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话语下民族主义“图像书写”
——庄学本、孙明经边地人文地理摄影探析

董卫民

(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近代以来，对中国西部的考察肇始于西方；而且打着所谓科考的幌子，一些西方学者在考察中大行劫掠之事，比如斯坦因对敦煌的劫掠式考察就是一个例子。晚清民初，在中国西部边地考察上，即便有中国学者或机构与西方合作，也多是被动的。中华民国在内忧外患中建立后，中国科学家和民间学术机构对中国边地尤其对西部边地的关注多起来，中西双方合作有所改变。比如1927年，中国和瑞典联合组织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应该说就是一次互惠互利、比较平等的考察，“在考察过程中，考察团成员也用照相机记录下西北特殊的地理环境、故城遗址、民俗风情、考察发现等，这些珍贵的照片，为研究西北的政治、经济、民族、文化提供了佐证，唤醒了国人对西部的关注”[1]。

这次中西合作考察，推动了知识界和媒体对西部边地人文地理状况的关注。而民国时期人文地理摄影作为民族主义的自觉，则发生在九一八事变之后。1932年，《申报》组织了摄影旅行团，“旅行线路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西南诸省三大区，计划将全国各地的风情面貌、风俗习惯等拍下发表或者展览，扩大读者的视野，提升读者的国民意识”[1](305)。1933年旅行摄影结束后，从所拍摄的一万多张照片中，选取二百多张进行展览。而且《良友》画报也从此次考察时起，几乎每期都设人文地理专栏。这个时期的民国人文地理摄影，比较有代表性的摄影家是庄学本、孙明经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