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学术与政治引发的话题
——郑国恩攻击新疆棉花原因探讨*

杨富强

（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1）

一、引言

2018年笔者在英国罗汉普顿大学访学，以我的观察,在英国除了专门研究中国的学者，普通民众对中国并不了解。同在一个办公室的Robert先生曾到中国有一个月的旅行经历，但也只留有北京、上海、深圳的一点记忆，在这个学院就算是“很懂中国”了，更不用说对新疆了解。访学期间，收到伦敦大学孔子学院李鄂院长的信息：亚非学院（SOAS）有一场关于新疆的学术报告会。该学院是世界一流的以亚洲、非洲和中东研究闻名的学院之一，经常举办关于世界热点地区社会问题学术会议，只要时间允许，我经常去听这些报告会。涉及中国议题的研讨会也比较多，主要侧重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方面的内容，专门涉及某个省区的学术报告并不多见。报告会在一个小型会议室召开，有20多个听众，报告人叫Adrian Zenz，是一名德国人，报告名称“New Evidence for Chi‐na’s Political Re education campaign in Xinjiang”，这是一场关于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的报告，PPT展示了一些在国内网站常见的新疆图片及新闻报道。研讨议题从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一直谈到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等问题，会议不到一小时就结束了。听完报告有三点看法：一是报告涉及的内容不在一个逻辑范畴，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是一项旨在提升生产技能的教育，延安整风则是中国共产党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党内教育，无法纳入一个层面讨论；二是报告人采用的文献来源单一而且充满明显的错误，报告中基本使用了自由亚洲广播电台和美国之音的各种涉疆资料，这两个电台反华倾向明显，资料的可信度低；三是报告无视新疆社会发展的现状，大量使用“或许”“可能”“预计”等字眼，诋毁新疆政策的意图明显，对听众有严重的误导性。后面就慢慢淡忘了，直到两年后许建英老师问起这事，我才将Adrian Zenz和郑国恩对应起来。

郑国恩关于新疆的一系列报告，让西方某些势力直接以新疆棉花生产存在“强制劳动”为借口攻击中国。新疆棉花在纺织产业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①2020年新疆棉花产量达516.10，占全国总产591万吨的87.5%，根据国家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制裁可能对我国棉纺织产业有较大影响，甚至直接威胁到我国的纺织品的对外贸易。2021年3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外交部举行第五场涉疆问题新闻发布会，并没有引起国人的注意，但H&M的一则公告则引发了中国网民强烈的抵制，让郑国恩等所谓的新疆问题专家等进入公众视野。鉴于郑国恩的错误研究结论危及中国的利益，2021年3月外交部宣布，中方决定对包括郑国恩在内的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利益、恶意传播谎言和虚假信息的10名人员和4个实体实施制裁。

二、西方有识之士对中国有正确的认识和公正的评价

中西方交往历史上，不少西方旅行者和学者对中国评价比较高。鄂多立克（1286—1331），一位意大利旅行家，曾这样描述元大都，“这后一城有十二门，两门之间的距离是两英里；两城之间也有大量居民，二者的四周加起来超过四十英里。大汗在这里有他的驻地，并有一座大宫殿，城墙周长约四英里。其中尚有很多其他的壮丽宫殿”[1]。《马可·波罗行纪》直观地对大都的繁华做了这样的描述，“上都是忽必烈大汗所建造的都城，他还用大理石和各种美丽的石头建造了一座宫殿。该宫设计精巧，装饰豪华，整个建筑令人叹为观止。该宫殿的所有殿堂和房间里都镀了金，装饰得富丽堂皇。宫殿一面朝城内，一面朝城墙，四面都有围墙环绕，包围了一块整整有十六英里的广场”[2]。虽然马可·波罗游记的真伪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但他对中国的评价和我国的史料基本吻合。

随着东西频繁的交往，一些著名学者对中国文明开始更加深入的研究，并给予了高度评价。莱布尼茨被誉为17世纪的亚里士多德，300年前他的《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中认为“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与最高雅的文化今天终于汇集在了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如同‘东方欧洲’的‘Tschina’(这是‘中国’两字的读音)”[3]。伏尔泰对中国文明的评价体现在其著作《风俗论》中：“中国人特别在这方面胜过世界上的任何其他民族。他们的孔子不创新说，不立新礼；他不做受神启者，也不做先知。他是传授古代法律的贤明官吏。我们有时不恰当地把他的学说称为‘儒教’，其实他并没有宗教，他的宗教就是所有皇帝和大臣的宗教，就是先贤的宗教。”[4]欧洲启蒙运动前的“中国热”，丰富了启蒙家的思想。显然近代西学东渐的同时，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即使中国处于积贫积弱的年代，西方还是有一批热衷中华文化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荣格曾说过：“假如我们想彻底了解这本书（论语），当务之急是必须去除我们西方人的偏见。”“像中国人这样天赋异禀而又聪慧的民族，居然没有发展出我们所谓的科学，这真是奇怪。”[5]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就很喜欢老子的思想，并有较高的评价。20世纪30年代，有一批热爱中国的西方人士，向世界分享中国的故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用热情和慷慨的笔墨在《西行漫记》中，将中国的希望介绍给了世界，并预见了中国的未来。

1949年以后，面对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威胁，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依然对中国很有信心，李约瑟说：“不管是在今天的形式下，还是在今后要形成的形式下，两千多年前在《礼记》中表达的‘天下大同’的高尚思想，将无疑会取得胜利。”[6]改革开放以来，中西方的交流逐步增加，西方民众中的偏见和刻板印象有所消解。中国道路取得的伟大成就，成为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模仿的发展模式。中国为了适应世界，跟上世界发展步伐，做了大量的改变，但欧美国家以意识形态为重，壁垒依然牢固。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的成就和抗击疫情的胜利，中国的发展模式越来受到有识之士的肯定。2021年1月美国特斯拉CEO马斯克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称，中国政府很关心人民福祉，可能比美国政府对人民福祉“更有责任感”，他还表示“中国若不在乎人权，怎么可能会有平等和公平的竞争环境”[7]。之前他和德国出版大亨有一个讨论，马斯克为中国制度站台，他认为中国制度有利于国家集中力量解决大事，他的评论引发了西方的讨论，得到了中国外交部的肯定①参见李京泽《马斯克称中国政府比美国政府对人民更有责任感外交部：评价是客观的》，中国新闻网，网址：https://www.chinanews.com/gn/2021/01-08/9382138.shtml.访问日期2021年6月3日。。中国脱贫攻坚的巨大胜利，受到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称赞：“中国成功消除绝对贫困，中国取得的非凡成就为整个国际社会带来了希望，提供了激励，将为所有人，这一成就证明，政府的政治承诺和政策稳定性对改善最贫困和最脆弱人群的境况至关重要，创新驱动、绿色、开放的发展模式是重大机遇，将为所有人带来福祉。”[8]

三、西方世界有异化、抹黑和攻击中国的传统

古代受制于诸多因素，东西方相互并不了解。中国士大夫基于对传统秩序稳定考虑，大部分人对西方持妖魔化的态度，称其为“番鬼”“番夷”等，但西方鄙薄中国的文字更是比比皆是，尤其是文学作品中，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民众对中国的认识。英国作家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续篇中，把鲁滨逊的故事放置在中国，他描述中国人“无知又肮脏”，航海、贸易和农业“很不健全”，知识与科学技术“相当落后”①参见张影《笛福与十八世纪欧洲中国观的转变》，《理论月刊》，2015年第6期，第185-188页。。实际上笛福既没有到过中国，也对中国历史不了解，若是他了解明代郑和航海史，估计也不至于这么贬低中国。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外交活动失败，其随行人员的回忆录将中国描述成“几百年或上千年都没有进步，（人们）生活在棍棒竹板的恐惧中,他们禁闭妇女、残杀婴儿、奸诈、残酷、胆怯、肮脏,对技术与科学一窍不通,对世界一无所知”[9]。杰克·伦敦（Jack London，1876—1916年）在《空前绝后的侵入》和《中国佬》等书中认为黄皮肤的中国人粗鲁、野蛮、愚昧丑陋②参见李滨《杰克·伦敦〈中国佬〉的解构与重构》，《社科纵横》，2015年第4期，第103-106页。。卢梭在《新爱洛伊丝》一书中描述中国人奴性重、生活散漫、表里不一，虚有其表，思想极为贫乏。③参见卢梭著，《新爱洛伊丝》，谭立德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4年：第51-61页。文艺作品需要想象，但西方这些文艺作品中夹杂着对中国文明的蔑视与轻薄，加深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

有影响的哲学家对中国的批判，加深了西方民众对中国的误解。黑格尔对中国有着正面的评价，但对孔子的看法也有些偏颇，他认为儒家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④参见张汝伦《孔子为何是伟大的哲学家？失范时代重建价值》，网易网站，网址：https://www.163.com/dy/article/FK0DO0U005506BEH.html.访问日期2021年6月21日孟德斯鸠说中国人有自然地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一面,更喜欢欺骗人，在中国欺骗是准许的事情。⑤参见朱静《孟德斯鸠“中国印象”之印象》，《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第86-92页。哲学家对中国的排斥和鄙视，中华文明要获得西方世界的认可困难重重。19世纪西方“劣等他者”的中国形象在西方社会较常见，甚至用“东亚病夫”一词标签中国人，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特定的词语成为中国人的代名词。这在世界秩序急剧变革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是对中国人形象的彻底“扭曲”。

1949年新中国建立，中国和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由分歧到直接对立，国家之间的对抗导致西方对中国从“异化”到直接围攻。美国为遏制社会主义发展，对新中国完全采取敌视政策，直接派军事力量进驻台湾海峡。抗美援朝是新中国和西方世界的第一次直接的战争，在国内志愿者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西方主流媒体却将中国描述为侵略者。军事失败以后，他们转而开始所谓的“和平演变”。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纽约发表演说，明确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六项政策（1957年4月23日）。同年6月他又在旧金山发表演说，明确提出要将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在杜勒斯的鼓吹下，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正式提出了“和平取胜”战略，以促进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变化”。尤其是以贷款、贸易、科技等各种手段诱压东欧国家，促使他们向西方靠拢。罗纳德·威尔逊·里根是一位极力反对共产主义的总统，其政府极力在社会主义内部孕育“自由的种子”，参与的组织每年可以从国会得到巨额拨款，用于向社会主义国家内的“自由力量”提供资金的支持。⑥参见李庆功《美国的全球战略“里根主义”》，《瞭望周刊》，1986年第28期，第32-33页。在西方国家不遗余力的围攻中，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低潮。但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其发展模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种背景下，为了破坏和削弱中国的发展，西方国家扶持了藏独、东突独、台独、港独等多股反华势力，为其出资、站台，甚至直接操纵。而郑国恩的涉疆报告，就是受西方政策授意和资助下的产物。

四、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政治，但研究结论不能因为政治而造假

社会科学领域诸多学科与政治息息相关，研究成果一旦转化为政策，将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部分学者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立场，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是最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的社会学家，其理论被认为是指引劳动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马克思的一生是政治的一生。有的学者坚信政治与学术二者在德行上不可兼容，但其学术研究的目标却是政治。马克斯·韦伯尽管没有以政治为业，但他对政治的关注乃至相当程度上的参与，都伴随其一生。他一直努力在政治领域和政治实践中施加自己的学术影响，他期望的是通过学术思想对政治实践起到引领的作用①参见熊跃根《马克斯·韦伯的政治理念与变革时代的社会政策-对理解当代中国的启示》，《社会学评论》，2020年第1期，第51页。。涂尔干认为19世纪的社会理论有两种类型的问题被人们区分开来并分别对待，一种被称为政治的问题，另一种是社会的问题，但两者相互关联。②参见李英飞《现代政治的社会基础——涂尔干论政治社会的历史与现实》，《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2期，第216-239页。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要有更大的社会效益，造福更多的民众，通过政治落实到政策，是科研成果影响社会最有效率的渠道。

有些学科因政治需要更加繁荣。人类学在19世纪初就与政治活动密不可分,对殖民地地区的族群调查活动推动了人类学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下，传统的政治对旧有的殖民地治理难度增加，殖民者希望与人类学家合作，了解殖民地不同的文化和社会制度，为殖民地的统治服务。人类学的功能主义学派被认为是英国的政治形势和学术传统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民族运动浪潮冲击，英国在全世界的殖民地开始摇摇欲坠。因此，英国政府希望人类学家能提出适合各地情况的办法以维持其殖民统治。他们在澳大利亚和非洲建立了许多人类学学校，都是为管理殖民地服务为目标。二战期间，美军对日本及其国民性格无法理解，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应时而出，将殖民主义与人类学的关系再次推向热点。著名评论家川岛武宜指出：“尽管本尼迪克特本人一次也没有到过日本，但却搜集到了那么多的重要事实，令日本人都感到非常惊讶。本尼迪克特依据这些事实栩栩如生地描绘了日本人的社会生活、行为方式和文化的全貌，推导出了日本文化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诸多特征。”[10]

求真务实是人文社科学术研究的基础。西方学术伦理发展得比较早，学术界职业道德规范发端于此。学术研究是探索真理的过程，“求真”是学术伦理最基本的一个底线。学术规范始于西方，不遵守规范也出现在西方。在后殖民时代，传统的殖民战争和掠夺已然行不通，寻找“人道”的方式继续殖民，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为宗主国管理殖民地开展研究，以更隐蔽的、间接的方式对殖民地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控制。当前国家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原有的世界格局出现了变化，尤其是2010年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以后，欧美国家对中国的舆论攻击更加频繁，甚至不惜鼓励研究者数据造假，完全不遵守学术伦理的禁忌。郑国恩所称“新疆妇女每人都要接受4到8次节育器放置手术”[11]的耸人听闻的数据，这已经不是学术伦理讨论的范围了。

五、异化、攻击中国动机的讨论

近几年，美西方各类媒体对中国的各种攻击一波接着一波，它们显然已经不是客观的新闻报道，而是构成了颇具规模的对华“舆论战”，甚至西方情报机构明显加入了进来，成为对华舆论战的操纵指挥者。③参见环球社评《最近西方舆论机构对中国的各种攻击，显然已不是简单的新闻报道》，《环球时报》，2019年11月25日，第2版。纵观数百年来中西交往史，西方异化中国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白人优越论和基督教糅合积淀在文化中的种族主义基因，这是欧美世界自认为“高人一等”隐藏最深的根源。白人优越论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早在古希腊时期，对城邦以外的都称为野蛮人，这一点和我国古代中原地区称周边族群为蛮夷狄戎有些类似。其后，古罗马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帝国，依然视周边民族为野蛮人，是罗马帝国奴隶的主要来源，这种内外区分十分明显。在基督教产生以后，“基督教教徒对其他非基督教族裔为“野蛮人”，即基督教所认定的‘文明’的对立面”[12]。基督教世界属于一神教，除上帝以外没有真神。基督教在发展的早期，对其他文明的排斥表现得极为明显。明代以降，西方传教士大量来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科技，为中国人打开了认识世界的窗口，但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传播科学技术，而是传播基督教，这一点毋庸置疑。工业革命以后，基督教随着西方国家殖民的扩张在全世界传播，新殖民地都被视为落后、愚昧的新地。宗教带来的自负与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就，促使西方人认为白种人①是体制人类学划分的一个概念，原泛指居住在地中海周围的种族群，当这一概念也经常因为政治而变化，白色人种显白类型被德国纳粹党认为最优秀的人种。为主体的基督教徒优于其他民族是天经地义的事。这种源于人种和宗教基础上的种族主义，逐渐成为世界文明交往中的巨大障碍。种族主义在德国纳粹期间达到了巅峰，给犹太人和其他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美国，最早前往大陆的就是在英国受到宗教迫害的清教徒，他们自认为身为“上帝的选民”，并把北美洲视为上帝恩赐的“新迦南”。其他族裔到达美洲大陆，以清教徒为核心的盎格鲁-萨克森民族的种族主义暴露无遗。白人移民扩张和印第安人口和土地的萎缩同步展开，黑奴贸易更是惨绝人寰。美国南北战争以后，美国种族主义高涨，出现了像三K党这样奉行白人至上、歧视有色族裔的运动，这也是美国种族主义的典型代表。近几年针对非洲裔的种族主义歧视引发的血案急剧增加，疫情期间仇视亚裔的事件频发，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本文谈到的郑国恩是一个极右翼基督教主义者，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他表明自己是：以上帝的使者的名义开展新疆的研究，而且这种研究是基督教神圣的传教任务。②参见苏闻宇《毫无学术底线的郑国恩岂配称“学者”》，天山网，网址：http://news.ts.cn/system/2021/03/09/036592048.sht‐ml.访问日期2021年6月2日。

二是政治意识形态仍然是当前国际斗争的核心。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意识形态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苏联建立以后，欧美对苏联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开展全方位的围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意识形态冷战的斗争进入白热化。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世界开始完全孤立中国，从热战到冷战，从对抗到边合作边对抗，欧美世界改变中国意识形态的幻想一直没改变。苏东剧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增强了反和平演变的意识，同时中国人民已经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红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稳住了阵脚。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美国公关公司爱德曼发布了2019年度“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民众对政府、企业、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信任度高居27个被调查的国家和地区之首。其中，中国受访者对政府的信任度继续提升，达到86%（去年为84%），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47%），并且远远高出美国（40%）。③参见朱晓航《爱德曼最新调查显示：中国政府信任度升至95%》，中国网，网址：http://news.china.com.cn/2020-07/22/con‐tent_76298965.htm.访问日期2021年6月2日。2020年报告显示，中国人民对中国各领域发展的信心不断增强，中国的信任度综合指数同比增长3个百分点，以82%的成绩连续第三年位居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首位，而全球平均指数仅为54%。④参见方莹馨《〈2020年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发布》，《人民日报》，2020年3月7日，第3版。随着新兴科技的发展，国际环境的复杂性使得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复多变。欧美国家在民族、宗教、人权、边疆等方面寻找突破口，物色所谓的专家，成为西方世界选择的重要途径，郑国恩的研究成果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三是西方对中国崛起的误判和恐慌，这是当前美国舆论围攻中国的主要原因。西方哲学在本体上是二元论为主，“最大的特征始终在‘彼’与‘此’的两极间选择，呈现为诸多稳定的思维原则以及与此有直接相关的若干思维偏向”，“与这种思维原则相对应，西方人思维方法中一个固有的偏向是非此即彼。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在具有此种思维偏向的人看来，皆是绝对对立的关系，矛盾双方的关系只能采取要么是你死，要么就是我活的形式”[13]。在这种哲学观的影响下，非此即彼的思维逻辑不仅仅是政治家，也是普通大众的惯用思维方式；西方近代史中大国崛起更是遵循了这样一个逻辑：若要自身强大，消弱对手是唯一渠道。近现代西方大国的发展历史，都没有逃脱这种怪圈：西班牙从南美、墨西哥等地对印第安人的残酷掠夺、抢劫换来了世界霸权的地位；英国的发达是以打败和消弱西班牙海上霸主为前提；拿破仑执政时期的法国击败了欧洲多国，其目的是确立欧洲霸权；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强大原因比较多，欧洲消弱的原因也比较多，但美国崛起与欧洲各国的衰败几乎同步。大国崛起的历史就是西方哲学和世界观的现实反映，因此，无论是西方的政客还是学者，看到他国崛起，无论采取何种手段也要遏制，以确保自身利益。即便是意识形态一致，也必须消弱。日美关系表现最为典型，随着日本的崛起，1985年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为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签署的《广场协议》，不论初衷如何，其结果就是日元大幅升值，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拉大了美日之间的发展差距。正是这种二元哲学的思维方式，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发展表现十分不安。尤其是当前，新冠疫情加剧了全球化分裂和经济的衰退的情况下，整个世界不稳定因素增加，要确保自身国际地位和利益，遏制中国发展成为欧美国家的共识。制造舆论，择时攻击，甚至不惜给郑国恩这样的所谓学者提供资金资助，鼓励其造假。

六、中国的应对

针对美西方的以学术为幌子，通过各类媒体抹黑、攻击中国的行为。我们需要加快学术研究成果的转化，鼓励社科研究人员走出去，提升中国的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以学术对冲以研究为名的反华学者，积极开展应对。

一是做好长期应对的思想准备。基督教作为西方文明的精神核心之一，自15世纪进入中国以来，改变中国人的信仰是他们一如既往的目标，只要中华文明还在，基督教传播的使命就还没有完成；新中国成立以后，意识形态是西方世界和中国交往最主要障碍，只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变，西方改变中国意识形态的幻想就不会停止；中西对发展的逻辑思维有差异，中国“共赢”“共享”的理念和西方残酷竞争的逻辑无法妥协，因此只要中国持续崛起，西方遏制中国的谋图就不会终止。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西方针对我国的谴责、抗议、甚至威胁只会越来越多，斗争会更加复杂，注定这是一场长久的没有硝烟的斗争。

二是重视人文社科研究成果的转化，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队伍。我国国内大量的社科研究成果未能转化出社会效益；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人文社科研究成果较少；国内各类研究论坛不少，参与国际对学术交流的渠道不多；国内研究者居多，走向国际者较少。主要原因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视程度不够，科研成果转化机制不顺、渠道不畅；二是英语依然是国际社会使用最广泛的语言，能够在国际学术界熟练使用英语的中国学者并不多，导致大多数研究人员和成果走不出去，得不到国际社科的认可。三是部分研究者以“纯粹学术”为由，不愿意参与涉及政治活动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殊不知在国际社会中，当前及今后更长的发展过程中，国家利益依然是国际社会中最敏感的核心问题。因此，推动研究人员积极参与对外学术交流，加强人文社科研究成果的转化；鼓励科研人员参与国际交流，参与到维护国家利益工作中；积极培育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人才，充分发挥人文社科研究对外交流中的影响力。

三是开展多层次的学术对话，积极应对西方挑衅。近几年我们在对外宣传中做法比较传统单一，对于西方打着学术幌子，利用媒体开展的舆情战，通过全力解释应对并不是最佳选择，显得有些疲于应付。近几年为了回应个别政客的挑衅，国内主流媒体连篇累牍的撰写各类反击文章，除了强化国内民众关注度，直接或间接地捧红了类似于郑国恩、蓬佩奥之类的攻击者和一些不知名的小媒体，使他们轻而易举的获取了巨大的“世界影响力”。尤其是大多数批判文章属于应景之作，缺乏深入的研究，没有说服力。以笔者在伦敦访学期间的观察，西方民众在社会团体的组织下，针对本国或其他国家某一问题的集会、游行、抗议比较频繁，英国首相官邸前各类抗议已经是一种常态化活动，没有必要对这类抗议和言论作出太激烈的反应。基于这种状态，针对国外的反华势力的攻击，未必事事回应，抓住主要问题，有针对性的开展斗争。对于涉及学术研究方面污蔑和攻击，可鼓励学术组织和研究者以民间身份走出国门，开展不同层次的研讨会和学术论坛，直接进行学术对话，给西方社会分享一个真实的中国。

四是做好自己的事，讲好中国故事。2010年以来中国不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是学术研究的重点工作，也是研究者必须承担的时代使命。十八大以后，中国在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标上均有巨大的突破，同时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了“四个自信”的重要论断，推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要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建构，也要有世界易于接受的方法。为此我们需要改变讲故事的叙述方式，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就强调改变文风的重要性，实际上这项工作到现在还没完全实现。以世界能够接受的叙述方式，把中国的故事分享给全世界，让世界听到中国真实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