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时期奉张与宁蒋议和再研究

张志建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北京 100871)

北伐期间，战争的走向不仅决定于战争的性质、正确的战略战术，也与各军政团体的离合息息相关。因此，时人不仅关心战场的胜负，更关心各军政团体的使者往还。和谈、妥协、易帜、倒戈等字眼充斥于当时的报刊。其中，最为社会各界所瞩目的莫过于奉蒋和谈。在当时，此事被冠之以南北妥协问题，隐然有仿辛亥南北和谈旧例之意，其意义不言而喻。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目前学术界似乎关注不够。陈铁健、黄岭峻对奉张与宁蒋在北伐时期的和谈进行了初步的考证与分析。(1)陈铁健、黄岭峻：《北伐战争时期的奉张宁蒋议和》，《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6期，第140页。杨天石则从北伐军的战略策略角度对奉张与国民政府的联络稍有提及。(2)杨天石：《蒋介石与前期北伐战争的战略策略》，《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69页。然而，受史料限制，众多问题仍亟需厘清。本文拟以台北“国史馆”公布的相关档案为基础，爬梳并考订相关史实，力求对奉蒋议和这一历史事件作全面梳理，分析双方对南北妥协这一问题的考量与策略，进而呈现各军政团体互动过程中的多重面相。

一、蒋作宾赴奉与双方战略的契合

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北伐后，有一口号颇能体现国民革命军的战略：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3)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3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254页。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国民政府积极派人联络各地军阀，使其中立或加入北伐阵营，奉张一方则由与奉系总参议杨宇霆有同学关系的杨丙负责。

杨丙到达奉天后，奉系提出了解决时局的一揽子方案：1.湘鄂赣闽浙川滇黔两广统由西南悉心支配及设法收拾联络，但苏皖及黄河流域统由东北支配及负责收拾；2.彼此互相以兵力弹械实力相助，并规定切实联络方法；3.政治问题，如五权宪法、国民会议本是中山先生主张，尚有协商地步，惟外交背景互相设法自行疏远，免使由内战而牵动国际大战；4.如孙援赣，东北当南下南京；5.党治行之西南固曰合宜，北方暂难办到；6.未来选举正属北，副及第一期国务总理属西南，委员制尚待商；7.双方用对等协商方式各派专使负责讨论方案，由双方当局签字。(4)《张人杰谭延闿函蒋中正与奉协商合作讨孙传芳但对孙军仍和战并进》，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20100-00005-015奉方意思是先由广州国民政府与奉系各自统一南北，成立南北政府，再协商统一。奉系的这一方案主要是基于对时局的判断：北伐军攻下岳阳后，吴佩孚在北方的军队必然南调，且“吴饷械两缺，兵亦杂凑，决无反攻之能力，不久即完全消灭”(5)《蒋作宾函蒋中正与奉方洽商结果决不援助吴佩孚孙传芳》，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20100-00005-016。，一旦吴佩孚势力被消灭，则“北方大势将全由奉方主持”。(6)《李庆芳电阎锡山岳州失守蒋军入鄂吴军北方大势将全由奉方主持》，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116-010101-0034-026。杨丙在获知这一方案后，不敢做主，当即电复广州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并告知，杨宇霆“盼雨岩赴奉。”(7)《谭延闿电蒋中正呈报杨宇霆赞成由其介绍俄人谈话及若粤攻赣或武汉奉必出苏牵制孙传芳另杨宇霆盼蒋作宾赴奉等情报》，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90101-00006-181。雨岩即蒋作宾，此时在广州国民政府任职，曾参与粤皖奉三角同盟。谭将这一函电转给蒋介石，蒋当即决定派蒋作宾前往奉天作具体商谈。蒋作宾到奉天后，经过与奉系要人会商，双方很快达成了三点共识：一、决不援吴，听吴自灭；二、决不援孙；三、以后政治结合可俟孙解决后再商量。民政府与奉系各自统一南北，成立南北政府，再协商统一。奉系的这一方案主要是基于对时局的判断：北伐军攻下岳阳后，吴佩孚在北方的军队必然南调，且“吴饷械两缺，兵亦杂凑，决无反攻之能力，不久即完全消灭”(8)《蒋作宾函蒋中正与奉方洽商结果决不援助吴佩孚孙传芳》，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20100-00005-016。奉系与蒋作宾的和谈实际上就消灭吴、孙达成了共识，政治议题则先行搁置。

需要指出的是，学界大多认为蒋作宾前往奉天为阻止奉军援吴，并且达成了目的。民政府与奉系各自统一南北，成立南北政府，再协商统一。奉系的这一方案主要是基于对时局的判断：北伐军攻下岳阳后，吴佩孚在北方的军队必然南调，且“吴饷械两缺，兵亦杂凑，决无反攻之能力，不久即完全消灭”(9)《蒋作宾函蒋中正与奉方洽商结果决不援助吴佩孚孙传芳》，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20100-00005-016。作为当事人的蒋作宾在回忆录中也做此解释。(10)蒋作宾：《蒋作宾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3—44页。揆诸史料，可以发现，这一说法并不准确。

从时间上来说，吴佩孚在8月15日攻下南口后即带兵南下，25日到达汉口，亲自指挥了28日的贺胜桥之战。而蒋作宾前往奉天的时间则在9月。据《大公报》9月16日报道“蒋介石派蒋作宾赴奉接洽，九日已由汉口启行”。(11)《简单报告》，《大公报》1926年9月16日，第2版。蒋作宾在函电中则称：“宾于十七日抵奉，十八日晤此间当局，谈论颇洽。”民政府与奉系各自统一南北，成立南北政府，再协商统一。奉系的这一方案主要是基于对时局的判断：北伐军攻下岳阳后，吴佩孚在北方的军队必然南调，且“吴饷械两缺，兵亦杂凑，决无反攻之能力，不久即完全消灭”(12)《蒋作宾函蒋中正与奉方洽商结果决不援助吴佩孚孙传芳》，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20100-00005-016。由此可见，蒋作宾当在9月8日或9日从汉口出发经上海转大连，9月17日到达奉天。此时汉阳、汉口已被北伐军攻下，武昌被围，吴佩孚更是已逃往郑州，蒋作宾赴奉任务为“阻吴南下”之说不确。

综合蒋作宾赴奉时间及当时军事形势，其任务重点当在孙传芳。在汀泗桥之战后的8月31日，蒋介石即决定“亲督江西之战”(13)《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6年8月29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9月2日贺胜桥胜利后，又决定9月5日下攻赣命令。(14)《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6年9月2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这说明，北伐军的战略重点已转向江西。也就是说，在蒋作宾北上前，蒋介石已决定未来战略重点在消灭孙传芳。这也是谭延闿在致蒋介石的函电中建议蒋作宾，到奉后“专就合作讨孙为主”的原因。(15)《张人杰谭延闿函蒋中正与奉协商合作讨孙传芳但对孙军仍和战并进》，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20100-00005-015

总之，北伐初期，奉系与国民政府之间的接触与其说是和谈，不如说是双方的一次合作。就奉方来说，首要目标是统一北方，无论北伐军攻吴抑或攻孙，都有助于巩固其在北方的地位，增加其统一北方的可能性；就广州国民政府一方来说，北伐初期实行的是远交近攻的策略，在消灭吴、孙过程中使奉张保持中立，是这一战略能否成功的关键。蒋作宾的奉天之行之所以能达成协议，实因协议契合各自的战略需求。

二、阎锡山的斡旋与奉蒋间的分歧

1927年初，南北妥协问题逐渐为时人所关注，报纸连篇累牍加以报道。但是，真正推动奉蒋议和进入正轨的是阎锡山。1927年4月初，阎锡山的驻京代表李庆芳前往北京，即带有说服奉系信奉三民主义的任务。4月5日，李庆芳在与杨宇霆、梁士诒、于国翰等人会谈时，向他们宣传了三民主义可吸收群众的理念。(16)《李庆芳电阎锡山钧座以三民主义吸收群众梁士诒等深致赞佩》，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116-010101-0040-102。在李庆芳、杨宇霆等人的劝说下，张作霖表示：“三民主义结合群众一节，可会同邻葛(杨宇霆)详细研究。”(17)《李庆芳电阎锡山张作霖以三民主义结合群众将详细研究等语》，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116-010101-0040-111。张作霖的表态使阎锡山预感到奉蒋议和时机逐渐成熟。

5月11日，阎锡山一边电令李庆芳劝张作霖以三民主义为旗帜团结各方共同讨赤(18)《阎锡山电复李庆芳张作霖何妨以民族民权民生标帜团结各方讨赤》，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116-010101-0040-184。，一边电告蒋介石，张作霖对联蒋讨共完全容纳，征询蒋对联奉讨共有何意见。(19)《阎锡山电蒋中正对于联奉讨共有何意见乞详示以便与各方接洽》，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116-010101-0040-181。然而蒋介石并未回电。于是，阎锡山又派温寿泉前往南京向蒋介石进言。蒋介石对与奉系议和之事首次予以正式回应：“奉天若以主义为依归，政治解决非不可能。惟孙、张尚在卧榻之旁，而道路传闻竟谓奉将与共产派之工具言和，并力图我，此虽未可尽信，然非使孙、张退出苏皖境外，有事实之表示，无以见合作之诚意。先决问题，似即在是。”(20)《蒋中正电阎锡山望使孙传芳张宗昌退出苏皖境外以见合作之诚及致电冯玉祥揭共派阴谋期勿堕其术中》，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90300-00001-132。从其语气看，蒋当时并不愿与奉议和。可是，碍于阎锡山的关系，还是提出了和谈的两个条件：第一、张宗昌、孙传芳必须退出苏皖两省；第二、奉张信奉三民主义。

5月31日，蒋介石提出了蒋奉停战的具体方案：一、鲁方退回山东；二、陇海路共同使用，暂不陈兵；三、徐州官吏由南京任命，表示共同讨赤之诚意，而为南北和平之张本；四、孙传芳不可收于山东，须共同消灭其势力。(21)《刘棫电阎锡山蒋以息争停战之具体办法承数条》，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116-010101-0035-063。阎锡山将蒋的和谈条件转给杨宇霆后，杨大致同意，只是对消灭孙传芳一节有异议。(22)《李庆芳电阎锡山杨宇霆否认第四条认奉联蒋可保孙决不反蒋》，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116-010101-0041-061。阎锡山为此向蒋介石疏通，但是蒋并未理会。因当时北伐军在津浦路进展顺利，到6月2日，王天培部已占领徐州，将鲁张苏孙两军逐出苏皖两省，议和前提津浦路停战之事已经不复存在。

在政治谈判方面，5月21日，奉方内部经过讨论，形成了联蒋的五项条件：一、陕西共产由奉晋双方解决之；二、武汉共产由奉宁双方解决之；三、宁汉地盘蒋择取其一以付孙馨帅；四、北京政府以奉晋之合意成之，南京政府由蒋主持，两不干涉；五、平共后陕事由晋主持，其统一大局由奉宁晋三方协商或付国民会议解决。(23)《李芬圃电阎锡山邻阁在总部开会决定讨共六条南北先行停战》，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116-010101-0035-056。这五项条件要旨在两点：一、政治上，划江而治，南北双方各成立政府互不干涉；二、军事上，奉晋宁结盟共同对付武汉国民政府和冯玉祥。此五项条件经阎锡山修改个别词句后电交蒋介石征询意见。(24)《阎锡山电刘棫奉方拟具办法五条嘱转征蒋中正乞裁示为盼》，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116-010101-0041-009。

可是，蒋介石对奉方所提交条件始终抱回避态度，不置一语，虽经阎锡山一再致电征询意见，终未回电。杨宇霆见蒋介石无反应，于6月2日又提出了四条办法征求北方诸帅及蒋介石的意见：第一、讨伐共产，组织讨共同盟军；第二、赞成三民主义，以免阶级斗争；第三、政治统一问题由国民大会议决；第四、一致对外解除国际束缚。(25)《杨宇霆电阎锡山以为保持北方大局进行国家统一请北方各帅合定办法》，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116-010101-0041-050。相对于第一次所提的五条建议中包含的地盘分配、政府组成、善后措施等内容，此四条办法大步向后退缩。其中第二、第三、第四条乃奉晋宁三方共识，本无讨论的必要，实质内容在第一条组织讨共同盟军，即奉晋联盟。杨宇霆的目的是奉晋先行结合再向蒋施压，以取得奉系在和谈中的优势地位。这对已与蒋介石达成易帜协议的阎锡山来说自然不可能同意，令李庆芳回绝杨宇霆：“此四条似无征蒋同意之必要。”(26)《阎锡山电李庆芳北方四条似无征蒋同意必要蒋四条之答复较适当》，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116-010101-0041-057。

阎锡山在与杨宇霆等人交涉的同时，还试图通过说服张学良，为奉蒋妥协打开缺口。李庆芳感到，奉方“新挫之后进言既难，转念匪易”，由其去做安国军总部诸人妥协工作较难，认为“此后政治枢纽在军团部”，并举辛亥年间，清帝退位实由前线将领通电促成的例子，说明张学良、韩麟春在议和中的重要性。(27)《李庆芳电阎锡山察奉真意不外二途相机反攻与全军出关而已》，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116-010101-0041-054。李庆芳之目的在使奉系内有杨宇霆劝服，外有前线将领进逼，以内外夹击之势逼迫张作霖就范。阎锡山听从李庆芳建议，转而将斡旋重点转向张学良、韩麟春。在此之前，张学良、韩麟春已经向阎锡山表示对三民主义“极端赞成”，并派阚朝玺前往太原商谈。(28)《张参议电阎锡山附电朱清当派阚朝玺持亲书往晋面谒我帅》，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116-010101-0041-003。阎锡山在接受李庆芳建议后，致长电给张、韩两人，说明改名易帜的必要性和种种好处。(29)《阎锡山电张学良等今之要为振士气缓敌情结合民众团结河北》，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116-010101-0041-042。根据阎的设想，北方由张作霖组成国民政府，各军队改称国民革命军，完成改名易帜，“以贯彻我辈讨赤初旨”。(30)《阎锡山电复张学良等我辈共同革命利害与共彼此心交重在一诺》，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116-010101-0041-069。对阎锡山的设想，张学良表示同意。(31)《张学良等电阎锡山南方对我有无相当之谅解及容纳有何秘保证等》，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116-010101-0041-070。

可是，当张学良将其要求改名易帜的电文传回奉军总部，老派吴俊升等人传阅后，强烈反对。(32)《李庆芳电阎锡山我晋用何法能使张学良等安心守河乞迅筹》，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116-010101-0041-104。杨宇霆也表示困难，因为“此时剧改青天白日旗号召国民革命，内部必然瓦解”。(33)《李庆芳电阎锡山我晋急务奉军安心固守河北一旦出关恐有剧变》，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116-010101-0041-073。6月8日，张作霖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对改名易帜问题一锤定音。他说：“吾对共产主义赤化，一律予以讨灭，然对于非赤化非共产之主义，自不辞与之妥协。然相传蒋介石亦为反共人物，夫蒋果真反对共产主义，何故现尚揭青天白日旗？彼既依然揭扬青天白日旗帜，则吾侪自不得不认为赤化主义矣……惟若三民主义真以国利民福为宗旨，则予亦自赞成。”(34)《奉宁议和之前提》，《晨报》1927年6月9日，第2版。张作霖的公开讲话不仅清楚地表明奉系对易帜的排斥态度，更道出了奉蒋的根本分歧。就蒋介石来说，“以三民主义为依归”是指改名易帜，进一步而言即改变政治制度。而在奉系看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可接受”是指接受其政治理念。如果奉方改名易帜，不啻于向宁蒋臣服。奉系一贯所持的南北分治、各自成立政府等设想自然落空。

6月14日，阎锡山收到蒋介石对奉蒋议和态度的电文。蒋介石坦言，奉蒋妥协较为困难，因议和的前提是使奉方服从主义，消灭浙孙鲁张。(35)《温寿泉等电阎锡山转蒋中正电惟兄与冯玉祥团结一致努力进行》，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116-010101-0041-130。但是这两条奉方已经表明无法做到。从这点上来说，蒋介石也已关上和谈的大门。6月16日，阎锡山函电驻北京代表苏体仁令其转告奉方，山西不再担任斡旋事宜，令奉宁两方直接接洽。(36)《阎锡山电苏体仁转周士贞主张奉宁两方直接磋商较为捷速》，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116-010101-0041-132。至此，自1927年初即为世人所关注之奉蒋议和告一段落。

纵观这一阶段的奉蒋议和，令人瞩目的是阎锡山斡旋态度积极。有学者认为，个中原因在于阎锡山希望将其势力扩展到京津一带。(37)陈铁健、黄岭峻：《北伐战争时期的奉张宁蒋议和》，《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6期。如果仔细审视相关史料，可以发现，阎锡山参与奉蒋议和也与其反共理念有关。5月1日，阎锡山在给李庆芳的一封电报中透露出其劝说奉张与宁蒋妥协的动机。阎锡山认为“共产党有精神，有后援，有一省即可利用地主养百万死党，可怕孰甚”，因此，对共产党应“集合讨共毋使滋蔓难图”。(38)《阎锡山电李芬圃电悉共党有精神有后援即请奉方联合讨共》，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116-010101-0035-050。基于此种认知，阎锡山强调：“武汉不倒，南京必败。时期逾延长逾危险。武汉倒后，中国之腐败军阀必不足为国民党之敌手也，应排除一切，专对武汉。”(39)《阎锡山电温静庵武汉不倒南京必失败武汉倒后中国之腐败》，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116-010101-0035-041。可见，阎锡山斡旋奉张宁蒋妥协，有共同对付武汉国民政府与冯玉祥的目的，也是其反共理念驱动下的策略选择。

三、何成濬的北上与三角同盟的夭折

在奉张断绝了宁蒋改名易帜要求后，阎锡山对奉系态度日益强硬。阎认为，蒋介石的北伐将不可避免，并去电晋方驻沪代表刘棫，分析先共后奉与先奉后共的利弊，认为先共后奉有三害，先奉后共有五利，进而怂恿蒋介石先行北伐，由晋出京绥线，宁蒋由津浦线北上，会师京津。(40)《阎锡山电复刘棫衡量情势先奉后共利多于先灭共后灭奉》，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116-010101-0042-094。

在奉系方面，张作霖升格为大元帅后，奉系所处困境并无多大改变，依旧面临京绥、京汉、津浦三线作战的险境。因此，拉拢晋阎仍是奉张既定政策之一。为此，奉系一边派人向山西代表李庆芳解释，张作霖就职大元帅纯为改良北方庶政，于妥协前途绝无妨碍；(41)《邢士廉赴晋为解释大元帅问题》，《顺天时报》1927年7月1日，第2版。一边派阎锡山留日时期的同学邢士廉前往太原，继续协商奉晋同盟问题。(42)《邢士廉赴太原，再接洽奉晋妥协》，《大公报》1927年6月29日，第2版。

邢士廉在太原时分别与阎锡山幕僚赵戴文及蒋介石代表何澄会面。赵戴文转述阎的意见：“若今后奉方愿与南方妥协，百帅亦愿居中调停。”(43)《晋阎最近之态度仍希望奉宁妥协》，《晨报》1927年7月6日，第2版。宁方代表何澄也表示了宁蒋希望双方妥协的意愿。(44)《山西不再提条件》，《晨报》1927年7月20日，第2版。邢士廉将晋宁两方的意见带回北京后，奉系决定继续由阎锡山调停奉蒋议和。(45)《杨宇霆主张仍请阎调停》，《顺天时报》1927年7月16日，第2版。

阎锡山之所以在斡旋失败不久，对奉态度日益强硬之际又转而愿意和谈，奉系的一再示好拉拢固然是重要原因，更重要的则是宁汉间日趋紧张的军事形势。7月3日，晋阎驻宁代表刘棫向阎报告，蒋虽与冯玉祥进行了徐州会议，但冯对武汉态度依旧不明。(46)《刘棫电阎锡山徐州会议所得结果为反共清党作法》，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116-010101-0035-077。7月11日，山西驻南京代表赵丕廉报告说“合宁晋全力先对奉事难以实现”，“此间坚决先讨武汉不易转移”，“对奉应如何全听我方自作主张”。(47)《赵芷青等电阎锡山宁晋全力先对奉事难以实现对奉全由我主张》，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116-010101-0041-170。既然蒋介石一时无力北上，且冯玉祥又态度不明，避免战事、保存实力自然成为阎锡山的首选。

7月18日，宁方代表何澄与晋方代表南桂馨联袂到达北京。在会谈中，何澄提了三条建议：一、为北方政治根本改造，与宁晋在同一旗帜之下，共同奋斗；二、奉方现制之名义如欲保存，则须移地，唯可留一部愿与宁晋合作者，在北方共同维持大局；三、除新行之政制应行取消外，其他则略为改变，自采用与宁晋相同之制度，暂维现状，后事归国民会议解决。(48)《妥协虽难成功，停战或可较易实现》，《晨报》1927年7月23日，第2版。杨宇霆则主张“政治暂展期研究，先从军事结合”(49)《李生达电阎锡山转南桂馨电孙传芳因妥协不来京张宗昌要重要位置》，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116-010101-0041-200。，具体要求则是“合晋以抗冯，津浦停战”。(50)《妥协声浪益沉寂》，《大公报》1927年7月24日，第2版。从双方立场来看，矛盾的核心在于政治军事并举抑或先军事后政治。

在各方代表等待各自阵营决断期间，首先传来了奉系的决定。7月21日，张作霖等奉方要人经过讨论，通过四项决议：一、奉宁妥协，双方须无条件之要求；二、共同讨伐赤化，南北停战；三、北方大局，仍由大元帅主持；四、将来时局，决定召集国民会议解决。(51)《夜长梦多之妥协》，《顺天时报》1927年7月22日，第2版。这四条决议，等于拒绝了晋宁方的条件。

面对奉晋宁三角妥协的分歧，一时之间，京津报刊对和谈成功颇为悲观。《晨报》评论说：“三角妥协于轰动一时人心之后，如下弦之月，逐渐失其光，未来能否如月亮之由暗而明，虽不可知，而目前则漆黑一团矣。”(52)《妥协虽难成功，停战或可较易实现》，《晨报》1927年7月23日，第2版。《大公报》报道：“乃自昨今以来，妥协声浪反形低落，其空气成分亦渐趋稀薄，此中症结所在，自为各方意见之欠接近。”(53)《妥协声浪大低落，何俞齐赴西山》，《大公报》1927年7月22日，第2版。然而墨迹未干，三方和谈却峰回路转，迎来新的转机——蒋介石的正式代表何成濬来到了北京。

对何成濬北上与奉方和谈之事，现有相关记载语焉不详。根据何成濬的回忆录记载，何在徐州指挥作战时，收到蒋介石的电报令其去山西游说阎锡山。于是何经北京转去山西，在京期间巧遇日本留学时同学韩麟春，顺便与杨宇霆商谈妥协事。(54)何成濬：《八十回忆》，杜元载主编：《革命人物志》第8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1年版，第27页。对于此说，已有学者加以辨析，认为何在北京期间曾与奉张展开正式谈判，但对这一阶段议和的详细情况因史料限制只能视为悬案。(55)陈铁健、黄岭峻：《北伐战争时期的奉张宁蒋议和》，《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6期。随着台北“国史馆”档案的开放，重建相关史实得以可能。

何成濬的北上，起自于奉系对妥协的热切。7月中旬左右，代表奉系的葛光庭到南京，与蒋介石商谈妥协事。蒋介石令其与晋阎商妥办法，并令何成濬一同前往北京。(56)《刘棫电阎锡山葛光庭代表奉方来接洽蒋中正令其与晋妥商办法》，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116-010101-0041-195。对此次奉张的议和请求，蒋介石一改之前模棱两可的态度，并派出何成濬北上，主因仍在宁汉之间紧张的军事对峙。根据蒋介石日记记载，7月4日，蒋即得到确报，武汉国民政府决定东下；(57)《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7年7月4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7月12日，蒋又得到情报，隶属武汉的第十一军自八日起已陆续集中九江，将犯南京。(58)《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7年7月12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可见，武汉对南京之战已是箭在弦上。因此，蒋不得不对奉施行“和缓”策略。7月1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对奉、对晋须决定办法”，“与雪竹讨论对奉问题”。(59)《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7年7月16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可见，蒋在此时下了对奉和谈的决定。

7月29日，何成濬到达北京后，即与韩麟春、杨宇霆展开会谈。在会谈中，杨宇霆坚持了奉方一贯的立场：先就军事问题进行合作，政治问题留待将来协商。(60)《何成濬商谈无结果》，《大公报》1927年8月2日，第2版。对此，何成濬一改先前蒋介石所持“改名易帜”原则，同意了奉方的要求：第一、津浦路先停战；第二、同意先军事后政治。(61)《尹扶一电阎锡山何成濬意津浦停战及先军事后政治何佩瑢同回晋》，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116-010101-0041-216。何成濬对议和问题立场的退缩并非无迹可寻。此前，阎锡山热心斡旋奉张与宁蒋和谈，蒋即非常勉强，不但不回应奉方所提议和条件，亦不曾派出正式代表。对蒋介石来说，奉系不改名不易帜，无和可谈。然而在奉张升格为大元帅，明确拒绝易帜之后，蒋介石却派出自己的总参议何成濬北上，立场的改变清晰可见。

何成濬立场的转变令奉蒋议和有成立的可能，却令阎锡山感到不安。原因在于，山西将冒着得不到蒋介石军事支援的风险投入对冯玉祥作战。因晋宁一体，奉蒋如在津浦路达成协议，则奉晋必在京绥、京汉两路达成协议。然而京绥、京汉两路军事形势又与冯玉祥密切相关，处置稍有不慎即可能引来冯玉祥攻击。并且，由于奉晋两方政治立场相左，关系有可能随时破裂，到时晋方将处于孤立地位。这是阎锡山极力避免出现的境况。

7月30日，阎锡山函电驻北京代表南桂馨，转达蒋介石对何成濬指示：“此间对奉须以百川之主张为主张”，并催何尽快转赴太原。(62)《阎锡山电潘连茹转南桂馨等对奉须以百川之主张等语须守秘密》，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116-010101-0042-128。这一函电说明，奉蒋议和必须以晋宁一体为根本，协议能否达成，必须以阎锡山的意见为依归。在阎锡山的催促下，8月1日，何成濬赴晋。在何成濬赴晋就妥协问题与晋阎协调期间，时局急转直下。7月31日，蒋介石军队在徐州大败。为此，蒋与奉张议和意愿更为急切。8月6日，蒋又电阎、何两人强调“今日策略似应先解决武汉而与奉方和缓”，重申了先共后奉的主张。(63)《蒋中正电阎锡山今日策略应先解决武汉而与奉方和缓》，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116-010101-0035-096。然而话音刚落，即传来了蒋介石下野的通电。

在蒋介石下野的情况下，议和似乎难以为继。但是，何成濬仍由晋回北京，就议和事与奉方商议，因其认为“宁汉妥协之说恐难实现”。(64)《何成濬电阎锡山妥协初衷未变更事实上互有积极之准备实行救国》，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116-010101-0035-142。阎锡山对此颇不以为然，称：“鄙意介石拂袖而去，党政诸公相继离职，负责无人，奉方果具救国决心，由精神上合作较为适当。”(65)《阎锡山电何成濬蒋中正拂去党政诸公相继离职无人负责》，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116-010101-0035-127。基于蒋介石下野，阎锡山对三角同盟一事已较为悲观。可是，何仍不死心，两次去电阎锡山，表示奉方“对妥协意尚诚恳”，希望继续进行和谈。(66)《何成濬电阎锡山宁方总司令职现由何应钦代理李宗仁副之》，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116-010101-0035-128。对何成濬必欲达成奉晋宁三方军事协议的要求，为维护晋宁合作大局，阎锡山不得不表示：“奉果决心为国除害，晋必愿暗中协助”。(67)《阎锡山电复苏体仁奉果决心为国除害晋必暗中协助》，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116-010101-0041-249。阎锡山所谓的“暗中协助”，实际上即不愿在此时公开表态加入战事。正在阎锡山感到为难之际，张宗昌的搅局令奉晋宁三方妥协戛然而止。

1927年8月20日左右，张宗昌突然通过晋方驻鲁代表徐鸿宾向阎锡山提出“取消青天白日旗”“取缔晋绥境内之国民党机关”等五项议和条件，并请阎锡山在三日内答复。(68)《张孙合电晋提出五项要求》，《顺天时报》1927年8月23日，第2版。张宗昌之所以在此时提出明知阎锡山不可能接受的妥协条件，原因在于其与孙传芳的军队已进抵浦口，正准备渡江攻占南京。张孙两人不愿奉方此时与宁蒋停战。但是，此五项条件也正好给了阎锡山拒绝奉晋宁三方妥协的借口。阎锡山在指责张宗昌破坏和谈的同时，顺势表示晋方“只好实行向来保境安民之主义，不问外事”。(69)《转阎锡山电南桂馨既与奉及孙鲁合作诚意之际张宗昌反其约使晋两难》，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116-010101-0041-274。

奉晋宁三角同盟协议在即将签署之际被张宗昌所破坏，何成濬对此颇为无奈，虽再次去电阎锡山解释张宗昌的举动，但阎锡山心意已决，无可挽回。9月1日，何成濬离开北京，奉张宁蒋间最后一次妥协机会就此失去。

结 语

通过上述的史实重建与剖析，我们可以看到，奉蒋双方对南北妥协这一问题的考量与策略。奉系积极寻求与蒋介石议和主要是基于统一北方的战略需求。因此，在议和过程中，始终坚持南北分治，各自成立政府，再由国民大会解决国是的立场。因为奉系“不信以武力可统一全国，惟信以武力可统一扬子江以北之地”。(70)《杨宇霆回奉前谈话之别报》，《申报》1927年2月27日，第9版。

反观蒋方，整个和谈过程充斥着策略性。北伐初起时，蒋作宾北上，目的在分化北洋军阀，使奉系在北伐战争中保持中立。对阎锡山的调停，蒋介石也采取消极敷衍的态度。第三次和谈，更是在武汉与孙传芳双重军事压力下的不得已。简言之，蒋氏和谈更多是为自己取得更为有利的战略地位，尤其是战场优势，而非真心与奉系达成长远的妥协协议。从另一角度来说，南京政府的合法性源自于打倒北洋军阀，蒋介石不可能冒着消融自身政权合法性的危险而与奉系达成南北分治的协议。因此，改名易帜始终是宁方的底线，即使在军事重压下，蒋也仅是先就军事合作进行谈判，而非承认南北分治。

此外，军事形势也是影响双方和谈进程的重要因素。每当军事形势发生变化时，不利方在和谈问题上就显示出急迫性，如张学良、杨宇霆等人因河南战场失利而同意改名易帜。相应地，蒋介石对阎锡山调停的敷衍也与北伐军在津浦线进展顺利不无关系。反之，1927年8月，北伐军在津浦线遭受空前失败，蒋介石一改之前对和谈的拖沓，派出了正式代表何成濬。此时，反倒是奉系不显急迫，放任张宗昌破坏三角同盟，导致奉蒋和谈的最终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