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春生 郭婉君
乡村与农民,在我国急速现代化的社会进程中一直是庞大而沉重的现实存在,但在既往高度中心化、市场化、单向度的媒介生态中,却被有意无意地遮蔽和边缘化,成为“沉默的他者”。赵月枝指出,市场逻辑的深化与过度竞争导致媒体话语对消费主义价值和有高消费能力城市受众的偏向和对社会“底层”,尤其是农民的忽视。①虽然主流媒体一再强化“三贴近”原则,但农村、农民更多地仍是被表述的客体,其自我言说难以实现。这一境况随着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在乡村的日渐普及而改观。新兴媒体赋权农民以相对平等的言说地位,其中快手、抖音等移动直播平台的快速崛起,尤其是其垂直化、下沉性战略的实施,使“乡村”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媒介版图。“农民”以主播的身份和“具身传播”的方式开始大规模地晋身为媒介内容的生产者和意见、观念的表达者,展开独具特色的自我叙事。“乡村直播”作为前所未有的媒介现象不仅快速生产着具有“乡土中国”特征的媒介文化,革新着城乡话语权力关系,而且于“城市和乡村在市场化格局中再度分裂”②的社会背景下生发出“弥合鸿沟”、重构乡村文化主体性进而促进“乡村振兴”的宏大意义。
“融合文化”(convergence culture)一词最早由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提出,用以表征媒介融合带来的新兴媒介生态:“新媒体和旧媒体相互碰撞、草根媒体和公司化大媒体相互交织、媒体制作人和媒介消费者的权力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