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想象与实践之间的媒介*
——抗战前夕民国儿童刊物的身份构建考察

2021-11-29 23:27常泽昱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1年2期
关键词:刊物图画图像

■ 李 敬 常泽昱

由于中国现代儿童概念缺乏本土历史经验的文化给养,西方和东洋的文化输入就显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与纯粹美好的童年想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笼罩在巨大战争阴霾下的苦难成人世界。想象与实践的强张力该如何处理,这是民国儿童刊物不得不面对的时代难题。尤其在1937年抗战全面打响之前,政治叙事尚未介入到这种紧张关系之中,儿童刊物有更大的空间探寻解决问题的多元文化策略。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儿童”社会话语的首次出现可追溯至晚清,严复、梁启超等爱国先驱第一次把“少年”推向国家救亡的历史舞台。彼时的“少年”,在甲午战争后满目疮痍的国家中承载着“新民”的厚望,“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①。但这样的少年身份被明确限定在政治叙事的框架中,强国救亡是“少年之为少年”的唯一目的。真正去“发现和讲述”作为“人”的“儿童”,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启的,在对“人”和“个体”的承认中,“儿童”终于踏上了社会身份构建的征途。儿童的社会身份构建,意味着儿童不再是“缩小的”成人,“父为子纲”也不再是家庭伦理关系的原则;反之,儿童之为儿童,在于其有着差异性特征的主体身份,伦理和礼教在历史上第一次让位于“人”与“个体”。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儿童的社会身份构建成为极为重要的文化任务。中国的儿童身份是“新生的”,它缺乏本土历史文化的根基,只能依赖于思想养料的快速补给,文化上对概念的填充具有历史紧迫性,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就有着强烈的“重文化轻政治”的观照;但问题在于,侵略战争把中华民族推向危机,使得文化不可能是“去政治性”的单纯,儿童的社会身份构建也不得不面临张力巨大的难题:一方面是“儿童本位”所强调的去“言说”纯粹饱满的童年,它是儿童身份构建中的“普遍性”(universality)维度,是对包容了一切对象之普遍属性的承认;另一方面则是苦难成人世界中的中国儿童,它是社会身份中的“特殊性”(particularity)维度,具体的历史情境提出了民族救亡的重任。在这样两种力量的对立、冲撞和协调中,民国儿童的社会身份被逐步形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淞沪会战打响)之后,毛泽东号召“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主人”②,政治叙事成为主导;如果说抗战之后的儿童叙事风格相对统一,那么在此之前的儿童叙事则极富张力。

胡适在20世纪20年代就看到了儿童刊物对身份构建的重要作用,他指出:“近来已有一种趋势,就是‘儿童文学’——童话,神话,故事——的提倡……其实教儿童不比成人,不必顾及实用不实用……过了一些时候,他们自会领会,思想自会改变,自会进步的。”③可以说,儿童文学“成就”(accomplishment)了“儿童”。我们要考察的问题是,优秀儿童刊物是如何处理“文化”与“政治”、“普遍性”与“一般性”之间的张力的?在一篇论文的体量中,我们以儿童漫画刊物作为重点。儿童漫画是儿童文学的先锋阵地,图像与儿童之间具有天然的亲和性,视觉与文本叙事相应和,漫画读物打开了“滑稽画”“图画故事”的叙事新形式。本研究在图像叙事和社会身份构建的理论关照下,选取抗战前夕最具代表性的三份儿童刊物为研究对象。

二、图像叙事中的儿童身份构建

新文化运动正式提出了关于“人”的问题,妇女和儿童终于被“发现”,进步刊物《新青年》在1918年对“妇女问题”和“儿童问题”的征文启事④被视为这场“发现之旅”的开端,儿童文学也随之开启。在作为概念的儿童“养成”(cultivated)之初,儿童文学刊物是为现代儿童概念充入具体内容的至关重要的文化方式。儿童文学的灵魂不在“文学”而在于“儿童”,文学只是围绕一个新的社会身份的概念展开的叙事方式,而给儿童的文学、儿童爱看的文学、在文学形式的滋养下构建一个“新的儿童”才是要义所在:“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进来才知道儿童在生理心理上……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内外两面的生活。”⑤儿童文学的理想正是要去言说一个“新生的”“本位的”现代儿童身份,它是一个明确的“属人的”现代儿童观念,儿童文学不是要传输成人世界的规则与训诫,而是要去讲述关于儿童自身的故事,优秀的儿童文学刊物由此肩负起儿童身份构建的文化重任。

儿童漫画刊物登场了。“有意思的儿童文学和故事”需要漫画,图像叙事是儿童启蒙的重要路径。随着印刷技术的改进,从晚清的雕版印刷发展到凸版印刷术,高质量的精美彩色文图刊物在民国二三十年代开始出现。儿童漫画或是图像与文字相辅相成,或是图像为主、文字为辅,图像叙事深度介入儿童启蒙的历史进程之中,童年在图像中得以被更直观地构建。同时,西方文化的输入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图像叙事。西方儿童的服饰和生活方式与中国儿童大相径庭,在图像文本中,它们能够得到直观的展现,更易于被接受。在这一时期,西方的经典儿童文学往往以漫画的方式引进,让苦难世界中的中国儿童也能够一窥童年的应有之义,即使这种“普遍性”仅能以“想象”的方式出现。儿童文学的图像叙事之路步履维艰,当时很多进步文人对于儿童连环画持激烈批判态度,很大原因在于当时的连环画质量参差不齐,大量封建思想渗透在儿童绘画中,低水平的图画与新文化运动的理念背道而驰,在激烈的批评中,绘画的艺术形式本身也难逃责难。如苏汶所言:“……这样低级的形式还生产的出好的作品吗?确实,连环图画里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产生不出弗罗陪尔来的。”⑥图像叙事在当时的艰难处境可见一斑,也正是在此情境下,才有鲁迅为图像“正名”所做的种种努力。

再从经验历史跃入理论考察,图像叙事对于中国儿童的启蒙意义就更为明晰。我们知道,对图像(image)与符号(sign)、直观(intuition)与概念(concept)、艺术与科学这几对概念的反思,是西方批判理论家对“启蒙之何以可能”“启蒙把人类带往何处”的重大问题不断追问的结果。在人类早期的祭祀阶段,“神话的语言具有象征性(symbolic)的意义,其中的‘图像’与‘符号’是一体的关系”⑦,图像所行使的是艺术的功能,即对于外在世界的敞开与记录,它的使命是展示出世界本身无穷无尽的丰富,这是不能被人的有限认知所穷尽的对象。而符号的功能则在于从人的视角和理解力出发,对丰富的外部世界进行强行解释,并在重复中赋予其规律。在人类展开的历史文明进程中,这种有机的融合逐渐被破坏,并渐行渐远,直至图像、艺术等直观的一方被符号、概念和科学所压制,这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所说的“启蒙的暴力”。在具体历史经验里,这种两分也表现在图与文的二元、重文轻图的传统中,当鲁迅为图像的合法性大声疾呼并引据采典时,鲁迅要恢复的也正是西方理论家在启蒙的内在缺陷中所发现的深重问题。

虽然民国的启蒙刚刚拉开序幕,但是西方的启蒙已经暴露出理性的危机,两者相差甚远,不在同一阶段,但西方理论家对于图像消逝的探析,与中国新文化运动对图像叙事持强力推进的态度,是内在一致的。图像代表了一种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开放性关系,在儿童启蒙的事业中,儿童刊物正是要通过优秀的漫画作品,以图像叙事的方式去展现“去成人化”的一个“纯粹的童年世界”,它是属于儿童的,是“孩童的纯真之眼”所目睹的世界本身。这个世界不能被成人的认知完全穿透,它是独立的,不同于被成人所把握、理解、处理之后的理性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周作人等进步知识分子为图像叙事的合法性摇旗呐喊具有深远意义,它带来的是儿童启蒙之内在支撑的发掘。而这一时期所出现的优秀儿童漫画刊物就自然担当起历史的重任。

图像叙事主要有三种形式,分别是图画故事、插图和饰图。图画故事在早期又称作“滑稽画”,它以多格漫画辅以文字甚至不用文字的方式去讲述儿童的故事;插图则是与文本内容紧密相关、文字为主图像为辅的图文形式;饰图是对文字文本的辅以装饰性的图片。在儿童刊物中,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发行的儿童读物最为突出,有优秀的图画故事创作、精美的插图和饰图。其中颇有代表性的有郑振铎先生主编的、出自商务印书馆的《儿童世界》(1922年创刊),以及同年由中华书局创刊的儿童杂志《小朋友》。除两大书局之外,还有位于上海的儿童书局,它是民国第一家专业出版儿童报刊的书局,并受到周作人、陶行知、丰子恺等新文化运动中坚知识分子的大力支持。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儿童专业报纸是《儿童晨报》(1930年创刊),它是民国时期第一份将出版周期缩短至日的儿童报纸,具有报纸时效性的专业儿童刊物在当时是很少见的。这份三日刊的彩色精印儿童报纸以图像叙事为主,第一、二版的滑稽画占据了报纸一半的篇幅,另两版的文字叙事也配有大量精美插图。如果说民国期间的儿童读物市场良莠不齐,那么这三份儿童刊物可以作为优秀儿童读物的代表,让我们“以管窥豹”,去探究在文化想象与政治实践的强张力下艰难展开的儿童身份构建之路。

三、想象与实践之间的媒介:几条代表性的路径

(一)《儿童世界》:文化输入的卓越范本

创刊于1922年的《儿童世界》为综合性周刊,发行到1932年短暂停刊,同年10月复刊,1941年停刊。其读者定位是中高年级的学生,印册高达一万本以上,就当时的社会文化水平而言,此数量无疑引人瞩目。1921年9月,郑振铎起草了《〈儿童世界〉宣言》作为《儿童世界》的发刊词,在其中明确了创办儿童读物的文化理想。一个新生的、健康的、充满活力和无穷可能性的儿童形象溢于胸腔,这个“理想儿童”的反面正是强势成人世界所施加的陈腐训诫。《宣言》指出:“以前的儿童教育是注入式教育;只要把种种的死知识、死教训装入他头脑里,就以为满足了……儿童自动的读物,实在极少。我们出版这个《儿童世界》,宗旨就在于弥补这个缺憾。”⑧郑振铎动员、吸引了一批先锋“五四”文人参与创作,其中叶圣陶的作品尤为突出,后期被编册成集为《稻草人》,被鲁迅称赞为“给中国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道路”。

漫画图像主要有三种形式,图画故事、插图和饰图。从目录上看,《儿童世界》包括童话、故事、诗歌和图画故事(滑稽画)等几个主要栏目。首先,插图主要出现在“童话”和“故事”两个栏目中,在栏目的分类上,前者主要是西方儿童故事,后者则会单独用括弧标出是“中国故事”以示区分,但这样的分类只是在创刊早期出现,后期不再以开两个栏目的方式对西方和中国的故事加以区分,而西方童话无论在篇幅还是数量上都远甚于中国故事,西方儿童的形象、服饰和生活场景也大量出现。西式的漫画和西方的童话故事齐驱并进,为中国儿童的自我认知打下“普遍性”的基础:了解一个作为普遍、一般概念的儿童身份是怎样的。快乐无忧的童年、美丽健康的儿童形象属于西方文化的输入。

其次,对于诗歌、歌曲、谚语释图等栏目来说,饰图是主要的形式,在图画形象上以人物为主、动物为辅,而人物图像则以西方儿童形象居多,小天使、西方男童女童、身着欧洲古典裙和宽檐帽的女性等西方形象大量出现。

再次,图画故事是最重要的一种漫画形式。自《儿童世界》创刊以来,图画故事几乎从未间断。刊物愈成熟,图画故事也愈精致,从早期的文图各占半壁江山到以图为主,甚至无文,图像故事成为《儿童世界》的重头戏。《儿童世界》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诸如在“两个小猴子冒险记”“小科学家”“熊夫人的幼稚园”(连载300期)、“河马幼稚园”等作品中,图画故事传递出的是现代儿童的形象:顽皮、天真、聪明、积极,“顽童”的形象跃然纸上。重要的是,“顽童”对于民国时代的儿童来说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它不拘泥于陈旧惯习、不循规蹈矩,以孩童积极的天性和明亮的眼睛去发掘世界的新意,勇于突破困境改变现状;与之相反的是鲁迅所批评的“衰惫气象”的形象:“现在总算中国也有印给儿童看的画本了……然而画中人物,大抵倘不是带着横暴冥顽的气味,甚而至于流氓模样的……低眉顺眼,一副死板的脸相的所谓‘好孩子’。这虽然由于画家本领的欠缺,但也是取儿童为范本的,而从此又以供给儿童效仿的范本。”⑨

杂志在文化想象与苦难实践的张力中,更看重前者,它的卓越之处在于看重但并不窄化“舶来文化输入”的意义,优秀的外来文化无疑可以“快速充实”儿童的概念,但“儿童”概念也并不必然依赖于“舶来”——对本土经验的讲述也同样可以制造现代的儿童。例如,“小科学家”中的人物和生活环境就是典型的中国情境,主人公的妹妹和母亲都身着旗袍,生活习惯也符合中国现实。对于“顽童”而言,故事是取用本土还是外来的儿童形象、孩童还是动物形象都不重要,要义只在于“单纯的、快乐的童年”本身,它不追求“意义”或“大道理”。杂志在图画故事的创作上颇为用心,本真的“顽童”跃然纸上。在滑稽画的图像叙事中,“普遍性”的儿童是这一时期文化构建的理想。这种“普遍性”并不必然与西方文化的输入相关,它也可以是“特殊的”中国儿童的童年之义。换句话说,作为“普遍性”的童年,与苦难实践中的“特殊的”中国儿童的童年,从“儿童之为儿童”的精神气质上说,它们应当是无差别的。

最后,从杂志的封面图片风格上说,文化的输入性较强。直到抗战前夕,才偶尔出现中国儿童形象,比如在京剧脸谱店铺前的穿中式长衣、戴软檐帽的男童和扎两小辫的女童⑩、在海洋馆里游览的中国男孩和女孩。但即使描绘的是中国儿童形象,所关涉的情景也是西化的,比如滑雪、逛海洋馆等。郑振铎担任主编虽仅一年,但对刊物风格的影响深远,他“不甘心忠实的反映现实,要构建一种以西方为摹本的儿童新世界,引领儿童游戏、生活、读书的新风尚。”在民国拉开的启蒙序幕中,“儿童”的养成没有现成的历史经验和文化土壤可以凭靠,面对一个呱呱落地、嗷嗷待哺的“婴儿”,文化输入就是极其重要的滋养途径。如果说民国时期的“儿童”尚在开端处,那么,同一时期西方的“儿童”却早已成熟,如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所言,“到了19世纪50年代,几百年的童年发展已颇具成效,在整个西方世界,童年的概念都已经成为社会准则和社会事实。”因此,在这一时期,东西方儿童文化的发展是处在大相径庭的两个阶段:西方文化理论家们所担忧的是电视等新媒介对生活的强势介入,造成抹平成人和儿童界限的后果,“童年的消逝”从而成为可能;而此时的东方却处在由一批新文化运动的中坚知识分子所引领的、大声呼唤和艰难探索一个全新的童年开端之路的新时期。在这样的文化悬殊以及本土经验严重匮乏的情势之下,通过对外来儿童文化的有拣选的引入去充实中国现代儿童的内容,具有历史的必要性和进步性,中国儿童借“舶来的童年”暂时性地穿透了现实苦难的幕布,得以完成关于自身的合理想象。

(二)《小朋友》:舶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糅合

与《儿童世界》齐驱并进的另一本优秀儿童刊物《小朋友》是中华书局的杰作之一,1922年创刊至1937年上海沦陷后一度停刊,1945年复刊。先后由黎锦晖和吴翰云主编,受众是“十三四岁到七八岁”的小学生。《小朋友》是当时全国第一家采用横排本编排的儿童读物,排版形式上的阅读便利性大大拉近了与儿童的距离。这本刊物的特点之一就在于精美的封面图片设计,杂志使用“极有趣味又精美的五彩画”作为封面,之后又升级为“精致美丽的图画故事”,并诚恳征求小读者对封面的意见。在一次次改良中足可见其用心良苦。

图画与儿童之间有着天生的亲和性,《小朋友》在封面设计上的精益求精传递出刊物对儿童天性的极大尊重。在这本读物中,彩色精美的封面图像甚至还常常伴随着一个由此衍生出的故事,它主要以“图画故事”的形式来讲述,虽然技术和创作水平还有不足,但这种尝试本身已充分显示出刊物对儿童的呵护之心:用儿童喜爱的图画讲述儿童自己的故事,快乐有趣的美好世界是属于儿童的,它与现实中苦难的成人世界拉开了距离。美丽的鸟儿倒立垂直于水面,用尖长的喙捕鱼,姿态优雅;小朋友撑伞为蜷缩脚边躲雨的小狗用心遮挡……这是一个被“营造”的童年,充斥着美与善,现实世界的苦难很少入侵画面。虽然用木棍围巾做旗帜、用玩具刀枪扮演战士的儿童形象也有出现,但在数量上较少。儿童是作为“被保护”的对象,即使在艰难困苦的战乱岁月里,成人也有责任和义务去努力构建和呵护“普遍性”的童年。如果说,作为“特殊性”的中国儿童不得不面对、卷入残酷的现实世界,那么“普遍性”的儿童概念的充分发展正是儿童投身实践的逻辑前提。

从刊物内容上看,《小朋友》在书写和编排上有较强的文学性,栏目分类细致,主要有歌曲、图画故事、剧本、儿歌、笑话、连载小说、长故事和短故事、童话,以及游戏和小读者来稿作品等众多栏目。与《儿童世界》在文本内容上明显的西化风格相去甚远,《小朋友》中采用大量的本土叙事风格,这在“儿童剧本”栏目中尤为常见,而有关本土场景的插图也多有出现。另外,在长短故事和童话中,本土经验也频繁可见。杂志复刊后的主编圣野指出,《小朋友》与《儿童世界》不同,后者有大量的译作儿童文学,而“黎锦晖则在尝试走一条雅俗共赏的路,他的主要着眼点,是通俗的‘俗’。因此,他十分注重于民间文学宝藏的发掘。”但在图画风格上西化明显,图画故事、插图、饰图都有浓厚的西方文化色彩,动物漫画的着装也常常是西式的。

如果说在《儿童世界》中,我们能感觉到比较强烈的文化输入,那么《小朋友》中的想象与实践则以一种更具张力的方式被呈现,当本土叙事与西式配图糅合在一起,我们并没有不适感,虽然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一种“华洋杂陈的不和谐”和“令人错愕的景观”,但这种所谓的“不和谐”仅停留在图文的表面,因为本土叙事从未把战争和苦难的“特殊情境”推向叙事的中心,它只是关于民族历史文化和日常生活经验的轻松表达,儿童文学读本在这里起到一个“过滤器”的作用,现实经由故事叙事的处理之后,变得轻松、愉悦和有趣。本土经验与漫画表达中的西化风格之间并不冲突,甚至勾勒出了颇为和谐、活泼、轻快的童年体验。

(三)《儿童晨报》:对世界的勇敢直面与投身准备

《儿童世界》和《小朋友》是儿童文学刊物中图文并茂的佼佼者,而《儿童晨报》则是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漫画报刊,它以四五六年级的小学生为受众,是全国第一份将出版周期压缩为三日的儿童读物。报纸共四版,前两版都是精美的彩色漫画作品,后两版的文字也配有大量插图。而就主题来讲,第一版以知识普及为主题,涉及科学、文化、日常生活等多方面;第二版则以讲故事为重头戏。与前两份刊物不同的是,《儿童晨报》中的舶来文化以更含蓄的方式被引入,其中所遇的张力在一定程度上被柔和地化解。

在第一版中,知识普及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例如“米饭从哪里来的?”以八宫格漫画辅以少量文字的方式讲述了从耕种到打谷的整个过程,画面也是明确的中国生活场景。知识普及从日常生活经验发展到后期的“儿童新生活”栏目,内容从儿童卫生、礼仪、生活学习习惯等多方面展开,以连载的方式对“新儿童”做文化培育。这也正是其办报宗旨的体现,即“为未来的主人翁创办儿童报纸,以增进世间知识为满足儿童的求知欲。”

讲述全新的现代儿童,并将之安放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是晨报致力于达成的目标。报刊在自1932年10月13日至1934年1月1日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连续在头版刊登征稿启事:“本报现金征求全国儿童生活状况:一、以生动活泼趣味化的浅显文字;二、能附寄各地儿童生活及风俗照片尤妙……”,“儿童生活状况”是刊物征稿的重点所在,儿童不是抽象的,是具体生活在当下的、生活实践中的民国儿童。无论是对儿童的科普还是对于新生活、新儿童的培育,报刊都着力于具体而微的中国儿童。在后两版的文字版面中,时政、战争局势,甚至国外军事新闻都屡见不鲜,儿童必须要面对这个苦难的成人世界,并勇敢地投身于其中,通过努力学习、强健体魄、养成良好生活习惯,把自身发展为“勇敢的”人,从而有能力担当起“未来主人翁”的使命。

《儿童晨报》坦然直面苦难世界的现实语境,刊物对于中国儿童刊物所面临的两难境遇了然于胸,它以不躲闪、不含糊的方式去处理这种矛盾:既以明确、直接的方式去面对中国儿童的现实境遇,也不放弃对本真“顽童”的培育。对两者间强张力的化解和融合,在刊物的图画故事中得以体现。

相较于《小朋友》中较简单的故事内容、依赖于文字的稍显幼稚的图画故事,晨报的作品显得颇为成熟精致。大量的优秀连载诸如“吉儿历险记”“小发明家”“猫兄弟旅行记”“谐画阿得生”“阿土生旅行记”等,它们文字寥寥,甚至全图,并不突出西化,有大量本土经验呈现。拟人化的动物、儿童主角,或是保持一颗童心的成人,都无一例外透出“顽童”的精神:有趣、积极、善良、不墨守成规、勇于探索。无论是成熟发达的西方,还是刚刚起步的民国,儿童们都应共享这种“顽童”的精神气质。它并不必然被苦难所淹没,可以生发在苦难的现实经验之中,而不必依赖于单纯的想象。

晨报在“儿童本位”的实践之路上走出了自己的特色,它直面想象与实践的难题,把实践摆在首位,以解决当下儿童的切身问题为己任,有着强烈的现实使命感。与此同时,想象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入实践之中,在本土化的图画故事中渗透着现代儿童的精神。图画故事里出现了“乡下人逛上海”这样的现实主题连载,以一个难民的视角去旁观现实的艰难和创伤。它无关于“有趣”,甚至有些“无趣”和“悲伤”,但这样的图画故事出现在晨报中丝毫不显突兀,虽然它无关于“顽童”,但它是对苦难的勇敢直面:中国儿童必须面对成人世界的痛苦。这也是所谓“儿童的切身问题”的一个层面,即:儿童如何去理解这个艰难的成人世界?在前两份刊物中,成人对童年的“呵护”跃然纸上,晨报则是引领弱小的儿童步入生活实践,在这个艰难行走的过程中给予鼓励和培育,让儿童尽快“强大”起来,获得直面痛苦的能力与勇气。

四、结语

民国儿童刊物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中不得不面对双重难题:在“儿童本位”思想的参照下的、以文化输入为主要路径的对儿童的“想象”;把儿童引入苦难的成人世界,并培育儿童有能力投身于民族救亡的历史召唤。漫画刊物正是在文化输入的使命中应运而生。这是儿童媒介在近代历史上所面临的最严苛的难题,想象与实践、政治与文化之间从未有过这样强烈的张力。在一般情况下,对儿童概念的充实是逻辑优先的,在概念的基础上充实进特殊性的具体内容;同样,文化的培育也是良好政治性参与的前提保障。但在时局危机之时,按部就班的逻辑演绎有着理想的色彩,文化与政治的界限自然难以守住。构建怎样的儿童身份是更“合乎时宜”的?不同的儿童媒介提交了自己的回答,这是身处历史逼迫境遇中的儿童媒介在想象与实践中的一次大胆尝试,媒介参与了重要的儿童身份构建,这是对现代儿童的“养成”源头处的重要回望。

《儿童世界》在面对儿童刊物的两难抉择时,倾向于前者,可谓是文化引入的卓越范本。以健康的舶来文化为主要渠道去充实中国新生的现代儿童的概念,杂志刊载了大量优秀的图画故事,呈现出“顽童”的形象,它是现代儿童精神的图像书写。《小朋友》所提交的回答与《儿童世界》有一定的相似性,文化与想象是杂志更为偏重的向度,但它在西方文化引入的同时并不放弃对本土经验的表达,具体表现为图画偏重西化,文字多描述本土经验,在图与文的交融中实现了舶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糅合。在图文表面的张力背后,透露出杂志用心良苦的探索与尝试——想象与实践如何权衡?成人对于儿童的责任何在?即使在苦难的岁月里,对孩童心灵上的呵护也是成年人该肩负的使命。杂志走出了一条以艺术表达淡化苦难、不放弃现实维度但又有所选择的现实取材之路。经由杂志的用心“过滤”和处理,想象与实践以更加温和的方式相融合。而《儿童晨报》却提交了不同的回答,它着眼于当下实践具有特殊性的民国儿童——具体的儿童在历史的逼迫下先行,抽象一般性的“顽童”的精神透射于精美的五彩漫画之中。尽管儿童的概念尚未丰盈,但儿童已然在历史的逼迫下直面成人苦难世界,在现实性培育的基础上充实儿童的概念,普遍性的精神为特殊具体的儿童注入勇气和动力。

注释: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四·新民说》,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页。

② 毛泽东:《解放日报题词》,《解放日报》,1942年4月4日。(笔者注:四四节是民国时期的儿童节)。

③ 方卫平:《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发展史》,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年版,第115页。

④ 茅盾:《茅盾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1页。

⑤ 周作人:《上下身:性学·儿童·妇女》,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82页。

⑥ 苏汶:《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现代》,1932年第1卷第3期。

⑦ Marx Horkheimer,Thedor W.Adorno.DialecticofEnlightenment:PhilosophicalFragmen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2.

⑧ 《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12月28日。

⑨ 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5-566页。

⑩ 《儿童世界》,1937年(38)-01(新103)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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