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艺术”的审美研究

李修建

2019年12月5日晚，四川美术学院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座，主讲人是来自鄂伦春族的满古梅女士。满古梅年有六十余岁，社会阅历丰富，性情开朗随和，大家亲切地称她“满姨”。满姨的讲座题目，名为“艺术遗产：一曲生命礼赞”。满姨应该是第一次进入大学讲堂，她的讲述方式，显然不同于一般的大学教授。她看似没做太多准备，也没有PPT，只是以话家常的方式，将她的人生经历，家族的历史，民族的生活方式、节日、仪式、信仰，传统的以及变迁的，声情并茂地娓娓道出。我有幸作为一名听众，聆听了她的发言，并从自己的专业角度，进行了一点思考。

一、从日用品到艺术

每一个群体，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因应衣、食、住、行的基本生存需要，创制一些物品。这些物品，材质不无差异，工艺或简单或复杂，用途亦多种多样。

史前时期的人类，以使用石制器物为主，亦有陶土、骨头等制作的物品。此后材料渐为丰富，青铜、铁器、金银等物，都用来制作工具。比如中国宫廷所用的折扇，常用象牙、玳瑁、翡翠、乌木、紫檀、红木、黄杨、白玉等名贵材料为扇骨，以绢、绸、缎、纱、缂丝等织物为扇面。民间用扇，多选用蒲葵、麦杆、棕榈、槟榔叶、鸟羽等廉价易得之物制成。身处北极、生存环境较为恶劣的因纽特人，就地取材，以海豹皮、海象牙、兽骨、驯鹿角、木头、动物皮毛为原料，制作各种用品。生活于中国东北寒冷之地的鄂伦春人，用狍子皮和桦树皮制作御寒衣物以及生活用品。

这些日常用品，在每个族群之中，都有相当多的个体能够制作，甚至人人皆可，只不过技艺有差异，水平有高低。某些人精擅此道，作品为众人欣赏，在群体中卓然特出，遂成为半职业或职业性手艺人。不过，在传统的小型社会，专职的手艺人很少见到，大多是兼而为之，不废日常劳作。

变迁无时不在。至少有两种变迁：一是自发的变迁，即便在封闭而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作品的材质、纹饰、风格也会逐渐发生变化；二是突发的变迁，当社会发生剧烈变革，尤其是遭受迥异文化的巨大冲击之时，作品很可能会发生明显变化。

16世纪以来，人类世界进入了所谓的全球化时代，西方文明渐成主导，对非西方文明造成强烈冲击。散布各地的大大小小的传统社会，或是消亡于世，成为考古学或博物馆的研究对象，或是痛苦转型，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前者已不必论，对于后者，进入现代化的路径虽然纷繁多样，时间节点各个不一，但其总体进程却势不可挡。尤其最近50年来，人类社会的变革更是大大超过以往。传统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亲属关系、价值观念以及精神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

传统社会里的日常用品或仪式用品，诸多当地人司空见惯之物，被外来者或主流文化命名为工艺品或艺术品，纳入博物馆收藏，或当成商品销售。现在，它们已不再或很少具有实用功能或仪式功能，人们更为看重它们的审美功能，及其可能产生的经济价值。与之相应的，传统的手工艺人，极为迫切地希望贴上“工艺美术大师”或者“艺术家”的标签，获得新的身份认同。

2010年，满古梅获得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称号，传承项目是狍皮和桦树皮制作技艺。和所有获此殊荣的传承人一样，她的身份发生了很大改变。这种技艺以及相关的作品，和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一样，进入公众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甚至被视为工艺品或艺术品来看待了，比如满古梅制作的玩偶服饰，我们不妨称其为“非遗艺术”。

二、非遗艺术的审美体系与美学精神

从日常用品到非遗艺术，其间经历了巨大变迁，不过，变之中亦有不变存焉。所不变的，是族群的记忆、情感与认同，甚至可以说，某些时候，上述内容，因为变化而得到了加强。

外来者对非遗艺术的认知，往往从审美性上着眼。这种视角由来已久，毕加索等人所青睐的非洲艺术，关注的即是其审美之维。这与对景观的认知类似，段义孚先生提到：“外来者本质上是从审美的角度去评价环境的，是一种置身于世外的视角。世外人看重的是外在，其评价依据是一般意义上的审美标准。但是想要理解当地人的生活和价值观，我们需要花很大的力气。”①[美] 段义孚：《恋地情结：对环境感知、态度与价值观的研究》，志丞、刘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94页。

作为游客，从审美的角度看待非遗艺术，依据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评判其好恶美丑，是很正常的现象，无可厚非。研究者却不能如此。我们知道，“艺术”“审美”等大量观念，来源于现代西方。尽管任何族群都有审美能力，都能创作出富有审美性的物品，但在绝大多数非西方文化中，既没有“艺术”“审美”等范畴、“为艺术而艺术”等观念，也不存在西方式的审美欣赏方式，即强调视觉性的艺术形式，推崇审美无功利等思想。在大量非西方社会中，艺术和审美，与宗教、信仰、仪式、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人类学家对此多有研究，如北美原住民纳瓦霍人，在他们的传统中，“艺术和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创造美并将自身融入美，代表了一个人最高的学识和最终的命运。Hόzhq这一概念，意指纳瓦霍人心中的美和美的状态。美与善、健康、幸福、和谐是不相分离的。它不是事物的抽象品质或经验的碎片，它是自然的正常模式以及经验的最理想形式。”②Gary Witherspoon, Language and Art in the Navajo Universe, Detroi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7, p.151.这种审美观念与西方美学存在巨大差异，倒与中国传统美学有相通之处，很典型地代表了大量非西方美学的特点。

由此，研究者要想真正理解当地的艺术观和审美观，必须深入到族群内部，进行长期的田野调查，学会当地语言，掌握其艺术品与日常生活、政治组织、亲属关系、仪式、信仰、价值观念等内在的关系，亦即在社会和文化语境之中探析其艺术体系和审美体系。这正是审美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所倡导的理念和所从事的工作。

美国人类学家埃德蒙德·卡彭特对因纽特人的研究，至今看来仍有很大启发。因纽特人生活于环境恶劣的北极，对他们来说，艺术和诗歌必不可少，艺术绝不仅仅是一件物品，它是一种观照和表达生命价值的行为，是一种发现仪式，人类在其中发现了自然和人性的模式。因纽特人在艺术中阐明生命的意义。卡彭特抓住了因纽特语言的特点，他指出，在因纽特语言中，几乎不对“名词”和“动词”进行区分，所有单词都是动词“to be”（“存在”）的形式，这个动词自身并不存在于因纽特语言之中。也就是说，所有的单词本身都宣告着自己的存在。因纽特语不是一种名词性的语言，它不是简单地对已然存在之物进行命名，而是将事物和动作（名词和动词）带入存在，使其交相为用。对他们来说，语词就像雕刻艺人的刀：他们将观念和事物从外部的空寂无形中释放出来。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不光他的语言，还有他正在谈论的事情，都会呼之欲出。雕刻家就像诗人，从无形中释放出形式，把它带入意识和观念。他必须显露出形式，以抗衡无形的宇宙，他所显露的形式应该是美丽的。由此，因纽特人所关注的是行动和存在。在他们的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轻易定义自身，能够独立于一般背景之外。他们自己必须奋力成为存在。他们的每一次行动、每一个讲述、每一件雕刻、每一首歌曲，都是在征服自己的世界。每次行为一旦完成，就会随即消失。因此，因纽特人所在乎的是艺术活动，而不是艺术活动的结果。一件雕刻就像一首歌，不是一件事物，而是一场活动。如果说仅仅收集静默无声的雕刻，就以为收集到了爱斯基摩艺术，即便记录下了它们的日期和出处，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相比视觉，因纽特人更重视听觉，他们更多通过声音定义空间。①Edmund Carpenter,“Comment on Haselberger’s Method of Studying Ethnological Art”, Current Anthropology, 1961(2), pp.361-363.因纽特人通过艺术创作的行为和过程，赋予混乱无序的世界以意义，他们的审美观念与艺术精神，正是体现于此间。卡彭特的研究揭示了因纽特美学的幽微深刻之处，堪称典范，对于我们研究包括鄂伦春艺术在内的族群艺术，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鄂伦春人，基于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环境，发展出了独特的审美体系。他们有自己偏好的声音、色彩、图案，有自己喜欢的事物和风格，形成了独特的自然观、宇宙观和精神信仰，体现出特有的美学精神和生命意识。因此，探讨非遗艺术，尤其是少数民族艺术的审美体系和美学精神，对于我们把握中华美学精神亦有重要意义。目前学界对中华美学精神的理解，更多是集中于儒道经典和文人美学，对于民间美学和少数民族美学关注不足。实际上，文人阶层和民间百姓，在审美趣味和文化精神上有较大差异，仅举一例为证，清代笑话集《嘻谈录》中有一条，很能说明问题：“一琴师于市中弹琴，市人以为琵琶三弦之类，听者甚多，及闻琴声清淡，皆不喜欢，渐次都散。惟一人不去，琴师喜曰：‘好了，还有一个知音，也不辜负我了！’其人曰：‘若不是这搁琴桌子是我家的，今伺候取去，我也散去多时了。’”②王利器辑录：《历代笑话集》，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487页。文人美学以虚静恬淡为旨趣，民间美学则透出热闹、欢腾与喜庆。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55个少数民族，多有自身的审美体系和美学精神，和汉民族相交互融，我们在理解中华美学精神的整体面貌时，亦需将此考虑在内。

三、非遗的艺术化及其伦理问题

由国家层面发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声势浩大，影响深广，使得无数默默无闻的地方性文化事项为公众所知，促进了公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此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使得形形色色的非遗项目在开发和利用的名义下，变得艺术化和商品化，成为可置于博物馆中的艺术品，或供市场买卖的旅游艺术。

这种变化，当然有利有弊。从积极方面说，艺术化和商品化提升了原物的审美价值和经济价值，或能更好地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塑造其文化自信，并能更好地保护此一项目。这对传统上主要是供日常所用的手工艺品更多具有正面意义。然而，那些与节日、仪式以及民众信仰息息相关的非遗项目，承载着当地人的生命意义和精神世界。它们在形式上或有各种仪规，甚至密不示人。其中的歌舞、器物、服饰、自然、人群、时空以及各种相关符号，浑然成一整体。艺术化的过程却是提取和抽离的过程，以当代的艺术观念，将某一可被视为“艺术”的形式或物品孤立出来，使其脱离整体，置于博物馆、展览会，呈现于舞台之上，打造成旅游项目，供人们观赏品评。如此一来，其原有的精神意义和价值便消解或丧失了，可能会给地方文化造成深层的危机。

满古梅在讲述过程中，演唱了几首鄂伦春歌曲，她提到，萨满歌曲是不能随便唱的，否则会出问题，她还举实例为证。我们完全认同她的言说。在使地方文化事项变成非遗，使其艺术化的过程中，应当充分尊重其背后的价值体系和精神世界，正如文旅部新颁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中所说：“立足于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系，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力，尊重传承人的主体地位和权利，注重社区和群体的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