，刘震云同样借助穿插、轮回、叠合的四个时空将延津大地上不同时代的战争形态与士兵样貌进行了打乱及重组。不管历史如何更迭流转，他们的本质都未发生改变。在刘震云笔下，战争的正义性被消解，它变成当权者挑起的把戏，是他们个人进行权力角逐和发泄私欲的精致工具。比如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袁曹之战在小说中爆发的导火索竟然只是因为争夺沈姓小寡妇，陈玉成率领的太平军与清军的战争同样被揶揄。作者借这种变形夸张的方式消解了正统历史，寓言化的叙事中固然存在偏颇之处，但于调侃幽默中指控的其实是战争本身存在的非人道性及血腥性的一面。在古今时间的糅杂循环下，不管战争的引发出于何种目的，百姓都可能遭受巨大苦难。他们被拖拽进了古代英雄帝王的“宏伟大业”中，小人物日常化的世俗生活转瞬间向政治化模式挺进，由此遭受了大历史带来的社会灾难。比如延津村民在曹丞相的“大事业”中开启了“操练，不种粮食”的行径，最后只能“吃树皮、草根，开始逮蚂蚱充饥”，刘震云幽默轻飘的言语里流露的恰好是对战争本性的控诉。当然，经由时间的交叉循环，这一现象无疑对接着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中狂热躁动的革命怪宴。作家通过此等荒诞的时间方式，力图穿透虚伪飘忽的历史表象，发现历史褶皱中掩藏的问题，洞彻战争本相。可以说，荒诞与真实是相辅相成的。置身于非正义的战争下，士兵们呈现出了狰狞的嘴脸和扭曲的文化人格。

无独有偶，李杭育的《公猪案》同样以公猪旺财和猪倌来福命运的循环流转为主体，选择了太平天国运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土改时期和新世纪这三个中国乡村近现代历史进程中重要的转折点，在古今交叉的循环混乱时空中对战争以及士兵形象完成了全方位解构。经由这番戏谑与拆解，作者再次质疑了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但也将万千百姓置入水深火热之中的太平天国运动。此时的革命、当权者、士兵显出非正义性的一面，革命沦为权力者发泄私欲和私愤的幌子，士兵扮演当权者的杀人机器。可以说，在糅杂穿插的时空布局下，作者冲破了重重迷雾，对中国乡土社会的革命史与战争史进行了曝晒和反思。“革命”在此处并不代表进化论的历史观，而是与循环论相关，揭露的是战争或革命的非进步性与非崇高性。当然，关于战争中丑态毕现的历史场景和人物面孔，在象征权威叙述的奏折与代表官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县志中似乎都无迹可寻。面对荒谬怪诞的历史样貌，它们极其默契地选择了避而不谈，竭力掩盖这段民族记忆，妄图遮蔽战争中的诸多不义之举。但是，代表民间话语的东穆乡野史笔记上记录了种种被正史抹杀或涂改的乡村历史黑幕。因此，作者经由混乱循环的时空，有意将民间作为透视战争与历史的一扇窗，以此掀开光怪陆离的时代画布，让被有意遮掩或篡改的怪异历史图景展览于世人面前，控诉非理性的、不正义的迷狂年代，也力图呈现历史的丰富性。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同样是从民间出发进行的一次历史掘井，在他看来，“历史是永远无法还原的，当你去回忆历史时真相的百分之八九十已经流失了”[5]。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进行历史叙述呢？关于这一问题，刘震云高度认同民间的传说性，甚至故乡百姓关于鬼魂的创造性传说也启发了他写作此篇小说的灵感，“这种绘声绘色不是现实而是一种艺术创造，也很有意思，给我一种启发。这是《故乡相处流传》创作的开始”[4]。于是，他将古今时间杂糅交叠，以民间荒诞不经的叙述方式对历史进行了全新的置换和重构，这也对应着克罗齐的名言：“根本的、真正的历史是当代的和当前的。”[6]在虚拟与真实的边缘以及循环时间的设置中，固然也传达了刘震云对90年代的故乡以及当代乡村的整体感受。“故乡在我脑子里的整体印象，是黑压压的，一片繁重和杂乱。从目前来讲，我对故乡的感情是拒绝多于接受。”[7]因此，才会诞生出这般戏谑、解构、冷幽默的写作。

除了对英雄、战争、士兵形象的犀利解构，在《故乡相处流传》的古今穿插循环时间中，作者还通过历史偶然性与必然性问题颠覆了传统历史叙述。阅读小说可发现，每到关乎政治、生命的重大关头，草民和英雄都于轮回流转中以滑稽的方式来草率决定。比如在明初朱元璋随意决定的大迁徙中，要求“照丞相过去的办法，扔钢蹦儿”来决定个人与国家的命运。清朝太平天国时期以“品尝猪头、羊头、牛头”的方式来给“英雄”陈玉成选美，此法不通后又改换成“翻扑克牌、扔钢蹦儿、弹玻璃球三管齐下”的策略。这些滑稽方法均是前朝文化遗产的死灰复燃和历史姿态的重新复活，朝代更迭推演，但荒谬的本质从未得到改变。作者在对乡村怪诞历史场景的反复书写及戏谑中解构甚至颠覆了大历史，使崇高向卑下和虚伪靠拢，它似乎也照应了小说中“政治和游戏是相通的”这一论断。当然，在权力者的游戏陷阱与政治欺骗中，乡村百姓却要承受“偶然”带来的灾难，“偶然带来的力量是巨大的”，“在人生的苦难里，偶然事件的发生也往往是最令人恐惧的，也是最最惊心动魂的”[8]。对于一切历史及生活中的偶然，乡村底层小人物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生命底色也就越发悲凉。不过，细探小说，种种时代的偶然当中也折射出历史滑稽与荒诞的内核。

二、循环交错的时间与探照乡村现实的意图

阅读古今穿插循环的乡土小说，不难发现，处于不同历史时期，历史人物总是轮回不死或转世重生，而历史故事及发生场景也以相似或雷同的面貌重新出现，完全泯灭了时空界限，把本应流动不居的历史化作凝固式的共时性存在。在这种交错轮回、循环往复的片段化和拼贴化时空安排中，彰显了作家们的“非历史主义”历史观[9]。他们通常拒绝强大的进化论思维的冲击，否认历史的线性发展，并通过此番显性的、具象化的循环方式最大程度洞彻了历史本相，经由永恒轮回的步调诉说着它的毫无意义。一切当代史都是过去史的重演，一切过去史都是当代史的写照。当然，不论是对历史的调侃或戏谑，导因于古今交错式循环时空的安排，其终极旨归都无外乎借古讽今，即所谓的“借古人之酒杯，浇今人之块垒”。他们希望通过波诡云谲的言说为反思当代乡土中国历史进程提供理性力量。就作家而言，在设置的古人古事的回放上演和故技重施中，也昭告着他们拒绝遗忘与深度清理历史的姿态，企图从历史经验和牢记过去中来重新评价并审视当代历史，如此，“心灵才能不在‘黑暗中行走’”，并有可能获得抵达美好未来的“通行证”[10]。这也是刘震云极其强调的：“我觉得知识分子最大的作用不仅是过去和现在，更应该是未来，它们的目光应该像探照灯一样，共同聚焦，照亮这个民族的未来。”[11]无论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化身份，也不管他们的小说是否真正具备照亮未来的能量，在此番反常的时空部署中，确实呈现了他们对民族历史、当下和未来关联性的思考，是一种“根性”写作。

比如在《故乡相处流传》中，刘震云采用古今穿插循环的方式来建构时间与空间，借助颠倒错乱的格局，形成了一幅幅光怪陆离的历史拼图。当然，通过书写种种疯狂失序的历史景观和轮回复现的古人古事，作者最大的目的仍在于观照现实，是对中国当代史尤其是乡村革命史的一次全盘扫描。这也是刘震云“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裂隙中行走”[12]留下的弥足珍贵的现实思考。

在小说中，几乎历史上所有的公共事件或场面都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怪异狂欢的图景遥相呼应，比如三国时代全民进行新军操练、弃种粮食的壮观画面俨然是极端时期的大跃进盛况；慷慨激昂的阅兵仪式，夹道欢迎曹操、袁绍、慈禧太后、小麻子陈玉成的群情激愤之景都与走火入魔的革命景观款通曲合；三国时代两军会战、众人以乱棒打死片瓦氏、围猎白蚂蚁的场面触目惊心，尤其是斗志昂扬的群众在打麦场上以“望曹杆”的方式整治白蚂蚁，令其“血肉横飞、而众人争相烤食”的举动已然丧心病狂，但众人皆沉浸于刑罚施行的欢愉和麻木中，凡此种种，无疑都成为极端年代武斗暴行与酷烈批斗的反照。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场景均是带有民间广场性质的狂欢化空间。在这个空间内，每一个民众都处于“看与被看”的模式下，他们极尽所能地进行表演，展览出的是一帧帧全民狂欢的画面，也即情景引发的是“全民性的笑闹”。这种笑闹在余华的《兄弟》、莫言的《生死疲劳》、阎连科的《受活》等小说中也层出不穷，对应的是熄灭自主之火的庸众，当然也指陈着乡村迷狂失序的革命年代。关于这种狂欢式的笑闹，巴赫金曾如此总结其特点：“它是全民的，大家都笑。‘大众的’笑；第二，它是包罗万象的，它针对一切事物和人(包括狂欢节的参加者)，整个世界看起来都是可笑的，都可以从笑的角度，从它可笑的相对性来感受和理解；第三，即最后，这种笑是双重性的：它既是欢乐的、兴奋的，同时也是讥笑的、冷嘲热讽的，它既否定又肯定，既埋葬又再生。这就是狂欢式的笑。”[13]无论如何，《故乡相处流传》里众声喧哗式的戏剧性场面不啻为对乡村变异生命景观的最佳注解。当然，狂欢的背后总有“他者”尤其是无辜者的受难。因此，在这里，荒诞变形的外衣下包裹的是作家对时代、人心、人性的严厉拷问。

《公猪案》同样通过时空的轮回穿梭来借古讽今。李杭育在来福、旺财这一对“难兄难弟”命运的循环往复和时代轨迹的“变”与“常”中，反思和探索权力的异化、人性的不完善以及国民劣根性等问题，其最终的落脚点仍是当下。这一点实际上在《故乡相处流传》里也有玩笑似的对应，曹操和袁绍的灵魂相遇后两人齐说：“就等二十一世纪！”可以说，作家们一边凭借荒诞手法和戏谑口吻去消解历史，同时经由尖锐的消解锋芒来穿透历史的虚伪表象，审视并清理显在的或被掩藏的历史糟粕，且于周而复始的时空流转中追问历史留下了什么，从而为反思当代乡村历史提供理性的参照标本。由于时间与空间本来的伴生关系，尤其是在这种取消时间界限、凸显空间的循环式小说中，作家也依托一些空间场景的“变”与“不变”来言说今朝。比如在《公猪案》中，一个又一个来福与旺财前赴后继般落入魔咒的“留下”即为解读乡村历史、反思当下的一把钥匙。“留下”是一处任何地图上都未标出的荒无人烟之地，散发着鬼魅之气，不过，它并不因此成为一个私密角落，而是扮演乡村公共空间的角色，见证着历史的循环和更迭。在长达150年的历史中，“留下”大致走过了这样的历史足迹：化身清朝的刑场——土改时的批斗场(公审现场)——大跃进时期的炼钢工厂——农业学大寨种苞谷的场地——改革开放以来的养猪场——新世纪游乐场和度假村的规划地。其中，不管身处哪个历史阶段，“留下”都发生了奇诡之事，它也由此被喻为“不祥之地”。实际上，它之所以变作“不祥之地”，全因为“留下”在一桩桩关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公共事件与一次次公共空间的扮演中所对应的历史景观：非理性盛行的时代，集体无意识的风暴几乎席卷了乡土大地上的每一个个体。因而，即使是来到新世纪，“留下”的历史面目也未完全更新，古今交错循环的时间之下是作家对新世纪喧嚣浮躁的人心人性风景的质疑。

三、历史永恒轮回的原因：权力、人性与国民性的畸态

在古今交错、穿插循环的非常规时间设置中，作家们主要从权力异化、国民劣根性与人性之恶周而复始的角度深刻剖析了历史永恒轮回的原因，并对此进行了凌厉的批判。

阅读此类小说，不难发现，无论时空如何流转，时代怎样更迭，乡镇权力内部运行方式、权力观念、权力秩序、权力结构的本质一再沿袭。当权者们围绕权力进行亘古不变的斗争和革命，施行强权专制统治，以权谋私、滥用权力是贴于他们身上的标签。正是在权力的异化及其循环中，乡土大地上的芸芸众生遭遇了一场场政治浩劫。

比如在《故乡相处流传》里，自三国时代始，众人皆觊觎、争夺和把玩权力，他们角逐霸权的行为给漫游于集体无意识大地上的草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灾难。无论是曹操、袁绍、刘备之间荒诞不经的战争游戏，抑或小麻子陈玉成与清军的数次交战，本质上都是当权者经营的政治戏码。他们依托权力为武器，利用革命大局、群众利益、江山社稷做精致的诱饵和威逼的幌子，将百姓从世俗化的日常生活强行拖拽到革命政治生活中，以成就他们个人的“伟业”，却让百姓成为一个个箭靶，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尤其是曹操、袁绍为了争权夺利，发号施令让延津大地上千百万老百姓开始了昏天暗地的血战，“到处是变形的脸和折断的胳膊腿”，场面惨不忍睹，而主公和丞相此时却“美人帐下犹歌舞”，这种残忍而滑稽的对比既阐明了战争本身的血腥与残酷性，当然此处也强调了它的毫无意义，但是，更凸显了权力者自私冷硬、心狠手辣的嘴脸以及政治的欺骗性和随意性。除了凭借揭露战争不义性的方式来批判权力的异化以及权力者，作者还绘就了多幅令人发指的官场群丑图，以此来印证在极权专制统治下，权力者是如何妄自尊大的，孬舅穿越时空永恒不变的口头禅“不行挖个坑埋了你”即为强权统治的绝佳代言。不管时空如何轮转，他们都是独断专权、唯我独尊、阴险狡诈，权力成为他们个人发泄私欲和私愤的工具。相形之下，乡土大地上的一众百姓则沦为板上鱼肉，被耍弄于鼓掌之中，承受着权力带来的苦难。比如三国时期曹、刘、袁三人的争斗、明初朱元璋组织的大迁徙、万人捉斑鸠、全民捕蝴蝶等大规模的荒诞式公共场景均发露了当权者阴晴不定、贪婪无度的嘴脸。特别是在朱元璋诱骗众生去延津开垦拓荒的大迁徙中，自然灾难与朱元璋主导的政治灾难轮番上演，百姓命如蝼蚁似草芥，于迁徙途中一次次被抛弃，成为当权者政治游戏的牺牲品，遭遇了灭顶之灾。然而，当权者面对重复上演的一幕幕惨剧竟毫无悲悯之心和罪过意识。因为，迁徙只是他个人设计的政治宏图中的一笔而已，是他为攀登权力巅峰下的一局棋。当然，伴随古今交叉循环的时空部署，这番质疑也跨越了特定的明朝初年，而指向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革命并未给大众带来真正的福音。

《公猪案》在太平天国、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及新世纪三段中华民族史上重要历史进程的交叉循环中，同样对权力的异化和滥用进行了追诘，进而探寻历史浊流永恒轮回的原因。其中，曹氏一族是乡村权力痼疾延续与循环的代表。太平天国时代的曹监斩身处江南大营，利用手中职权为非作歹、曲意逢迎，可谓无耻至极，而其执掌刑罚的手段在油滑中照见的是他自私冷酷的样貌。令人感到悲哀的是，曹监斩的邪恶暴虐从20世纪50年代的曹得标(曹主席)身上实现了完美的复制与粘贴。在“曹主席杀人有瘾”“连升顶多算个富农，怎么连他都杀”的声讨以及旺财化作“正义复仇者”咬死曹得标的结局中，我们都足以刺穿曹主席之流以权谋私、丧心病狂的丑态。他们打着革命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胡作非为，无论是镇压乡土百姓还是对待所谓的“仇敌”均耍尽各种手段。在他们眼里，民众生如草芥、死如尘埃。然而，因为革命政治话语的护航，他们的无耻、残忍和暴力都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甚至戴上了神圣的光环。即使迈向了新世纪，权力变样与异化依旧在部分村落轮回上演着，比如曹书记挨家挨户送红包的贿选之举就说明了乡村百姓对权力一方面仍存忌惮之心，另一方也不乏向往之情。可以说，在古今糅杂的荒诞时空中，作者也站到另一维度上指陈了乡镇权力场中仍然存在的沉珂弊病。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今交错循环的时空中，极权专制统治之所以根深蒂固，与绵延不绝、花样百出的刑罚不无关系。比如，《故乡相处流传》于时空流转下抛出了触目惊心的刑罚手段，包括望曹杆、乱棒打死、揍军棍、塞马粪、车裂、五斗橱等。刑罚手段在历朝历代并非一种“清场”与“登场”的模式，不过，置于轮回和变换下，它也遵循着“从肉体到自由(灵魂)的演进过程”[14]。《公猪案》同样围绕刑罚对权力异化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追问，比如腰斩、枪毙等，而“留下”作为历代刑罚的见证让人不寒而栗。其实，打探中国的权力文化场域和政治运行模式，不难发现，刑罚一直扮演重要角色，不同朝代的古人发明了诸多惨绝人寰的酷刑，比如商纣王统治时的炮烙之刑，先秦商鞅变法制定的五马分尸(车裂)，秦始皇推行的焚书坑儒(活埋)、五代时期风靡的千刀万剐(凌迟)，以及腰斩、剥皮、斩首等，林林总总的刑罚正如《檀香刑》中莫言借德国总督克罗德之口发出的，“中国什么都落后，但是刑罚是最先进的，中国人在这方面有着特别的天才。让人忍受了最大的痛苦才死去，这是中国的艺术，是中国政治的精髓……”[15]，这句话固然极端、褊狭，字里行间充满着对中国的偏见。但是，它也说明刑罚本质上是权力运作方式的一种，它首先彰显着统治者所处朝代法律的铁面无私，更重要的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希望通过酷吏刑罚警戒并恫吓民众，巩固其政治威严和专权统治。翻阅典籍不难发现，他们一般都会选择在刑场上公开执行残酷血腥的刑罚，并鼓励民众前来观看。如此，既惩除和打击了异己力量，也让前来观刑的群众受到身体和灵魂的双重威慑，从而不敢走上犯罪之路，刑罚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并进一步昭告了当权者的权威身份，捍卫了其强权统治。“五四”以来的鲁迅、沈从文、莫言、余华、阎连科等作家也借小说之笔对中国历史上千奇百怪的刑罚进行了回溯，比如鲁迅和沈从文小说及散文中频繁出现的“砍头”，余华《往事与刑罚》中对应四段民族历史的车裂、宫刑、腰斩和新型活埋，《兄弟》里迷狂时代下花样百出的棒打、鸭子凫水、肛门吸烟，莫言的《檀香刑》更是刑罚“艺术”的集大成者，阎王闩、凌迟、腰斩、檀香刑等酷刑在风雨飘摇的清末粉墨登场。刑罚作为浓缩的历史暴政和罪恶的聚集地，作家们依托怪诞手段对其描摹，从而来挞伐高压政治围墙下的权力独裁现象，指摘权力的畸形，尤其鞭笞了权力者的残暴不仁。同时，统治者酷烈的刑罚也导致了百姓的奴性心理，造就了他们病态扭曲的文化人格，这也是作家们集中表达的主题。回顾此类小说，刑罚的执行地包括法定的刑场、法场、村头大街、打麦场等，它们皆为开放式公共空间，而刑罚同样是作为公共景观呈现的。可以说，刑场既扮演一个审判台，也化身成观戏台。民众于历次轰轰烈烈的刑罚展览中早已麻木不仁，他们缺失了对生命最基本的悲悯和尊重，沦为无聊的庸众与冷漠的看客，只是在酷刑中寻找感官的刺激，满足个人变态的心理需求，“酷刑的设立，是统治阶级为了震慑老百姓，但事实上，老百姓却把这当成了自己的狂欢节”[16]。“他者”的苦难竟然成了看客的狂欢和游戏，全因为此番“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的畸变刑罚景象，鲁迅才发出了这样的呼声：“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17]鲁迅在《示众》《药》等文中不遗余力地刻画“砍头”场景，并不说明他情感的冷酷坚硬，恰恰相反，从百姓的争相围观以及竞食烈士的人血馒头等怪诞画面下，他对权力、人性、国民性、民族未来等话题进行了更为鞭辟入里的思考。刘震云、余华、莫言等人接续了鲁迅文学传统，在刑罚“表演”和集体“围观”中设置了“看与被看”的模式，既审判台上的犯罪者，也鞭笞台下欣赏“景观”的看客。当然，就时空交错循环的《故乡相处流传》《公猪案》而言，作者对刑罚演进和轮回史的书写与乡土中国权力批判的关系尤为密切。刑罚作为一个探测器，连接着当权者和庸众两端。

在荒诞的时间安排中，除了从权力维度来质问历史缘何停滞不前，作家们还企图由人性和国民性层面出发进行打探。当然，国民性劣根与人性的不完善本就是相互纠缠的。阅读小说可发现，在扭曲图景的轮番复现下，作家采用的是漫画式和夸张化的艺术手段，他们把乡土大地上的民众作为主角/丑角推向历史舞台的正中央，集中夸诞式地刻画群氓病态的文化人格和畸形的文化心理，尤其书写了几千年极权专制统治下积淀形成的整体性国民劣根的轮回赓续，比如走火入魔的权力崇拜意识、奴颜婢膝的面相、愚昧盲从的依附心理、残忍阴鸷的看客姿态。其实，回溯中国几千年治世与乱世的循环交替，鲁迅就曾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18]来归纳近现代以前中华民族的民众历史，可谓对彼时国民性的精辟概括。到了90年代以来古今时间穿插循环的小说中，作家同样凭借变形的历史场景刻画了民众的这副面孔。在不同的时空布置中，无论历史之潮如何腾挪变化，乡土大地上的百姓往往成为一群乌合之众，熄灭了自主之火，放逐了独立人格，也阻断了个性源流，他们俨然成为伪英雄或当权者进行强权统治的帮凶，在布满腥风血雨的历史场景中沦为看客或庸众，盲从、愚昧、丑陋是附到他们身上的标签，阴险、自私、冷酷、残忍是其人性中难以祛除的劣根。这种人性解剖自然是极端之笔，但在迂回重复的国民性和人性中，彰显出的是作家们对历史或现实怪诞图景的审视，也突出了他们内心深处的绝望。因为，这作为一个诱因，促成了朝代更替和历史行进“换汤不换药”的循环本色。当然，绝望之下未必不隐含着作家们反抗绝望和以文学之光照亮乡土中国的决心。比如，阅读《故乡相处流传》，延津群众于刘震云笔下成为一帮穿梭时空、轮回不死的跳梁小丑或精神的“残疾人”[3]。作者首先调侃着他们亘古不变的权力崇拜意识和奴性心理，戏谑与幽默之下暗藏的是刀锋般的冷峻。其中，不管时代如何更迭，“猪尾巴”作为一个怪诞意象总是频繁出现，这与《百年孤独》中的猪尾巴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它更多代表中国式的愚民和庸众，“这猪尾巴与哥伦比亚的不一样，它是中国猪”[3]。具体来看，延津民众唯权力者马首是瞻，无论是对“说不定马上就会有人给我送猪尾巴呢”的期待，还是“猪尾巴涌向白石头家”的失落，抑或上交猪尾巴的荒谬之举，无一不隐喻了中华民族几千年乡村文化土壤在异化过程中培育而成的昏聩、愚昧的国民性和牢不可破的权力崇拜情结。与之对应的荒诞场景是给曹丞相捏脚时“人们争相保存雨露——恶心的黄水”，孬舅做村长后“捏大包的人纷涌而至”，小麻子选美期间“牛头、羊头、猪头堆积成山”，清末年间为取悦当权者万人捉斑鸠、全民捕蝴蝶。种种循环式的历史景观和夸饰化的书写恰到好处地绘就了群众的劣根性。在对权力的顶礼膜拜以及奴隶心理的驱遣下，他们沦为庸众与群氓，于随波逐流中苟且偷生。作者尤其浓墨重彩地刻画了草民小人们身处三国时代曹操与袁绍、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小麻子与慈禧太后，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孬舅与猪蛋产生权力纷争时的骑墙态度。面对统治者的对峙和更迭，他们完全丧失了信仰，体内的“无名”之火不断蹿腾，陷入了可怕的集体无意识和非理性的狂欢中。当然，从根本上来说，群众之所以暴露出这番丑相，绵延千年的极权专制统治无疑成为罪魁祸首。比这更遗憾的在于：当权者恰恰利用他们的愚昧、麻木及盲从来巩固其统治，导演了一出出历史闹剧与惨剧。最令人惊悸的是，不论处于哪个历史时间点，他们都扮演着帝王领袖或伪英雄们的刽子手和帮凶角色，化身权力规训下的机器或当权者的木偶，听从他们的号令继而施行惨无人道的造恶行为。这也是古斯塔夫·勒庞所说的：“群体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会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它们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了极端轻信外再无别的可能。”[19]比如小说中众人围猎白石头他爹白蚂蚁，继而以“望曹杆”的酷刑将其折磨成一团肉酱，同样也把历史上的片瓦氏、白蚂蚁的老婆和女儿、曹成、曹小娥等人以乱棒或乱棍打死，凸显着群氓的残忍。与集体施暴场景相伴而存的是声势浩大的围观画面，比如“杀小麻子，延津全县出动围观”、车裂小寡妇的场面轰轰烈烈。《公猪案》中同样不乏这类夹杂着冷漠气息和狂欢格调的变异图景，比如太平天国运动时期“都在看杀人，看得出了神”的清兵和土改时期“这阵子不管哪里枪毙，他们都会追着看”的几百号乡民。当然，看台同样成为测试人性的审判台。面对血腥的景观，看客却从受难者经受的酷刑和死亡中寻求个人感官的刺激与愉快，毫无恻隐之心。从刘震云的书写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人性劣根的无奈和绝望，麻木的看客最终彻底沦为“平庸的造恶者”，通过一个个广场式公共空间共同打造群体性狂欢的畸变图景。在他们的狂欢中，也折射出乡村世界的失序。不过，从作家深度清理历史糟粕的姿态即可发现，他的绝望中并非没有反抗绝望的念头。正如同样擅长刺探人性的作家余华所言：“满怀希望的作家往往会写出绝望之书，满怀绝望的作家往往会写出希望之书。”[20]

四、余 论

对于读者而言，经由这番空间部署，在过去与当下、传统和现代的某种历史性关联下，他们也可从不同向度来理解本就纷繁复杂的乡村历史图景或阐释光怪陆离的现实世相，于联想、想象、质疑与重新塑形中再度审视中国乡土社会的诸多问题，激起自己关注并融入公共生活的热情，比如主动参与到民族记忆的建构和乡村现实问题的讨论中来，而不是躲在“一个人”的角落里窃窃私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