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杰
近代中国海港检疫制度,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卫生行政措施,它与同处这一贸易圈中的东亚、东南亚乃至全球贸易网络休戚相关、荣损与共,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缩影。到20世纪初,海港检疫作为近代国家守护国内卫生安全的一道防线,已经渐渐无力应对疫情的蔓延,人们渐渐认识到必须将其与公共卫生体系和全球性卫生治理结合起来,才能应对急剧增快的全球性商品、人员流动带来的传染病危机。民国政府要建立完备的卫生行政,就必须要积极参与到全球卫生治理的浪潮中来。一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卫生组织是这一时期卫生治理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其下设的新加坡东方局更是与远东地区各国的海港检疫直接相关。本文以海港检疫为例,通过梳理民国政府与国际联盟卫生组织和新加坡东方局的互动,探究民国政府对卫生治理全球化浪潮的因应之策,并管窥国联卫生组织之卫生事业的复杂面相。
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沟通交流由来已久,早在五口通商之前,东南沿海地区与南洋乃至世界的经济、人口往来就一直未曾断绝。鸦片战争后的几十年间,中国先后与各国立约通商,签订了数以百计的条约、准条约(1)侯中军:《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关于评判标准的讨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条约口岸体制,将近代中国与世界更紧密地联系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