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藏族诗人伊丹才让诗歌的家国情怀

2021-11-29 13:09刘秋芝
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2期
关键词:雪域藏族雪山

刘秋芝

(兰州交通大学文学与国际汉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引言

伊丹才让,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藏族汉语创作诗人,于2004年溘然去世,与世长辞。他1958年开始发表诗歌,之后驰骋中国诗坛40年,出版《雪山集》《雪狮集》《雪域集》《雪韵集》《雪域的太阳》等诗集和《伊丹才让诗评集》。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可以把他的创作分为“十七年”和“新时期”两个时期。前期作品结集在《雪山集》之中,其他的诗集则是后期创作的集中体现。伊丹才让是个多产和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诗人,是当代藏族文学代表性诗人。上个世纪80年代至2017年学术界对他的评论从未中断,这些评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主题思想;第二;诗歌形式;第三,不同理论流派和诗歌流派的文化与文学阐释。这些研究成果足以说明他在中国民族文学史上的地位。2018年至今,随着诗人的去世,对其诗歌的关注似乎暂告一段落,再没有看到伊丹才让诗歌评论的文字,但是他的诗歌的家国情怀书写及其当代启示却依然有待我们去发掘和探讨。

“中国人的家国情怀自古以来便以诗歌形式扎根在每一个国人内心深处。”[1]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屈原,到“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陆游,再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家国情怀成为中国文学的一条红线。所谓家国情怀“通常指个体对国家、对人民表现出的一种意识,既有对自己国家的认同与归属,也有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追求”。[2]如果说伊丹才让前期的诗歌创作以体现国家民族的集体认同为主调,那么后期的创作则致力于精神家园重建、民族文化振兴等方面。而贯穿于伊丹才让前后两个时期创作主题的则是那浓得化不开的家国情怀,它在当下依然熠熠生辉,散发出耀眼光芒。纵观伊丹才让的创作生涯,诗人做到了爱国主义和爱民族的有机统一,体现了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和人生观。伊丹才让诗歌的家国情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

伊丹才让的诗歌虽然曾受建国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濡染,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民族和时代的局限,具有普遍的价值意义。20世纪50年代,伊丹才让与全国其他诗人一起,高唱爱国主义的赞歌,谱写了大量脍炙人口、热情昂扬的政治抒情诗,歌唱祖国、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赞美新社会新制度,这些作品融入了建国后“十七年”文学创作大潮。1980年出版的《雪山集》即囊括了伊丹才让1958—1965年创作的全部诗歌,集中体现了诗人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这种爱国主义思想的产生与形成,一方面与当时国家政治形势和意识形态以及文学创作潮流有密切关联,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心声;另一方面源自诗人的心灵和本真,是诗人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代表了当时广大翻身做主人的藏族群众对党和祖国的深情。

“一个艺术家反映时代,是一件曲折而且复杂的事情。他要躺在时代的胸怀,真实地、亲切地感着了它的脉搏,写出自己所感受的东西,就写出了他的时代。”[3]伊丹才让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藏族汉语创作诗人,他深切地感受到了祖国由积弱到强大的变化,目睹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他躺在时代的音符上尽情地歌唱,他的诗歌所表达的爱国主义情感既是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又是时代的强音。中国近代史是一部饱受蹂躏和苦难的血泪史,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新中国,各族人民翻身当上了主人。重新获得自由与尊严的各族人民对党的感恩,对祖国的热爱,对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憧憬,像黄河长江的巨浪,翻腾不已。这种宏大而深沉的感情,是全国人民共通共有的情感,它在当时的举国上下形成了一种喷薄之势。诗歌,作为一种可以直接抒情达意的文学形式之一,自然而然成为人们表达爱国之情、报国之志的重要体裁。此时,无论是主流的非民族题材还是民族题材的诗歌都表达了相同或相近的主题。伊丹才让的诗歌当然也不例外,他在诗歌主题思想和表现形式上都与同时代的诗人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雪山集》共有35首诗歌(包括组诗),大多数篇章把热爱祖国、党和人民以及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情感融为一炉,主题宏大,理想与现实紧密结合。《党呵,我的阿妈》《致雪山》《飞向太阳的家乡》等政治抒情诗皆是如此。《党呵,我的阿妈》是《雪山集》的首篇,也奠定了诗集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和热爱社会主义的主题和感情基调。该诗创作于1961年6月,诗人直抒胸臆,把党比喻成母亲阿妈,将爱党爱母亲的感情表现得酣畅淋漓、感人至深。全诗分为六节。第一节连用几个否定性排比“我不唱”,排除了雪域高原最具魅力的自然景观“青海湖”“雪山”等,在留下一连串的悬念之后,点出歌唱的主体——“我的歌要唱我们的党,我的阿妈”。这一节诗人欢欣鼓舞、激动万分。第二节的手法与第一节否定性的开篇不同,而是开门见山肯定自己“要唱顶天立地的英雄”,接着历数藏族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最后笔锋一转,“只有党啊,才是顶天立地的英雄。”第三、四、五节直抒胸臆,歌唱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将历史和现实进行对照,把对党的热情歌唱上升到对“共产主义”“人类幸福”的期盼,豪情万丈。正是因为他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抒情,他的诗歌才备受关注。伊丹才让是“人民的代言人”。伊丹才让在《雪山集》后记里坚定地表示他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歌唱,为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歌唱”。《雪山集》全部诗歌,始终洋溢着对党、祖国母亲、社会主义的赞美之情,对幸福生活充满憧憬与自信。

伊丹才让的诗歌也是藏族人民的心曲,是藏族式爱国主义的热烈呈现。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随着社会制度的改革,人们的生活和思想获得解放,广大藏族群众成了新社会新制度的主人,充满对党和祖国的感恩之情。藏族是个擅长诗歌的民族,诗歌是他们抒发感情的最直接的方式。“无论饮誉世界的诗史,还是弄潮现实生活的歌谣,甚至连论述诸学科原来的浩繁卷帙,几乎都用朗朗上口的诗体韵文写成。”[4]伊丹才让采用本民族喜闻乐见的诗歌形式,表达了广大牧民爱国爱党之心。伊丹才让十五六岁参加革命,当时还是个放羊娃,经过艰苦锻炼,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实现了从放羊娃向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人生转变,人生的飞跃和民族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触发了诗人的才情和诗情。诗歌成为他感情喷涌而出的火山口,万丈豪情化成了波涛汹涌的诗句,一首首饱含爱国之情、报国之志的诗篇有如泉涌一般,汩汩从笔端流淌而出。《致雪山》是诗集中很有藏族特色的以歌颂祖国为主体内涵的诗作。藏族人民崇拜雪山,视雪山为神灵。该诗把祖国隐喻为神奇的雪山、“擎天的柱子”,极尽铺张之能事。从祖国苦难的历史写起,“你那冰雪的史册,记满人民的痛苦和仇恨。”但诗人对历史记忆未做过度渲染,而是很快回到现实,重点落在“今天”,“今天你又举起双手,捧给人民一弯五彩长虹”,“昭示出中华民族的威严”。在祖国大家庭里,各兄弟民族友好和睦,“昭示出我们祖国的温暖”。在这首诗歌里,同样充满了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热烈歌唱,把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与藏族文化有机融合在一起,歌唱我们党的光芒“昭示出共产主义的甘甜,五大洲的劳动者在欢呼,我们已望见永恒幸福的彼岸。”这是充满藏族文化特色的热烈的爱国主义。伊丹才让特殊的个人经历及其对党和祖国的个体情感体验通过诗歌创作上升为民族的集体情感体验,升华为藏族式的爱国主义。诗人在《雪山集》后记里深情地说,“我是党的智慧养育的,是党的母亲哺育的”。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党和祖国的感恩之情、报答祖国的赤子之心。如果说“诗言志”的话,那么诗集《雪山集》则不仅表现出爱国爱党之志,还表现出了“人民之志”、“人类之志”,跨越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引起广泛的情感共鸣。

“真正优秀的诗歌不是诗人个人情感的简单宣泄,而是诗人对他所属群体及其社会发出的宣言。”[5]伊丹才让的诗歌呈现了特定历史时期个人情感与民族情感的结合,实现了个人话语、民族话语与国家话语的有机统一,也契合了中国文学家国同构的文学传统。

二、爱雪域爱民族文化

我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对故乡的爱、对民族文化的爱、对各民族团结和睦的爱,不仅是家国情怀的内涵之一,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伊丹才让的诗歌理念中,“国”就是祖国,“家”的概念不是指个体小家庭,而是指雪域或草原,有时指民族文化。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创作进入了新时期,“从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的话语走向来看,中国多民族文学创作由‘十七年’文学的主题高度聚集性转向了更具文化多样性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新型写作。”[6]而此时的诗人伊丹才让也爆发出极大的创作热情和潜力,写出了大量优秀诗篇。他的这些诗歌主要有两个视角:一是通过对雪域的深情赞美,建构精神家园;二是通过对族群历史、民俗文化及其象征物的意象构思,重建民族文化认同。而诗人重建精神家园和民族文化认同的最终目的是在更高更深的层面实现民族团结和睦、国家繁荣富强。从表层看,伊丹才让将满腔热情投注到了雪域高原、民族历史文化这些更为广阔的领域,实质上却在更高的境界上把爱国爱党和爱雪域爱民族的深情熔铸在一起,水乳交融,血浓于水。这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伊丹才让诗歌中的体现。

仅仅从诗集的名字就可以看出诗人对雪域、雪山、草原的热爱以及构建精神家园的努力。1991—1997年间诗人先后出版了《雪狮集》(1991.11)、《雪域集》(1992.9)、《雪韵集》(1996.6)、《雪域的太阳》(1997.12)等四本诗集。从诗集名称“雪山”“雪域”“雪韵”来看,诗人的眼光何曾离开过青藏高原?诗人的心灵何曾流浪他乡?早期的《雪山集》虽然以歌颂党、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为主,但是诗人还是把“雪山”作为统摄全部诗篇的“诗眼”,并且大量使用了藏地自然和文化元素作为诗歌的意象。“雪山”“雪域”是藏族的精神家园,寄托了诗人和藏族同胞的精神与理想。《雪域集·雪山的尊严》和《雪域集·不屈的脊梁》两首诗歌,以“岿然屹立的雪山”和“不屈的脊梁(雪山)”作为核心意象,象征民族的尊严,追思1904年藏族人民为保卫民族和祖国尊严而英勇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历史,抒发作者对民族团结、国家繁荣富强的强烈愿望。

伊丹才让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既是祖国母亲的儿子,又是雪山草原的儿子。我们既可以看到诗情昂扬的《党啊,我的阿玛》《母亲黄河的恩怨》,也可以读到深情的《母亲心授的儿歌》《草原夜歌》《雪域》《雪山的尊严》等诗篇。党是母亲,代表祖国的黄河是母亲;雪山、草原和民族文化亦是母亲;热爱祖国和热爱民族的感情在诗集中融合在一起。从具体作品看,无论是早期的《尕海组诗》《草原夜歌》《牧羊姑娘》《达加拉牧歌》《围手》还是后来的《雪域伏藏的记录》《山韵》《雪韵流芳》《雪域》《雪山的尊严》都载满了诗人对精神家园的神往。诗人说“我的家在草原上”,那里有“满天的白云朵”“谷底的银泉”“暖烘烘的火塘”(《尕海组诗》)和“抱着冬产的羊羔儿过夜”的“牧羊姑娘”(《牧羊姑娘》)。蓝天、白云、泉水、火塘、羔羊、牧羊姑娘,犹如一幅水墨画卷,在人们眼前自然舒展,色彩鲜亮,动静结合,美不胜收。更有意思的是,《雪狮集》的每一部分,均以“雪”的各种情态作为标题,它们分别是“雪魂篇”“雪霁篇”“雪泥篇”“雪溪篇”“雪霰篇”“雪鉴篇”。藏族崇尚白色,崇拜雪山,认为白色是纯洁善良的象征,并以身居洁白的雪域而自豪。“雪”与“山”是诗人寄托情思、重建精神家园的重要文化元素。无论是雪域、雪山、雪韵都是诗人着力描绘和尽情勾勒的藏地风光,然而作者并没有停留在这些自然物的形态之美上,而是把它同诗人的感受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它同家国情怀联系在一起,由此及彼,形成宏大的诗歌意境。例如,诗人在《雪狮集·如果还有谁不曾明白》中写道:“母亲江河般喷涌的乳汁/祖国日月般指路的金彩/如同十指连心、血脉相通/哺育了五十六个兄弟长成人才/因此,儿女们只能用心吐的情丝/去编织平等、团结、繁荣的纽带。”“让儿孙们永远记住/中华各族是血肉同胎。”[7]可见,诗人将藏地风光、民族文化等意象与民族团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机融为一体。

藏族文化认同是伊丹才让后期诗歌的另一功能。在中华各民族历史迈入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民族诗人更加敏锐而深刻地感受到本民族认同的危机。[8]与此相对应,20世纪80年代以后,伊丹才让作品中的族群文化、民俗传统和象征物等诗歌意象也逐步增多,民族文化认同的功能逐渐普遍化、明朗化和深层化。《母亲心授的歌》是“打开藏族汉语诗歌新世界的一部力作”,诗中“母亲”的内涵更加丰富多样,她既是“祖国万里河山”的象征又是民族母体的形象,“十分具有冲击力和表现力”。[9]因此《母亲心授的歌》是诗人将祖国和民族融为一体的赞歌。

伊丹才让还擅长撷取藏族自然地理、民俗习惯、历史传说等日常生活意象入诗,从生活到思想文化建构民族文化认同,赞颂民族团结。《布达拉宫》《雍布拉岗》《古风人情》《琼杰王陵》《奈丹拉康》描述了藏族历史上著名的宫殿、寺庙、陵墓和故居;《瞻佛》《冰魂——酥油彩塑供祭》《通往大自在境界的津渡》写了佛教信仰及其仪式活动的重要内容、民俗物酥油彩塑等;《雪顿》《恋雪的精灵——致白牦牛的故乡》生动形象地描述了藏戏艺术节、深情歌颂“白牦牛是守护雪域的神奇精灵”;藏族信仰佛教,看重修行,《信仰》《怜悯》《知耻》《公正》和《诚实》五首诗歌写了藏族人修养德行的基本要求:“信仰”“怜悯”“知耻”“公正”和“诚实”。这些诗歌都洋溢着浓重的民族文化气息,散发着酥油茶和糌粑独有的雪域草原的味道。从中可以看出,诗人的诗歌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土壤之中,“为民族的命运鼓与呼,这是诗人的使命”(《揣摩雪狮咏啸的神韵——关于“四、一、二”诗歌形式探究》)。尽管如此,在诗人的眼里,民族与国家却是同呼吸、共命运,须臾不可分离的。在伊丹才让后期创作中,重建精神家园和构建民族文化认同在宏观上都统一于祖国“多元一体”的大文化格局之中。例如《黄河母亲的恩怨》中大女儿、二女儿、三女儿分别指代黄土高原、广阔中原和蓝色大海及生活于其中的各族人民,诗人把他们视为“骨肉同胞”“姊妹”,而诗中的“母亲黄河”即是中华民族黄河母亲的象征。《高山与青松》也表现了民族团结、多元一体的相同主题,“祖国强大在于民族团结根固基牢”,“五十六个民族儿女谁不为她而骄傲!”总之,诗人后期创作不同于前期直抒胸臆、意兴勃发的爱国之情,而是将家国情怀寄寓于对雪域草原、藏族文化及其象征物的描写之中,彰显了诗人对于多元文化、社会转型、族群历史的敏锐把握和深刻理解。

三、社会责任感和现实使命感

伊丹才让是一个充满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人,他的作品自始至终关注着社会、人生、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的命运。早在1962年诗人就写过一首《为人民,我愿做这样的牦牛》的诗歌,深情地描写了牦牛的种种特点:“身负重驮”“不畏艰险”“对主人一点也不渴求”,最后以“为人民,我甘愿做一头这样的牦牛”收尾,诗人爱人民爱生活、甘愿为之献身的精神呼之欲出。在《雪狮集》《雪域集》《雪域的太阳》等诗集里,诗人的哲学思想日臻成熟:他思考国家走过的艰难历程以及个人与国家命运的紧密联系[10],更加注重社会现实,更多思考和讽喻,因而也更多警示之言。这包括呼唤美好德性,关心民族文化进步,关注社会发展,探寻人生的终极意义和人类共同命运等几个方面。

首先是呼唤美好德性,充满正能量。伊丹才让有许多富有哲理的诗歌,或劝谕,或讽刺,或者警示,或赞美,或鞭挞,以种种形式教育和警醒世人。人们如果“想要留下点什么”,“那你就准备丢掉点什么吧”(《取舍》)。人生有得失亦有取舍,把自己想要得到的好处也应给予别人。这与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一脉相承。诗人鼓舞人们为理想而拼搏,无需在乎别人的眼光和看法,“别忌讳总有人戳脊梁咒你太狂”,“不怕踒脚的才敢独辟蹊径”,“脱颖冰雪的雪莲总洋溢着冰雪的奇香”(《避讳》)。“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诗人告诫人们,一个人要想在事业上有所建树,就需要不断的努力和修炼,有时候要经历浴火重生的磨砺。等到功成名就时,你的人格魅力自然会独具芬芳。

其次是关注社会发展与民族进步。诗人曾说:“爱我民族的热情,是我心血流泻的旋律。兴旺我民族的责任,是弹拨我心弦的奏鸣。”“当每一个民族骄傲地唱出他悦心的史诗乐章,一个文明国度的形象就拓上了子子孙孙的心屏!”(《鼓乐——历史的教诲》)为了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理想,人们既要面对现实,展望未来,又要深刻牢记历史的教训,以史为鉴,才能稳步前进。国家的掌舵人要时刻“警惕泛起的沉渣”、“泥沙”,“河道一经阻塞”,“船儿就到不了大海!”(《古训》)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也就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诗人劝解人们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头脑,明辨是非,坚持正确的方向。“分辨是非,判断道路的曲直,全凭溶解历史的脑子,透视未来的眸子!”(《渡河的筏子》)诗人还十分关心藏族文学、艺术、哲学、教育和科技的进步。《大度步天的哲思——致平措汪杰、兼贺尊者大作〈月球存有液态〉问世》《白雪是精灵的翅膀——有感于世界性的藏文化热并贺〈中国藏族歌舞团>出访北美演出成功》《掮起大山的金刚——给碌曲藏中校长才让扎西》等等,都是诗人为民族文化的进步有感而发的。伊丹才让还是藏族当代文学创作活动最热情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他提携后进,积极组织各种文艺活动,推动藏文学的发展进步。他在《天职——致雪域当代诗人》中告诫人们:“诗人的灵智源于百色体味的倒嚼”,“如果你躲过了迎面的暴风骤雨,就再也追不上纷纷然远去的蓬蓬勃勃!”诗人们的灵感来源于对百态人生的透彻体悟,如果不敢直面人生,而是逃避现实,那么你就会错过繁华盛世,无从体验成功的快乐与幸福,也就无法在“苦涩中品评出些微甜意”。由此可见,伊丹才让诗歌具有强烈的社会和人道主义的使命。[11]

最后是探寻人生的终极意义,关注人类共同命运。伊丹才让在《雪域的太阳》“自序”中说:“我确认:诗是人类的心声。”诗人观察到人类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种种行为,目睹了现代化和商业化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异质化,深感忧虑。人类“若无远虑,必有近忧”,人类不能“弄脏”“白雪绿水”,否则就会“断送水秀山青的锦绣坦途”(《生命沉浮的韵律——关于文化氛围的寻思》)。人类虽自诩为“万物之灵长”,但却常常被物欲横流的欲望蒙住了眼睛,做出不文明的事情,长此以往,这无异于自掘坟墓。为此,诗人发出由衷的劝谕:“别以为,天无绝人之路,人类自重吧!”(《别以为,天无绝人之路》)。伊丹才让说:“我深深懂得我们肩负的历史责任,我也非常明白我们应尽的社会责任:若不想在今朝晓雾里撒两把五色种子,就休想在秋天收获滔天的金浪。这心灵的呼号,这生命的进击,不只是为了呼唤年轻一代的警悟,更为了脚下的花岗岩上留下一串可供后来参照的脚印。”[12]

伊丹才让诗歌创作的三个主题始终贯穿着家国情怀这一主线,虽然它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但在将民族和谐与国家稳定相统一这一点上始终不变,它是一种由民族到国家、由雪山到祖国、由家及国的、一脉相承的情感表达和精神追求。它变化的轨迹是:“十七年”直接抒发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激情,新时期及以后书写爱雪域爱民族的深情,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又无时无刻不融入其中,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感。事实上,即便是以歌颂党、祖国和社会主义为主的“十七年”时期,诗人的意象构思也是和雪域、藏族紧密相连的,甚至是无法分割的;而那些书写藏族历史文化的诗篇也始终隐藏着党和祖国的影子,隐含着对党和国家的热爱。伊丹才让的诗歌深深扎根于祖国、时代、民族的深厚土壤,牢固树立爱国主义的家国情怀,把爱国爱党与爱雪域爱民族完美统一,这也许是诗人藏式家国情怀的独特表达方式。虽然诗人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他的作品可谓是藏族文学汉语创作的典范,为民族文学汉语创作指明了方向。伊丹才让宣称:“歌民族的尊严,唱人民的豪情,是诗人心脏的功能,诗人鼓动的是——整个时代的精神”(《我呼唤真诚的诗魂——关于诗的断想》)。同时,伊丹才让从未忘记“诗人是人民代言人”的责任,也未曾忘记诗歌是民族心声的使命。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评论家耿予方先生曾说,伊丹才让的诗歌“立足高原,面向全国”。[13]以当下的眼光看,伊丹才让诗歌创作的家国情怀在民族文学中可以起到固本培元、凝心铸魂的重要作用,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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