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的建立及其意义

李长银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诸子学的近代复兴，是中国传统学术转型的一个关键性事件。而这一事件与梁启超的努力推动密不可分。尤其是1922年梁启超在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坚持的“老先孔后”说进行批评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1)从学说史的角度来讲，除了本文要讨论的“《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之外，梁启超还曾于1902年正式提出过“孔北老南”说，该说的意义在于“置孔子和诸子于平等的位置”，“促进了诸子学摆脱经学的束缚”，从而“推动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参见宁腾飞：《梁启超“孔北老南”说的建立及其意义》，《史学月刊》2019年第2期。该说一经问世，立刻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强烈震动，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老子及其《老子》年代问题的大讨论。而且这一学说不仅进一步破除了笼罩诸子学研究的“诸子出于王官论”，还推动了学术界关于整个诸子著作真伪及其年代的大讨论。可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了诸子学的近代复兴，甚至推进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

关于“《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过往学界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2)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徐洪兴：《疑古与信古——从郭店竹简本〈老子〉出土回顾本世纪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争论》，《复旦学报》1999年第1期；熊铁基等：《二十世纪中国老学》，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5—92页；陈文采：《“老子年代”问题在民初(1919—1936)论辩过程的分析研究》，《台南科大学报》第26期，2007年9月。，但这些成果至少还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未能对该说的学术渊源尤其是其所凭借的域外学术资源进行寻本追源，以致在该说是如何建立的问题上仍模糊不清；二是未能认识到该说的深刻影响，甚至因为其说存在“疑古”过头之处，而予以否定。因此，本文不揣鄙陋，拟采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研究思路与方法，对这一学说的提出缘起、学术渊源以及影响与意义进行一次较为系统的分析与考察，进而客观地估定该说的学术价值。

一、学术争胜与“《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的提出

在梁启超的个人生命史上，结束于1920年3月的欧游是一个关键性事件。经过此次欧游，梁启超认识到，“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一度崇尚“科学万能”的中国不能过度“向西方学习”了，而要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中国的文明，与此同时，再拿中国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然后“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3)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5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4—2986、2986页。于是，梁启超回国之后，便立即投身于这一“化合一种新文明”的工作之中。

那么，该如何开展这一责任重大的工作呢？在梁启超看来，先秦学术研究是必要的途径之一。早在欧游的时候，梁启超曾在巴黎与哲学家蒲陀罗有过一次交谈。蒲氏主张：“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挥光大。”而早期中国“哲人”的思想都十分“精深博大”。此外，一些外国社会党名士也认为，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墨子的“兼爱”“寝兵”都是“宝贝”。(4)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5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4—2986、2986页。受此影响，梁启超回国之后，便开始着手对先秦学术进行一番系统的研究。

在一定意义上，任何一项系统研究的开始，都需要对过往的研究成果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在当时的学术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已经建立起了先秦学术研究的新范式。(5)余英时：《〈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1—232页。1919年2月，胡适将其在北大“中国哲学史”课堂上的讲义整理出版。本来，对于“这本哲学的书”，出版机构并不看好，认为这是一部“有些不伦不类”的书(6)胡曲园：《回忆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对我的影响》，《书林》1980年第3期。，甚至连作者本人都是“提心吊胆”。但是，正如蔡元培在序中指出的，这本书有四个“特长”，分别是“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以及“系统的研究”。(7)蔡元培：《〈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高叔平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88—189页。因此，该书一经问世，不到两个月即再版，一年之后便已出到第五版，中国传统学术研究遂为之一变。

当然，尚在欧游的梁启超可能并不清楚这一“影响中国学术前途者甚大”的学术事件，但当其于1920年3月5日回到中国之后，便马上获悉了这个喜忧参半的情况。是月21日，梁启超迫不及待地与胡适在北京进行了第一次会面。(8)胡适：《日记(1919—1922)》，《胡适全集》第29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页。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梁、胡的这次会面，“颇有新、老两代思想领袖聚首的象征意义。一个是星光闪耀，新领风骚；一个是老骥伏枥，重振旧业。二人既相互借重，又隐存一种竞争。”(9)张勇：《“偶然”的背后：试说梁任公著述〈清代学术概论〉之心意》，《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梁启超对《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批评，即是其主动与胡适进行学术争胜的主要表现之一。1920年10月18日，梁启超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对于《中国哲学史大纲》，“欲批评者甚多”，稍闲当“鼓勇”写一长函，但恐又似撰写《清代学术概论》之时“下笔不能自休”。(10)梁启超：《致胡适之(1920年10月18日)》，《梁启超全集》第10册，第6031页。同年12月18日，梁启超在写给胡适的信中又提到，对于《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批评，“恐非简短可了”。(11)夏晓虹：《新见梁启超致胡适书》，《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182页。由此而言，梁启超十分重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并拟撰文对该书进行专门批评。

问题尚不止如此。自1920年12月始，梁启超即“应清华学校之招”，讲授“国学小史”。有学者指出，梁启超之所以答应到清华学校开设这一系列演讲，内在动因即是对《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不满足”。因此，《国学小史》与《中国哲学史大纲》，虽然在章节设计上基本一致，但在内容上又存在一定的竞争性。此外，按照课程设计，梁启超还专门“拟于先秦讲毕时，专以一课”对《中国哲学史大纲》进行批评。不过，由于课程提前结束，这一批评的计划未能实现。(12)夏晓虹：《梁启超与清华最初的学术因缘——关于〈国学小史〉的考察》，《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当然，梁启超并未忘记这一计划。1922年3月4日至5日，梁启超应北京大学哲学社的邀请，在北大三院大讲堂作了一次题为《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学术演讲。(13)《哲学社公开演讲》，《北京大学日刊》第971—973期，1922年3月2—4日。在这次演讲中，梁启超首先指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近年的“两部名著”之一，中国哲学家能够写出这样的著作，可以算得上是“国民一种荣誉”。(14)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全集》第7册，第3985、3988—3989页。之后，其话锋一转，便开始对该书进行系统的批评。

与本文直接相关的是第三个具体问题的批评。梁启超首先指出，这部书从老子、孔子讲起，正如蔡元培所评价的，“有截断众流的手段”，但是否应该“从老子起，还是问题”。因为，《老子》这部书的著作时代，是在战国之末。之后，梁启超列举了六个证据。第一，老子的八代孙与孔子的十三代孙“同时”。第二，孔子、孟子、墨子都没有提到老子。第三，《礼记·曾子问》和《老子》的精神恰恰相反。第四，《史记·老子传》本于《庄子》，但《庄子》是“寓言”，“不能拿作历史谈看待”。第五，《老子》中有许多太自由、太激烈的话，不像春秋时人说的。第六，《老子》中的一些文字和语气，不像春秋时人所有。(15)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全集》第7册，第3985、3988—3989页。总之，在梁启超看来，《老子》作于战国之末。

对于梁启超的公开批评，胡适十分不满，认为这是其“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示”。不过，胡适还是在第二天下午亲自到会，并发表“闭会的演说”。胡适首先对梁启超的批评表示感谢，之后又针对其当天的批评进行了答辩。(16)胡适：《日记(1919—1922)》，《胡适全集》第29卷，第530—532、532—533页。稍显遗憾的是，胡适并未对梁启超的“《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予以回应。直到翌日，胡适在日记中“旧事重提”，对梁启超提出的六条证据一一进行了反驳，然后得出结论，即“《老子》虽不可全信为原本”，但“此书非作伪者所能为”。(17)胡适：《日记(1919—1922)》，《胡适全集》第29卷，第530—532、532—533页。不过，直到梁启超过世之前，胡适都没有将这一意见公开发表。因此，二人未能就这一关于《老子》著作年代的问题展开进一步的正面学术对话。

由上所述可知，梁启超之所以要提出“《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主要是针对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依旧坚持的“老先孔后”说而来。正如张季同指出的：“在《老子》问题，二人态度正相反，梁任公说是后人作的，胡适之却偏说他的理由不足。”因此，“在旁观的人看来，觉得他们是在争胜，不是在共同求真实。”(18)张季同：《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4册，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第285页。当然，二人“不是在共同求真实”或可进一步商榷，但其“争胜”之意则是不争的事实。

二、本土学者的老子论述与“《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的建立

一般来讲，一个学说的提出，除了外缘影响之外，还有其内在学理的支撑。因此，若想对梁启超的“《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有一个进一步的客观认识，关于这一学说之内在学理的考察工作不可或缺。

在一定意义上，梁启超之所以能够提出“《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首先有赖于本土学者的相关论述。承前所述，梁启超共列举了六个证据。而在列举证据之前，他首先对此进行了学术史回顾，指出崔述认为著书的人决不是老聃，汪中则认定老子就是太史儋。(19)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全集》第7册，第3988—3989页。关于这一提示，还可参看梁启超：《〈史记〉中所述诸子及诸子书最录考释》，《梁启超全集》第8册，第4699—4670页。那么，梁启超究竟有没有受到崔述、汪中的影响呢？

今按汪中的说法，见于《述学·老子考异》。汪中首先指出了三个可疑问题。第一，《史记·孔子世家》《史记·老子列传》《礼记·曾子问》载孔子问礼于老子，但与《老子》的记载完全不符，“彼此乖违”。第二，《史记·老子列传》载，老子是楚国人，又是“周守藏室之史”，但“楚之于周，声教中阻”，楚人不应仕于周。第三，《史记·老子列传》载老子是“隐君子”，但其“身为王官，不可谓隐。”之后，汪中则提出了一家之言，即老子即是太史儋。(20)汪中：《述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105页。

几乎与汪中同时，崔述在《洙泗考信录》中对“孔子问礼于老子”说进行了批驳。第一，《老子》之文与“战国诸子”相近，与《论语》《春秋传》之文并不一致。第二，《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所载老子心目中的“孔子”与孔子的真实形象不符。第三，《论语》详载“古之贤人及当时卿大夫”，但未及此事。第四，《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南宫敬叔从孔子“适周问礼”之事，并非历史事实。第五，孔子问礼之说是“庄、列之徒”的附会。(21)崔述：《洙泗考信录》，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70—271页。

由上可知，无论是汪中，还是崔述，都对“老先孔后”持怀疑意见。更为关键的是，如果将二人的论述与梁启超之前开列的六条证据相比对，不难发现，梁启超开列的第三项证据有本于汪中的《述学》，而第二、四、六项证据则有本于崔述的《洙泗考信录》。准此而言，梁启超之所以能够提出“《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这一学说，是受到了汪中、崔述的影响。

除汪中、崔述之外，梁启超之所以能够提出“《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还受到了宋代学者叶适的启发。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指出：“言老子所自出，莫著于《孔子家语》《世家》《曾子问》《老子列传》”。其中，二戴记所载为“礼家儒者所传”，《史记》所载为“非礼家儒者所传”，而以庄周言考之，则是为黄老学者“借孔子以重其师之辞”。这两种记载“皆涂引巷授，非有明据”。之后，叶适则提出了自家的看法：“教孔子者必非著书之老子，而为此书者必非礼家所谓老聃，妄人讹而合之”。(22)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09页。于今来看，叶适的看法尚存在“调合”之嫌，但该说无疑引发了后之学者对《老子》著作年代的质疑。

与本文相关的是，梁启超早在1892年即撰写《读书分月课程》一文，开列了“最初应读之书”，其中“理学书”中有《水心学案》。(23)梁启超：《读书分月课程》，《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7页。而《水心学案》则摘录了上述关于老子的考辨。(24)黄宗羲：《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69页。此外，可以作为佐证的是，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中指出，叶适的《习学记言序目》不仅“对于经部许多书都很怀疑”，还对《老子》等诸子书都有所论辨，“而且很有价值，观察的方法也很对”。(25)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梁启超全集》第9册，第5026页。由此来看，梁启超之所以能够提出“《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与叶适的上述质疑有一定的学术关联。

除叶适之外，梁启超还受到了乃师康有为的影响。早在1929年1月，顾颉刚在为康有为的《桂学答问》作序时即指出，该书所言，“有极创辟的”看法。比如，“谓《老子》为战国书，在孔子后，这是以前的人从没有讲过的。”之后，顾颉刚则说：“前数年，看梁启超的《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里边断《老子》为战国时书”，本以为是其一个重要学术发现，但看了此书之后，才知是其“袭取师说”。(26)顾颉刚：《致选修“三百年来思想史”诸同学书——代桂学答问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2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32页。今按《桂学答问》，知顾颉刚所言不虚。该书原文载：“各子书，虽《老子》《管子》亦皆战国书，在孔子后，皆孔子后学。”(27)康有为：《桂学答问》，《康有为全集》第2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

探本追源，康有为之所以提出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接受了汪中的看法。(28)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康有为全集》第2册，第142、144、177页。不过，其又有所延展。《南海师承记》有一条载：“通部《庄子》皆寓言，独《天下篇》乃庄语”。“而《南华》最谬者，以周柱下史之老聃，为著《道德经》之老聃。太史公之《史记》亦不能定著《道德经》之老子为何人，故并老莱子而平列，使后世学者惑焉”。(29)康有为：《南海师承记》，《康有为全集》第2册，第234页。准此而言，在康有为看来，除《天下篇》外，《庄子》是一部“寓言”书。而按之《庄子》，该书的《天道》《天运》《外物》等三篇皆记载了“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故事。因此，“《南华》最谬者，以周柱下史之老聃，为著《道德经》之老聃。”与本文相关的是，康有为的这一看法与梁启超的第四条证据——“《庄子》寓言十九，本就不能拿作历史谈看待”的观点基本一致。由此来看，梁启超之所以能够提出“《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不仅继承了乃师康有为的观点，还接受了其具体的证据。

总而言之，从本土学术的角度来讲，梁启超之所以能够提出“《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这一“疑古”之说，不仅受到了汪中、崔述的影响，还受到了叶适、康有为的引导与启发。

三、斋藤拙堂的《老子辨》与“《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的建立

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已进入中外交错的时代。梁启超之所以能够提出“《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除了有赖于本土学者的相关论述之外，还受到了域外汉学家的启发。

当然，目光敏锐的学者早已观察到了这一点。1927年11月，张寿林在《老子〈道德经〉出于儒后考》一文中说：“日人斋藤拙堂著《老子辨》五篇，就思想方面以证老子《道德经》之出于《孟子》之后，其说甚精。”梁启超近作《儒家哲学》，“即从其说”。(30)张寿林：《老子〈道德经〉出于儒后考》，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4册，第222页。三十年之后，或受这一说法的直接影响(31)在《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一书中，詹剑峰引用了张寿林《老子〈道德经〉出于儒后考》一文第五部分“就思想以证《道德经》出于孔子之后”的部分内容，然后指出张寿林主张“由墨子之尚贤，乃有老子‘不尚贤’”，是“窃取”了日本学者斋藤拙堂的说法(詹剑峰：《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8页)。但问题是，斋藤拙堂在《老子辨》中并未言及“尚贤”问题，故“窃取”之说不能成立。其实，张寿林的观点直接参照了梁启超的《儒家哲学》(梁启超：《儒家哲学》，《梁启超全集》第9册，第4963页)。不过，这些并不影响我们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即詹剑峰之所以能够指出梁启超“沿用”了斋藤拙堂的《老子辨》，是受到了张寿林的直接影响。，詹剑峰首先在《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一书的《弁言》中指出，梁启超断定《老子》书成于战国之末，是沿用了日人斋藤拙堂之说；(32)詹剑峰：《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第4、85页。之后，其在该书正文部分又强调说，梁启超“抄袭”了日本人斋藤拙堂的“谬论”。(33)詹剑峰：《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第4、85页。于今来看，詹剑峰的“抄袭”之说不能成立，但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相当大的学术关联。

斋藤拙堂(1797—1865)，名正谦，字有终，号拙堂，日本江户时代汉学家。诚如有学者指出的：“拙堂精于汉文学，文追唐宋八大家，著作甚富，有《海外导传》《俄罗斯外纪》等有关国际论著。”其中，“最引人注目，令他文名不朽的，还是正续篇合成十六卷的《拙堂文话》。”(34)黄轶球：《漫谈日本汉文学名著——〈拙堂文话〉》，《暨南学报》1985年第1期。但实际上，在斋藤拙堂大量的著作中，还有一部“令他文名不朽”的文集，即《拙堂文集》。

与本文主题密切相关的是，这部文集的第四卷收录一篇题为《老子辨》的名文。该文共计五篇，对老子的年代问题提出了质疑。首先，斋藤在《老子辨一》中指出：《论语》和《孟子》无一语言及老子，《庄子》虽言及孔子问学于老子，但庄子“荒唐放恣”，故其说并不可信。其次，斋藤在《老子辨二》中提出了三个可疑的问题。第一，老子与其子宗的年纪相差“悬绝”。第二，老子的第八代孙和孔子的第十三代孙同时。第三，《史记》中的老子籍贯存在问题。根据这三个可疑问题，斋藤最后认为，“老子为战国之人”。再次，斋藤在《老子辨三》中指出，《史记·老子列传》是司马迁“杂缀”成文，其并不知老子为何时人。复次，斋藤在《老子辨四》中指出，《礼记》《史记》中的“孔子问礼于老子”之说和《老子》中的精神相悖。最后，斋藤在《老子辨五》中指出，《老子》中的“仁义”“希言自然”“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等一系言语文字，与战国或秦汉的言语文字“近似”，因此，“老子生战国之季”。(35)[日]斋藤拙堂：《老子辨五》，[日]中内惇编：《拙堂文集》第4卷，1881年斋藤氏藏版，第28—33页。

比对之下，梁启超开列的六项证据，都可以在斋藤的《老子辨》中找到对应的学术资源。二者的学术关联由此略见一斑。当然，若想进一步证实这一学术关联，除了文本的简要对比之外，还需要寻找到当事人是否接触过这一文本的证据。根据现有资料，梁启超在提出“《老子》书作于战国之末”说之前，并没有直接阅读过斋藤拙堂的《老子辨》，而是通过一些间接文本接触到斋藤的上述观点。

承前所述，斋藤的《老子辨》是一篇名文，对后世日本学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诚如日本学者山田统所指出的：“斋藤拙堂在其《老子辨》五编中，综合了之前的各种看法”，“推测出老子为周显王以后的人”。这一观点“以其规范严密的论证而对近人影响巨大”。(36)转引自：[日]斋藤拙堂：《老子辨》，彭磊主编、熊宸译：《赫西俄德的世界》，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153页。

实际上，斋藤拙堂的观点还对近代中国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15年4月至6月，谢无量在《大中华》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老子哲学》的文章，文中重点提到了斋藤拙堂的《老子辨》，并对该文的要旨进行了归纳。第一，“《史记列传》谓孔子问礼于老子，妄诞不可信。”《史记》多取庄周之书，但庄周为“荒唐人”，故其言不足为据。第二，“《史记》记老子之子名宗，与老子年代悬绝，且以下世数甚详。若与孔子子孙世数多寡比较，不无可疑。况老子生国，非陈而楚，则知老子周显王以后之人，少后孟子。其著书又最晚，故孟子不得见”。第三，“《史记·老子传》至杂取老莱子、太史儋之事，竟不知老子为何时人，盖苦其年代不及孔子，遂强增益百六十岁或二百岁”，不足以传信。第四，“《礼记》中孔子说礼，屡曰闻诸老聃，此诬罔所由起，盖以老聃及著书之老子为一人，故有此蔽。”第五，“《老子》书中言语类秦汉间人所为。”譬如，“仁义二字并举”等。总之，斋藤拙堂的《老子辨》五篇“颇能汇疑老之众说，且直谓老子为战国末之人。”(37)谢无量：《老子哲学(续)》，《大中华》第1卷第5期，1915年5月。

不过，在谢无量看来，斋藤拙堂《老子辨》的上述证据“大抵多出于臆测”，然后对《老子辨五》中的“言语文字”这一证据进行了详细的批驳。最后，谢无量强调说：“老子生战国后，实不足信”，而“老子与孔子同时，且为孔子之先辈”，“此殆不可异论者”。(38)谢无量：《老子哲学(续)》，《大中华》第1卷第5期，1915年5月。

承前所述，谢无量的《老子哲学》发表在《大中华》杂志。这里要进一步补充的是，《大中华》于1915年1月创刊于上海，“为欧战后之重要出版物”(39)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47页。，由梁启超担当“主任撰述”。所谓“主任撰述”，在当时“带有总编辑与总写作人的双重角色”。(40)王建辉：《近代中国出版史上之梁启超》，《江汉论坛》2002年第9期。因此，我们有理由推定，梁启超在当时便对谢无量的《老子哲学》进行了研读，进而通过这一间接文本了解到了斋藤拙堂的《老子辨》。

由上所述可知，梁启超之所以能够提出“《老子》书作于战国之末”说，除了得之于本土学者的相关论述之外，还在于其间接受到了斋藤拙堂《老子辨》五篇的学术影响。

四、“《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的影响与意义

一个新学说提出来之后，必定会产生一定的学术影响。因此，在对“《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的提出缘起及其学术凭借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之后，尚须进一步对此说的影响进行一番详尽的考察。

早在1936年12月，著名学者罗根泽在为《古史辨》第六册作序时就对该说的学术反响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与总结。该文先是指出：“梁先生的名望既高，所举的证据又确凿，所批评的又是胡先生的名著”。因此，“其说一出，学术界大为震动。”之后，则对受此“震动”之后的各家看法依次进行了介绍。(41)罗根泽：《自序》，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6册，第14—22页。六十多年之后，当代学者熊铁基等人撰写了《二十世纪中国老学》一书，在罗根泽相关回顾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梁启超之说的学术反响进行了详细梳理。(42)熊铁基等：《二十世纪中国老学》，第85—92页。不过，于今来看，这一学术反响尚存在一定的开拓空间。

“《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提出来之后，首先得到了“疑古”派的支持。最早对此说表示支持的是钱玄同。1922年3月4日，钱玄同曾在北大三院大讲堂听梁启超的演讲，回家之后则在日记中简要记录了梁启超的演讲内容，认为梁启超怀疑《老子》非孔子以前之书的说法“极有价值”。(43)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97页。1923年1月，钱玄同还在致胡适的信中表示，梁启超列举的证据虽然“尚有一二点可疑”，但其提出的“《老子》作于战国之末”的观点以及大部分证据都是很“精墒的”。(44)秦素银整理：《钱玄同致胡适信、片四十七通》，《鲁迅研究月刊》2016年第12期。直到1925年11月，钱玄同在《语丝》发表《废话——原经》，还专门强调说，对于老子与《老子》的时代，自己与梁启超有“同样的怀疑”，认为“《老子》是战国时代的作品”。(45)钱玄同：《废话——原经》，《钱玄同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8页。

除钱玄同外，对这一“疑古”之说表示了赞同的还有顾颉刚。本来，梁启超在北大演讲之时，顾颉刚已前往听讲，但“以人挤而出”。(46)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1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15页。但此后不久，顾颉刚即获悉了梁启超的“《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并予以积极的肯定。1923年2月，顾颉刚在回复钱玄同的信中说，自己打算写一篇《老子与道家》。其中，关于《老子》一书的著作年代，当如梁启超所指出的，“是战国末年的书”。然后，其又补充了两个证据。(47)顾颉刚：《致郭绍虞·二》，《顾颉刚书信集》第2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50页。不过，《老子与道家》并没有立即成文。直到1932年6月，顾颉刚才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发表《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再次重申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梁启超的“疑古”之说——“《老子》必是战国时的书”是“对的”。(48)顾颉刚：《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1卷，第754页。

当然，梁启超的“《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提出之后，也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驳。1922年3月22日至24日，张煦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梁任公提诉〈老子〉时代一案判决书》，对这一“疑古”之说进行了公开的批驳。第一，“查老子至解为九代，孔子至孔安国为十四代，此等地方，不当仅问历世若干，实当并考历年多少。”第二，《论语》曾有两处说老子，《墨子》书缺有间，不能因此而认为墨子不曾说过老子。第三，《曾子问》中的老聃，拘谨守礼，并无问题。第四，春秋时人并非都是涵咏太平，歌颂功臣，故《老子》中有些激烈话。第五，《老子》一书中的文字，“多有窜乱”，故不能拿来“否认全书的时代”。要而言之，梁启超列举的六项证据，并不能证实“《老子》出于战国之末”。(49)张煦：《梁任公提诉〈老子〉时代一案判决书》，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4册，第211—213页。

除张煦外，较早对“《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提出系统批评的还有张荫麟。1923年9月，张荫麟在《学衡》发表了《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对梁启超提出的六项证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第一，《史记》所载老子世系并不可信。第二，《论语》为孔子再传弟子所记，书有遗漏；“墨子去老子未久，且为宋人，而老子至关著书，以其时书籍传播之”，故墨子不及见；孟子未尝批评老子，并不足据以疑老子。第三，“《礼记》所记五段谈话，只可证明老聃为明礼，而不能谓其必拘谨守礼”。第四，“《庄子》所载孔老时之可据”。第五，“孔子是受先王礼教之原动力，而继续其同方向之动者”；而“老子是受先王礼教之原动力，而发生反动力者”。第六，“王侯”“仁义”等文字并不能作为怀疑《老子》的证据。总之，在张荫麟看来，“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不能成立。(50)张荫麟：《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学衡》第21期，1923年9月。

与上述共识或批评相比，更值得关注的是后之学者对这一“疑古”之说的进一步发挥。其中，最先值得一提的是钱穆。(51)已有学者对钱穆的老子其人其书研究进行了学术史考察。参见陈勇、杨俊楠：《钱穆与老子其人其书的考证——兼论与胡适的争论》，《厦门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早在1923年夏，钱穆即受梁启超的启发，撰写了《老子辨伪》一文。该文“自哲学思想之系统立论”，对《老子》中的中心思想——“道”和“名”进行了讨论，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即“《老子》书出《庄子·内篇》七篇之后”。(52)钱穆：《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4册，第257—274页。1933年5月，钱穆在《哲学论丛》发表《再论〈老子〉成书年代》。该文从“政治社会之背景”“学术思想之系统”“文字文句”“著书之大体”等四个维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再考察，再次强调《老子》书至早不在庄周之前。(53)钱穆：《再论〈老子〉成书年代》，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6册，第355—368页。

继钱穆之后，进一步发挥“《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的学者不乏其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罗根泽。简要言之，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罗根泽受乃师梁启超的直接影响，先后撰写《老子及〈老子〉书的问题》《再论老子及〈老子〉书的问题》等文章，提出了“老子就是太史儋”“老子的年代在孔、墨之后，孟、庄之前”“《老子》是太史儋所著”以及“《老子》书确实是一本专著”等一系列一家之言。(54)参见李长银：《“因怀疑而思索”：罗根泽的老子研究述评》，《历史教学问题》2019年第3期。由此来看，与当时大多数学者的“舍人论书”不同，罗根泽的老子年代研究则“论书及于人”，可以说进一步扩展了研究思路。

其实，梁启超“《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的影响，早已超出了这一具体问题的本身，而是对整个诸子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提出之后，进一步破除了传统的“诸子出于王官论”，有效地澄清了诸子学的起源问题。关于诸子学的起源，“刘歆在《七略》中规定了诸子有九家，每家都出于一个官守”。从此之后，“学者信为真事，频加援引”。但问题在于，“诸子既是同出王官，原在一个系统之下”，为何要“互相攻击”。此外，“儒、墨固常见于战国书中，何以其他的家派之名竟无所见，而始见于汉代，甚至到了《七略》才露脸”。(55)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卷，第120页。直到1917年6月，胡适发表了一篇题为《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文章，第一次对传统的“诸子出于王官论”提出了有理有据的质疑。(56)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胡适全集》第1卷，第244—251页。从此之后，大部分学者“不信有九流，更不信九流之出于王官，而承认诸子的兴起各有其背景，其立说在各求其所需要”。(57)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卷，第120页。

但是，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诚如钱穆指出的，胡适“倡九流不出王官之论于前，而不肯信老子后出之说”，这是自相矛盾的。(58)钱穆：《钱序》，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4册，第291页。换言之，即胡适在提出“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同时，还坚持认为儒家的孔子曾问礼于身为“周守藏室之史”的老子。(59)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胡适全集》第5卷，第234页。如此一来，王官与诸子的关系，依然是“剪不断，理还乱”。直到1922年3月，梁启超提出“《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才彻底切断了诸子与王官之间的“不自然的关系”。从此之后，诸子的起源问题便被基本肃清了。(60)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卷，第120页。

第二，“《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提出之后，进一步使诸子著作真伪及其年代成为了一个不得不解决的问题，从而推动了学术界关于诸子著作真伪及其年代的大讨论。在中国诸子学上，《老子》一书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而当《老子》的著作年代都成为问题之后，其他诸子的著作年代皆因此而成为了不得不予以考证的问题。梁启超在《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提出“《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之后，又先后撰写了《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汉志·诸子略〉各书存佚真伪表》《〈史记〉中所述诸子及诸子书最录考释》《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论著，均在不同程度上对诸子著作真伪及其年代进行了考证。

在梁启超的学术示范下，学术界逐渐对诸子著作真伪及其年代问题产生了兴趣，进而参与其中。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罗根泽。自从1928年起，受乃师梁启超的直接影响(61)参见罗根泽：《自传》，《出版界(重庆)》第2卷第1期，1945年3月；罗根泽：《自序》，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4册，第22—23页。，罗根泽先后发表或出版了《〈孟子〉七篇作者商榷》《〈燕丹子〉真伪年代考》《慎懋赏本〈慎子〉辨伪》《管子探源》《老子及〈老子〉书的问题》《〈邓析子〉之真伪及年代考》《〈商君书〉探源》《〈庄子〉外杂篇探源》《〈尹文子〉探源》《墨子探源》等一系列论著，对诸子著作真伪及其年代进行了考证。除罗根泽之外，当时受梁启超影响而对诸子著作年代研究的，还有一大批学者。1933年，罗根泽将自己与其他学者关于诸子著作年代考证的成果，汇编为《古史辨》第四册出版。而该书收录文章，即为关于诸子“人的年代行实与书的真伪年代”。四年后，罗根泽又收集相关文章，编著出版了《古史辨》第六册。要而言之，这两册《古史辨》出版之后，“研究诸子学的风气又推进一层了”。(62)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卷，第120页。

综上所述，梁启超提出“《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之后，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回响。简要言之，该说既得到了钱玄同、顾颉刚等“疑古”派学人的支持，又遭到了张煦、张荫麟等人的批驳，还得到了钱穆、罗根泽等人的发挥或修正。当然，于今来看，这一学说已经不能成立，但惟不能因此而忽视的是，正是这一学说的提出，不仅进一步破除了传统的“诸子出于王官论”，还推进了学术界关于诸子著作真伪及其年代的大讨论。总之，“《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之提出，进一步推动了诸子学的近代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