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验重塑到话语增值
——易卜生戏剧的中国旅行

王金黄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文学话语的跨国旅行是比较文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范畴，一直以来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它不仅需要梳理和探寻文学话语在特定时空范围内迁徙和位移的路线与方向，而且还要挖掘和探究其旅行过程中的种种恒量与动态因子，包括缘起、影响、翻译、媒介等一系列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进而有效地还原出理论话语和文学文本在目标国度的传播与接受现场。21世纪以降，中国学者开始把目光集中于古籍经典或现当代名家名作的外译，这完全符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战略吁求。但在某种程度上，又相对地忽视了其他国别的文学经典在全球化语境中持续发挥影响的可能。这种此消彼长的现象背后，除了中西二元价值观念的惯性作用之外，还有两点因素。一是越来越多的外国文学研究者选择偏离或回避经典，将学术重点转移到当代作家身上，尤其是那些新近译介且属于各大热门奖项入围人选的作家群体。相比于传统的西方文学经典研究而言，研究当下的作品无疑具有更强的时效性，以及更加广阔的开掘空间。其中不乏被西方文坛奉为新经典的作品，但它们能否被中国接受和认可还需要时间的检验。二是“欧美文学经典遭遇了网络文学和读图时代的冲击”［1］，再加上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在世界各地的盛行，“让所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可以在此基础上交往和共存”，“并‘无差别地’评判世界文化关系”［2］，从而导致其他国别的文学经典面临着被消解和平面化的危机，作品的经典性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甚至否定。

时值当下，无论是中西二元还是全盘西化的思维定式，都已经或正在失去它所根植的文化土壤，“把中国视为世界的中国（China of the World），而非世界与中国（China and the World）的两个不同存在”［3］，将成为新时代的普遍认同。这一具有突围和重构意义的学术前提，既适用于文艺理论研究，也同样可以为文学话语的旅行研究提供一种多元维度的思考路径。特别是对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而言，重新考察北欧等边缘地区文学经典的旅行史与中国接受史，把本土化改造进程纳入到世界文学的流通与交互当中，发现新问题，直面新困境，在后经典时代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作为19世纪的文学经典，易卜生戏剧对于中国五四文学乃至现代当文学的发生与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同时，它在中国的百年旅程与接受并非限定在文学创作领域，而是触及和扩展到了文艺理论、学术研究乃至社会思想等各个层面，可以说易卜生戏剧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密不可分。其经典地位有目共睹，作为分析的个案具有毋庸置疑的代表性和普遍性。那么，易卜生戏剧在中国的旅行路线是怎样的？它又是如何被本土接受的？如果我们把这一北欧文学经典的文本旅行放置在更加开阔、长远的世界文学场域中进行考量，又能够从中获得什么样的结论和启迪呢？以上是本文所要探讨和解决的核心问题。

一、跨越时空的“社会问题热”与文学经验重塑

关于易卜生戏剧在中国旅行的起点，一般认为是鲁迅先生留学日本期间完成的《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具体写作时间是1907年），两篇文章里均对易卜生的戏剧有所评介。而文本旅行的第一次集结，则发生在1918年，《新青年·易卜生专号》这一期共刊载了易卜生的3部戏剧译本、1部传记和1篇专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易卜生戏剧的中国旅行版图仍在扩展，除了翻译工作的不断推进外，还出现了戏剧演出的热潮。值得注意的是，5部社会问题剧的译本出版时间要远远早于作家的历史传奇剧和象征哲理剧。而且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社会问题剧被搬上舞台的次数和频率都是最高的，但只有《玩偶之家》获得了空前的轰动效应，形成“娜拉热”这一独特的文化景观，“折射了当时易卜生剧作在中国的‘写实主义’演出由生涩到成熟的过程”［4］。在“写实主义”演出的背后，实际上是话剧创作者和从业者对五四运动以来“社会问题热”的一种积极响应。那么，由易卜生戏剧旅行带来的这股“社会问题热”为什么会降临在20世纪初的中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作品自身的经典二重性。一方面，“易卜生是1890年至1920年之间欧洲文学关系的中心人物”［5］，他的戏剧作品已经被当时的西方文学主流话语所公认。另一方面，挪威国籍与受压迫的民族身份，又使他成为世界弱势民族文学创作的典范。在五四时期的中国，“以文学研究会为核心力量的《新青年》杂志和《小说月报》是引介弱势民族文学最为有力的团体和媒介”［6］，易卜生戏剧正是借助这些报刊平台，与中欧、东欧、南欧等地区的边缘弱势民族文学作品一起被引入进来的。通过易卜生戏剧这个窗口，既能够满足国人对西方文学经典的学习诉求与窥探心理，也可以激发国内读者的民族认同与发奋图强。所以说，易卜生戏剧经典的二重性使其超越了时代和空间的阻隔，特别是社会问题剧对于积贫积弱、自强求存的现代中国而言，具有无可取代的借鉴意义，而且这种借鉴意义就体现在痛砭社会现实与复归“文以载道”的双重功效上。

如果只是把这股“社会问题热”放置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特定框架或中国—挪威文学关系史的局部范畴中来思考和定位，就极容易作出主观判断：易卜生戏剧的中国之旅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西霖东降”。然而，真的如此吗？事实上，易卜生戏剧的文本旅行很早就已经开始了。伴随19世纪中叶欧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易卜生开始在挪威文坛崭露头角。他的早期创作多以民族历史、民间传说和英雄谣曲为蓝本，目的是推进挪威民族的解放与独立。这一阶段戏剧文本的旅行范围（不包括《布朗德》和《培尔·金特》）基本没有超出以丹麦为中心的北欧地区。当易卜生侨居海外后，他的视野被打开了，他逐渐由一个地道的挪威人转变为一名“相信民族意识正处于消亡边缘”［7］的北欧公民，而他创作的社会问题剧也随之震动整个欧洲，正式开启了世界之旅。在此期间，他本人先后居住于罗马和德累斯顿等地，因而中期作品往往会在意大利和德国最先上演，有时北欧地区也会同步进行演出。翻译工作大体同时进行，著名的译介者有英国的威廉·阿契尔和法国的鲁金·坡等。虽然易卜生在晚年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但“现代戏剧之父”的经典作家地位无可撼动，其作品源源不断地译往海外。在登陆中国之前，易卜生戏剧已相继完成了在英、法、德、意、俄、日、美等国的文本旅行。

客观地说，中国的“社会问题热”不过是易卜生戏剧文本在世界旅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已——五四学人和倡导新文学的作家分别从日本、美国手中取过火种，接力点燃中国社会的积弊。他们还在原文本的初步阐释和多次改写中注入大量的中国经验。其中，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与鲁迅的《文化偏至论》等文章，对易卜生戏剧的评判大相径庭，由此引发的“胡鲁之争”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它在中国旅行的方向。而在此之前，英国的萧伯纳、丹麦的勃兰兑斯、德国的魏宁格尔、匈牙利的卢卡契以及苏联的普列汉诺夫等学者，都曾给出过精辟而独到的解读和阐释。他们在不同时期为易卜生戏剧旅行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热”，赋予了不同民族、不同国度的理解［8］。由此观之，包括胡适和鲁迅在内的现代学者虽然都在为本土传播努力地寻找和开辟契合点，但在这个北欧文学经典的旅行谱系内，他们只不过进行了一些发散和补充工作而已，即五四之初的问题小说虽然是在易卜生戏剧影响下形成的一种现代小说类型，但同时也是其整个旅行版图中问题小说序列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继这股对人生意义探求进行写意摹仿的创作潮流之后，“社会问题热”的创作进入到写实阶段。在话剧方面，有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1926）、曹禺的《雷雨》（1933）和《日出》（1935）等；在小说方面，有鲁迅的《伤逝》（1925）、茅盾的《虹》（1929）与巴金的《家》（1933）等。这些作品无不以娜拉为原型，或嫁接、改写易卜生戏剧情节，或转义、重造易卜生戏剧主题。“这里有梅行素、琴、子君，还有王昭君、聂荌、卓文君等等，相比较前者的‘现实虚构’，后者则是‘历史重塑’，借助娜拉的符号规定，希望能打造出一种适应时代需要的‘中国版本’。”［9］在本土化的创作过程中，现代作家群体针对女性出走前后的不同境遇，分别联系了中国封建主义、儒家传统、革命话语、自由道路等不同思想与思潮碰撞下的社会现实，大胆呈现和揭露出中国社会转型期间的历史弊病与异常复杂的阶级斗争。按照“排拒与淘汰”“彻底改造与重新制度化”“部分改造与本土化”“陌生化”这四种文本旅行可能遭遇的情形来划分［10］，20世纪前半叶，发生在中国的易卜生戏剧旅行，无论是对原文本的理解还是改写，都经历了“部分改造与本土化”的接受过程，最终文本的内核脱胎换骨，适用于探索中国社会发展问题与女性的未来发展道路。在经验替换和重塑之后，中国的“社会问题热”及其文学创作又与易卜生戏剧原文本生发出一种颇具张力的互文关系，极大丰富和拓宽了旅行谱系的深度和广度。

二、新时期旅行版图的深化与本土理论话语的增值

美国学者萨义德在《世界·文本·批评家》（1983）一书中，曾提出过“旅行理论”（Traveling Theory）的概念，并围绕这一概念进行了相关问题的探讨［11］。根据理论旅行的四个阶段，文学经典的文本旅行也可以加以参照和比对。以时间为序划分为文学经典的形成——文学经典的时空跨越——文学经典的重造与改写——文学经典变异后的本土阐释。然而，这样的划分只能够帮助我们快捷地认识和把握文本旅行的过程，但在现实中绝非一成不变。就易卜生戏剧的中国旅行而言，第四阶段不仅不晚于第三阶段，反而要早于第三阶段，例如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就与3部译本同时刊登在1918年第四卷第六号的《新青年》上。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余上沅的《易卜生的艺术》（载《新月》1928年第1卷第3期）、熊佛西的《社会改造家的易卜生与戏剧家的易卜生》（载《议事报》1929年11月21日），以及陈西滢的《易卜生的戏剧艺术》（载《武大文哲季刊》1930年第1期）等文章，开始从审美效果的角度来探讨戏剧文本，可以视为本土阐释的先声。它与同时期的作品译介、戏剧演出、创作改写齐头并进，一起构成了易卜生戏剧中国旅行的四种最初形态。但进入到20世纪下半叶，其旅行版图悄然发生着重大变化：创作改写与戏剧演出的频率都大幅度降低，甚至一度低迷沉默，即使近期有间歇的回温也没能再现“社会问题热”那样的辉煌与繁荣；作品译介则在1995年《易卜生文集》集结出版后陷入停滞。

与之相比，本土阐释还在不断地寻求突破，并积极地与国外易卜生研究发生联系。跨入21世纪以后，在北京、上海、武汉、南京等地的高校中形成了多个学术中心，彼此之间共同交流研讨，成为中国“易卜生学”的一大景观。整体来说，易卜生戏剧文本的旅行版图在中国呈现出由面到点，由社会表层向思想肌理逐渐凝聚的运动态势，尤其在本土阐释这一环节上得到了稳健推进与持续深化。而本土阐释之所以能够独获生机，与两次历史契机的出现密切相关：一次是在1956年，北京举办了高规格的易卜生纪念大会；另一次是在2006年，世界各国为纪念“易卜生逝世100周年”纷纷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戏剧演出与学术会议，而“中国易卜生年”系列学术活动也在国内高校有序地展开。就不同阶段的纵向比较而言，新时期以来的易卜生戏剧研究在材料运用、批评视野、研究内容与理论方法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都是早期译介难以企及的地方；而且它摆脱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教条思维，重新回归作品的文学性与审美性，使文本对话和思想交流成为可能，也使本土话语得以推陈出新和理论增值。

新时期以来，中国学界对本土模式下女性主义观念及其形象进行了溯本清源。此类研究擅于将早期文本旅行过程中的其他三种形态也列入考察范围，进行超文本或泛文本的复合式探析，从而使中国的易卜生戏剧研究具备了内省自悟与透视现象的自我反观功能。在重读《＜娜拉＞的答案》之后，钟翔梳理了郭沫若接受易卜生的历史，指出他在借鉴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时代精神的“三不从”妇女观［12］。阳利平以五四文学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玩偶之家》影响下的两类女性形象，一种是“封建礼教下呻吟的‘玩偶’型”，一种是倡导个性解放的叛逆型，她们均是中国作家在精神认同基础上对娜拉形象的伦理模仿，“再现了五四女性自我主体意识觉醒的艰难过程和苦痛”［13］。何成洲则把20世纪20年代中国口语戏剧在剧本创作以及表演实践上的成熟视为一场重要的“文学事件”，他指出这一文学事件无论在情节还是结构上都是以《玩偶之家》为原型来加以模仿的；伴随着社会讨论，娜拉逐渐成为“一个集个人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于一身的象征之物”［14］。由此可见，经过现代中国塑形之后的娜拉形象，俨然成为女性主义文学的本土之源，这无疑是易卜生戏剧在中国旅行的一项重要成就。

随着近些年，文学伦理学、文学地理学、审美感通学等原创性批评方法的倡导和崛起，一批青年学者开始尝试将其运用到易卜生戏剧研究之中。蒋文颍的博士论文针对剧中人物的伦理身份及其伦理选择，着重论述了易卜生戏剧独特的伦理价值及其教诲功能。杜雪琴通过全面分析25部剧作中的五重地理空间及其深层问题，从中揭示出易卜生戏剧文本从挪威走向世界，又从世界回归家园的地理诗学蕴含［15］。汪余礼则以8部象征哲理剧为研究对象，论证作家晚年在灵魂与艺术上的“双重自审”以及戏剧创作中的“复象诗学”，引发出一种全新的批评方法——审美感通学批评［16］。此外，国内学者也常常采用悲剧理论、精神分析、神话原型、生态主义等西方批评方法来加以解读易卜生戏剧文本，进而实现对原有理论的突围和修正。这些来自于中国学者的最新视角、观点和论断，不仅推动了中西文艺理论和文学研究的交融互动，而且反哺了本土理论话语的建设与发展，标志着易卜生戏剧文本旅行进入到了更深层次的接受领域。

三、文学经典的中国旅行与接受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易卜生戏剧文本在中国旅行的百年回顾，不难发现：作为文学经典，它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呈现出泾渭分明的阶段性特征，历史传奇剧、社会问题剧以及象征哲理剧的本土化过程并非同期进行，而是交叉错位、逐步递进的。以象征哲理剧为例，尽管早在1918年就已有《小爱友夫》一剧译出，但整个20世纪上半叶都没能掀起引人瞩目的文学波澜，关注度也极为有限。相反，在法国，早在上个世纪末就已被先锋派戏剧所吸纳了。其个中缘由恰恰在于文本内部象征多义的符号体系和技巧繁复的心理书写，与亟需探寻现实出路的中国现代性之间信息完全不对等，从而导致了象征哲理剧与救亡图存、启蒙民智的历史使命之间格格不入。即使到了20世纪60年代前后，它仍然处于被排斥被拒绝的地位，“后期的象征主义戏剧被认为是反映了易卜生思想上的迷茫和孤独”，“暴露了他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17］，因而遭受彻底的批判和否定。这一现象表明文学经典的跨国旅行并不是一种任意行为，而是自旅行开启之时就要时刻受到目标国度的权力结构、阶级形态以及种族文化等多重因素的联合制约，并且直到文学对接端口被调试到双方互相对称或者彼此对等的关系前提下，本土着陆和接受才可能发生。与此同时，“文本在运动过程中均具有了独立的身份，原文本的跨越、译文本的生成，都无一不是文本自身不同形式的运动与变化”［18］。翻译而来的译文本将摆脱原文本的语言及其文化语境的束缚，在综合舞台演出、改编重造、创作摹写等多维接受形态的基础上融入大量中国现代经验，使其逐渐纳入到本土文学话语系统当中，不管是五四前后的“社会问题热”抑或是新时期易卜生戏剧研究无不是如此。

然而，易卜生戏剧文本在中国的百年旅行也遗留了一些问题，在本土阐释这一环节体现得尤其突出。首先，它的传入和译介都是以第三方语言为媒介转译而来的，并不是直接译自挪威语，而且文本译者和大多数阐释者，也都没有游历、访问或留学北欧的实地经验。日本和美国才是易卜生戏剧文本旅行期间的两大中转站。可以说，这是一次典型的间接跨语际文本旅行。“在这一过程中，这些作品得到了不断的翻译—改编和重新翻译—改编，不断地产生出新的意义”［19］，而多种变异本的出现与上演实际上预示着易卜生主义（Ibsenism）转向了易卜生化（Ibsenization）。再加上长期以来，易卜生戏剧文本都采取一种单语旅行（汉语）模式，即使译者把误译和创译现象压缩到最小化，也不可能对译文本的变异事实有所改观和扭转。虽说变异是文本旅行无法规避的副产品，但经过多次转义或彻底改造之后与原文本的渐行渐远，其实并不利于文学经典的“平等”对话与交流。换言之，在本土接受过程中，该如何富有成效地弥补和缝合翻译文学研究与外国文学研究之间的语义鸿沟，是思考和解决文本旅行反逆化变异的题中之义。其次，伴随着20世纪文学批评的转向，西方学界开始以文本批评取代作品研究，更加注重剖析文本内部的语言特征，这是全球化语境下本土阐释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尽管文学经典的文本旅行与20世纪文本概念和理论的发展并非平行呼应与齐头并进，但文本的内核要素基本上是稳定的，诸如语言、结构、读者等。联系本土理论话语的不断增值，我们可以看出：新时期易卜生戏剧研究大多是从某一文化视角出发，整体上借鉴了文化研究的路径，与文本语言研究相去甚远；对于由语言延伸出来的相关翻译问题，涉及明显不足，这也是今后接受研究可以发力的重要方向。此外，还需要正视的一点是，易卜生戏剧引发的社会问题热潮，不是由易卜生一人独力完成的，而是由勃兰兑斯主导的北欧突破文学运动中的一个思想化产物。这一创作倾向也同样表现在挪威作家比昂逊和瑞典戏剧家斯特林堡等人的作品当中。所以，在分析和理解易卜生戏剧中国旅行问题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把它放置在整个北欧文学本土化进程中进行探究，在世界文学的文本旅行框架内进行观照。而这一方面却是当前国内接受研究较为薄弱的地方，还有待加强易卜生戏剧文本与其他经典文本之间关系的考察与审思。

由此可见，易卜生戏剧的本土接受还有很长的道路需要探索，其在中国的文本旅行也远远没有结束。不止于此，除北欧之外的其他西方文学经典如古希腊罗马悲喜剧、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戏剧、歌德的《浮士德》、萧伯纳戏剧等等，都有必要回顾和重新梳理它们在中国的旅行史，特别是总结和揭露本土阐释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与困境，积极应对并给予化解，使这些经典文本在当下中国继续散发活力，保持中西文学交往与全球对话的长久态势。

但实现这一点并非易事，当代学人和文学创作者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做出改进和推动。其一，重译和重读北欧文学经典，为文本的深度旅行和深化接受奠定新的根基。20世纪上半叶，由潘家洵、萧乾等人主持的易卜生戏剧翻译工作，虽然达到了不悖原文、通顺古雅的境界，然而时间久远，许多方面已经无法满足和适应现代汉语的阅读需求与表达习惯。如果能够从挪威语直接翻译，或者采用双语旅行（英语和汉语）的阅读模式，就可以为本土接受创造新的机遇。关于重读，是指在重译的基础上来关注和研读文学经典，包括以往研究不曾注意到的副文本内容，诸如副标题、序、出版前言、题词、脚注、插图、尾注、跋等，这些副文本对于翻译传播与接受起着不容小觑的作用。其二，北欧文学经典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研究，应由技艺形式、情节主题、人物形象的模仿和挪用上升到思想启蒙与诗学范式的对话层面，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挖掘文本旅行的精神内核上。同时，密切关注逆向旅行中的回流与反哺现象，被接受的经典文本在重返原国度后所面对的遭遇将是影响研究领域的一个新增长点。近年来，易卜生戏剧纷纷被改编为黄梅戏、越剧、昆曲和京剧，初步实现了用中国传统戏剧的方式对进行整合与改造。当这些改头换面的易式剧目登上挪威舞台时，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响与效果，是我们从外部来审视本土接受的一次重要时机，更是对戏剧改编者创作水准的一种考验。其三，任何本土理论话语要走向世界，都不可能离开对欧美文学经典文本的批评实践和逻辑验证，这一点并不局限于易卜生戏剧。推而广之，新时期西方文学经典的中国旅行与接受研究，和本土理论话语的体系建构有着紧密的关联。这种关联不是简单的文本互释，而是一种对于双方文学主体均有益的增值互进关系。所以，在运用本土理论话语研究西方文学经典时，当代学人应该从文本旅行中发现新的命题，或者提出一些具有方法论指导意义的理论思考。当然，这样的阐释标准不仅仅需要研究者从理论到文本的单向度求证模式中超越出来，更需要勇敢地跨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西方陷阱与本土理论自恋的舒适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