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返“生存”:超越媒介技术迷思*

■ 陈 蕾

大众媒介技术所激发的广泛的社会控制需要与生存理解需要构成了传播学建制自身的社会心理条件与资源条件,传播学的理论话语体系主要也是围绕媒介技术的发明与发展而建构起来的。然而随着媒介技术更迭的加速与媒介技术环境的日益复杂,传播学借以控制与理解媒介技术的理论话语不得不面临着效能递减与分歧增大的现实困境。本文拟将交织着分歧与共性、愿景与困惑的媒介技术理论话语抽丝剥茧,层层追溯媒介思想的生成逻辑,并试图通过回返“生存”的精神现象学路径为传播哲学奠基,进而为超越媒介技术迷思乃至提升传播学学科品质开辟出一条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道路。

一、媒介技术迷思:乐观的乌托邦与批判的反乌托邦

乌托邦之梦作为技术发展的动力基因,往往也构成一切技术阐释中最引人注目的话语类型。从无线电报到互联网,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媒介技术发明的推广应用都肇始于乌托邦式的美好创想,如今席卷全球的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也不例外。以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Nberger)和库克耶(Kenneth Cukier)为代表的新时代发言人就满怀憧憬地向我们揭示了大数据的无限潜能。他们认为,传统依赖抽象、局部、片面数据以及依赖经验、理论、假设和价值观探索未知的认识往往是表面、肤浅、简单、扭曲的,而大数据则能以全面、完整、系统的数据搜集与分析技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①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联合进一步打开了关于人类社会美好前景的想象空间:只要为机器智能事先制定一个学习目标,这些算法就会不断优化模型,让它越来越接近真实的情况,实现“期望值最大化”②；大数据智能化系统能以极低的运行成本充分回应个性化需要和城市管理需要,智能城市、智慧地球呼之欲出；机器智能与现有产业的融合将产生全新的商业模式,它通过构筑高品质的商品和服务体系回归并满足人性的本真需要,如此等等。媒介技术的发展巨潮正激励着大批媒介研究者雄心勃勃地加入如何以技术营造美好生活,以及如何由此获得自由解放的大讨论之中。

然而,对媒介技术应用乌托邦式的想象同时也引发了反乌托邦论者的质询与批判。历史似乎也一再地向我们验证,媒介发展进程中每一轮由技术革新引发的乌托邦畅想往往都未能充分兑现自由和民主的承诺,尽管它们都同样高调出场,这不得不引人深思。当代传播政治经济批判领域的著名学者文特森·莫斯可(Vincent Mosco)就对技术乌托邦者提出了犀利的批判,认为他们过分简化乃至线性地理解媒介技术与未来的关系,结果是消除了本不该忽视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所创造的“欢快的明晰”不过是一个又一个速成而将破灭的神话。③莫斯可无疑洞见到了卷藏在媒介技术神话背后政治与商业力量交缠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这些力量的角逐或合谋互构为媒介技术应用的潜在主导,进而在技术轮转中完成对既有权力结构的复制乃至强化,借此维系与固化了利益格局的非均衡性。而这一切,常常又以公共服务与人类共同福祉的名义进行,它构成了一种赋予技术以合理化外衣的神话迷思,让人们在梦境般的美好憧憬中忽视或遗忘历史的失落。

“迷思”命题的提出,无疑是对技术乌托邦论者的一次批判性超越。然而,在这种批判性超越之下,还有更深一层批判性超越指向了“迷思”的迷思,它洞察出迷思论的言说者——反技术乌托邦者与技术乌托邦者在对立表象之下的共性,即他们均把技术视作工具性与功能性的外部存在。由于这种视角失去了与生命存在的深层关联,必然也无法逃遁出工具理性的单一叙事逻辑。诚如胡翼青在《云端:动荡世界中的大数据》之序言中所见:无论是技术乌托邦者还是反技术乌托邦者,它们都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好像技术的发展方向都是由精英、社会组织或某种社会权力控制的,要发挥其正面的功能和规避其负面的功能。他们从本质上讲都是以功能和标准化方式来看待技术的结构功能主义者。在这一更深刻的批判眼光中,莫斯可关于权力与资本、商业与政治的理论叙事最终也是陈词滥调,它的研究结论在研究开始之际就已明了,与其说是理论发现,不如说是政治站队或表态。④也就是说,这种反乌托邦论调与乌托邦论调一样陷入了消解复杂性与矛盾性的“迷思”之中。

二、技术哲学的现象学发现:灾难与救赎

对媒介技术迷思的层层追问必然导向技术哲学的现象学发现,也唯有循此路径探寻媒介技术与生命存在之间的深层关联,才能揭示出媒介技术的深层蕴含,才能实现对媒介技术迷思更进一步的批判性超越。

关于技术与生命存在之间的深层关联,人类有着久远的思考传统,从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盗火的希腊神话里可见一斑。在这个故事中,完成造物后的天神指派埃庇米修斯(Epimetheus)和普罗米修斯俩兄弟分配每一种动物以特定的能力,埃庇米修斯负责分配,普罗米修斯负责检查。但埃庇米修斯因马虎没算计好,分到人的时候能力分光了,使人缺乏先天本质。普罗米修斯检查时发现人没有任何能力,就盗取了作为技术最初象征的“火”赐予人类。这个神话表达了远古人类对自身本质的基本认识:人是无本质的动物,人的本质是通过技术的方式被自我塑造出来的。⑤然而,人与技术之间的本质关联常常被技术的功能性外观所遮蔽,从而构筑了媒介技术迷思的层层迷障。

作为技术哲学批判的先驱和集大成者,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将审视的目光从技术的工具性表象转向技术的本体论蕴含:技术不仅只是一种功能性手段,更是一种“去蔽”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世界”被塑造出来,而人在与此“世界”的相遇中领会自身存在的意义。因此,“技术”延伸所触及的范围已远超出了实际装置本身,它象征一种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⑥技术参与本体构造的方式是隐蔽而具有破坏性的:技术以计算性思维“框限”存在主体,使其不停地进行测量、计划、控制,把一切事物包括其自身都变成了资源和系统的构建,事物之意义也因此变成了事物在技术系统中所处的地位而不是从理念中所衍生出来的东西。⑦技术不仅把邂逅的自然视为可待分解与利用的资源,还把这种具有支配性特征的逻辑施加于人,使人遗忘与丧失自身内在的潜能,沦为受控的对象,而技术的控制者虽能一时获得完美控制的喜悦,却又无时无处不在失控或失去的恐惧中生存。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所引发的普遍性灾难主要不在于某些具体技术(如原子弹)的进步或失败,而在于我们对技术及对以技术“构架”世界之异化方式的依赖。⑧

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思想不仅包含对技术灾难的批判性揭示,还包含着对技术灾难的救赎之道。在为技术灾难探寻出路的过程中,海德格尔和他的学生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均把希望的目光投诸西方语言和思想的源头期——古希腊时期。在古希腊,代表着某种与制作形式相关的知识或方法的“技艺”(techne)一词是西方现代词语中技巧(technique)和技术(technology)的词源,它被用以描述前现代社会里传统的、充满价值情怀的手工艺活动。⑨古希腊工匠们在为满足功能性需要服务的同时,往往还怀有使自己的手工制品与道德、美学价值相吻合的追求与使命。因此,他们不像现代技术家那样成为强大机构的奴隶,而是依循着历史悠久的规则和目的进行创造。即便在伺奉权贵,也不忘同时伺奉自己的工艺和完美目的。⑩在他们看来,“技艺”的意义不仅在于呈现工艺品美的形式,还在于展现宇宙自然的客观本质,以及帮助技艺者实现自身的创造潜能,它将直接全然地体现个体的世界图景与生存方式。在求善求美的价值引导下,技艺不会任意野蛮地强加武断的规划,亦不会基于片面的功利目的恣意破坏事物潜力或摧毁世界。

然而,从古典技艺中脱胎而出的现代技术却丢失了“技艺”中“艺”的价值审美追求,它在手段与目的、生产与消费的割裂中表现为纯粹的工具性,服从于将自身作为通往资源和工艺规程之向导的目的,沦丧了自由和个性的价值追求维度,留存下单一的控制精神,从而导向片面性的灾难。通过对“技艺”的重新回溯,海德格尔将拯救技术灾难寄望于反思与重构技术理念,即把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等伦理和美学意义上核准了的目的同技术意义上的理性手段融合一体,以恢复迷失的“技艺”理念,进而重新为现代性奠基。

从“技术”到“技艺”的理念回归恰恰呈现了海德格尔对技术灾难的救赎之道。这种思辨层面上的用功并不外在于现实,因为它本身构筑了思辨者的生命现实。从这个意义上看,思辨亦可被视为一种凝聚着主体思想创造力的“技艺”,它是主体探索自我与探索世界的必然道路,也是主体生存方式及其世界图景的自然呈现。因此,技术哲学的现象学思辨路径必然地包含着主体的反身性观照,即质询此在所思所行的首要意义是否发乎并面向此时此处的自己？如果意义仅在他处而不在此处,仅在彼时而不在此时,仅在他人而不在自己,这样的“思辨”便只能算作一门“技术”而非“技艺”,基于此思辨技术的批判将难以避免因自身的片面性而落入技术控制精神的藩篱之中。或许正因如此,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很多哲学家都更愿意把其毕身的哲学思辨喻作个体探索自由的道路,而非面向他人的作品。

三、媒介技术的吊诡:人类本质力量的彰显亦或萎缩？

技术哲学的现象学发现照亮了媒介环境学的研究道路,该学派将聚焦点从媒介的外在传播效果转向了媒介与人的深层关联。其代表性学者麦克卢汉(Marchall Mcluhan)以“媒介是人之延伸”的著名论断获得全球性影响。这一论断的思想意义不仅在于丰富与拓展了媒介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还在于以此为立论前提可进一步揭示出媒介发展的深层动力学原理。

麦克卢汉指出,人体是维持和保护中枢神经系统各个器官的一个整体,它是对付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各种突然刺激的缓冲装置。人类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往往造成生活速度的加快和负担压力的增加,当人体受到超强刺激的压力却又无法避免刺激的根源时,中枢神经系统为保护自己将截除或隔离使人不舒适的器官、感觉或机能,而被截除的部分就成为“人之延伸”的媒介。每一种新媒介的应用都将引入新的尺度,被新尺度重置的感官结构为保持自身的总体平衡,又将召唤其他更新的媒介技术与之匹配适应。麦克卢汉的媒介预言正是在此环环相扣的链条中得以铺陈的。

在对媒介发展趋势的动态演绎中,麦克卢汉还辨明了媒介延伸人体的渐进序列:从对人体个别器官的延伸,到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最后再到对意识的延伸。西方世界过去三千年取得的爆炸性增长主要建立在分解切割的、机械的技术基础上。机械技术对人类局部器官的不对称延伸给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带来了难以协调的压力,在个体层面体现为时空错位隔阂下认知的支离破碎与理性片面化下的偏颇认知及知行断裂,在社会层面则体现为社会发展的失衡与部落化生活的瓦解。电力技术的发展弥合了断裂的时空差距与分离的感官知觉,可被视作人类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它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人类在机械技术时代的感官失衡,进而实现了人类的“再部落化”,即麦氏所谓的“地球村”。然而,器官延伸与中枢神经系统延伸之间的协调问题如同作为人类永恒母题的身心矛盾问题,永远无法在与自身同级的层面得到根本解决,于是麦氏将“从技术上模拟意识的阶段”视作人类延伸的最后一个阶段,它将从超越性的精神层面重新协调人类的官能失衡问题。在这个阶段,创造性的认识过程将会在群体中和在总体上得到延伸,并进入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正像我们的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凭借各种媒介而得以延伸一样。

麦氏关于意识延伸的概述恰为当下处于媒介前沿的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留下伏笔,但很显然,意识问题在麦氏的媒介理论中是尚未被充分展开的议题,这应该与意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有关。尽管人类从生物机能上对意识的研究已取得巨大进展,但如何从超越性的精神层面理解意识至今依然是一个世界谜题。除此之外,麦氏对“意识延伸”的点到即止可能还缘于时代语境的限制,意识延伸型媒介在麦氏生存的时代虽已被预见,却尚未流行,在缺乏现实比照的情况下自然难以被深入阐明。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麦氏自身的研究偏向。与海德格尔通过技术理解人的根本旨趣不同,麦氏的根本旨趣在于通过人理解媒介技术。因此,在完成对人与媒介技术之间关系的现象学透视之后,海德格尔最终要回返意识主体以“追问生存”与“重建生存”,而麦氏的最终用意则是通过人之延伸的轮廓绘制出媒介技术发展的历史与趋势图谱。由此观之,媒介技术在麦氏及与其一脉相承的媒介环境学研究领域具有本体论意义,而在生存哲学视域中的意义则是方法论层面的。相应地,主体的生存意识在生存哲学视域中是须被反复聚焦与反思的本体论议题,而在媒介环境学者的视域中却是被泛化的价值概述。

麦氏对媒介技术的现象学洞见在传播学领域无疑是具有开拓性与里程碑意义的,但由于它回避了将主体生存意识问题化与本体化的视角,也就错过了对人内在超越性维度的探寻与对主体生存意识的自由启蒙。在媒介环境学视域中,媒介技术成为了无处不在的陷阱与难以抗争的命运,而对媒介技术先验结构的现象学发现则难以避免再次落入技术灾难的漩涡。虽然媒介环境学派的创立包含着强烈的人文关怀初衷,但在主体生存意识普遍未觉醒的前提下,它也必然招致关于技术控制的新想象,即在理解媒介的基础上善用媒介,以一两拨千斤之势,隐蔽地完成各种更高明的社会控制。“麦克卢汉热”背后更显在的动力是新旧媒介交替之际对技术失控的普遍焦虑,以及不同主体拟在新媒介格局的博弈角逐中争夺控制权的渴望。

媒介研究在主体意识探索上的留白曾是传播思想史追溯的谜题。如果说媒介技术的发明与应用动力源于人类对交流的渴望,那么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渴望呢？美国传播学者彼得斯(John Durhom Peters)认为正是自我与他人、私人与公共、内心思想与外在语词之间分裂所引起的痛苦催生了“交流”的渴望,这个词呼唤的是一个人人敞开心扉,说话无拘无束却可免于误会的理想乌托邦。

那么,人类在沟通中的分裂之痛是否因媒介技术对“人的延伸”而被平复呢？彼得斯给出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他在其传播思想史论著的开篇就将苏格拉底(Socrates)、耶稣(Jesus)和孔子的交流方式视作典范。这些先圣古哲生活在媒介技术本就不发达的古代,却还不约而同地放弃当时具有“身体延伸效应”的书写媒介而选择对空言说式的“撒播”来传递思想,并且放任身后人自由解读而不加以控制。然而,对媒介技术的“悬离”似乎反而使他们的思想在跨时空传播的回响中无远弗届、日久弥新,乃至成为人类治愈分裂之痛的永恒向导。19世纪著名的超验主义实践者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在描述其瓦尔登湖畔的生存体验时亦曾谈及低频率交流乃至沉默的意义。他认为,但凡高深而有质量的人类思想交流往往需要在彼此间保持足够的空间距离,因此对一切重要而热诚的交往,更少的见面频率仍是足够。这些例子似乎都预示着完美的交流仅与生存意识下的心灵本身相关,而与媒介技术所能达及的广度、深度和频度无本质相关。

或许在人文传统深厚的哲学与文学领域早已达成这样的共识:一切分裂之痛都缘于存在的危机,它只能通过内在的生存反思得以化解,外在的技术工具对此往往是无力的。然而,在常俗世界与一般学科的视野中,认为技术工具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幻觉和错觉始终存在,故试图通过新媒介来解决彼此间交流挫败的努力也从未停止过,这构成媒介技术发展的又一重动力学观照:在人类交流的乌托邦理想面前,各种媒介技术总还是尚不完美的权宜之计,因此不断需要新发明的介入来修补“交流的无奈”。可结果往往是饮鸩止渴式的事与愿违。正如卡夫卡所指出的,那些想通过发明新媒介来消除人与人之间幽灵成分的人,最终只会落得这样的结果——他们为幽灵创造了更加富饶的繁殖场。

如果说媒介技术对交流之痛的化解可被确认是似是而非的,这就引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不断更迭发展的媒介技术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彰显,还是人类本质力量的萎缩？按照媒介为“人之延伸”的想象逻辑,媒介越多越复杂,人的外部力量就越强大,不断发展的媒介技术恰彰显了人不断拓展的有形力量。而按照媒介为“交流无奈之产物”的想象逻辑,媒介越多越复杂,越凸显人类分裂之痛的难以救药,不断发展的媒介技术恰彰显了人不断萎缩的精神力量。这两重观照逻辑的反差构成了媒介技术与人之间关系的吊诡,它实质上反映了人类在身心矛盾中两种不同类型的需要:一种是从向外拓展与对杂多世界的征服中见证自身的存在力量,另一种是从向内整合与对杂多世界的归一中见证自身的超越力量。如果这两种需要不能获得协同满足,就可能在片面化的灾难中加剧人类的存在性焦虑与分裂之痛。由于近代以来人类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大潮中对工具理性的过度推崇压制了价值理性的存在空间,人们在上述两种需要的满足上处于普遍的失衡状态,形成了时代的精神危机。要堪破媒介技术的吊诡,重建内心的平衡,还需要回返探索那被遮蔽已久的心灵空间与精神世界。

四、媒介思想的编织:思辨的技术,亦或思辨的技艺？

按照前述,媒介是人的延伸。在尚未延伸到最后的意识阶段前,媒介技术主要还是“身体的延伸”。身体的延伸召唤更有力量的心智管控。作为心智在特定维度的投射,媒介思想一方面在不断追随、反映并操控媒介技术的过程中确证自我力量,另一方面又在媒介技术超乎控制的扩张过程中受挫于自身的无力与困顿。这两种反差性张力构成了“媒介思想的吊诡”,它与前述“媒介技术的吊诡”一样,从本质上同构于人的身心矛盾,它们又进一步衍生出“传播学的吊诡”—— 一方面传播学以其媒介思想积极回应媒介技术高速发展时代媒介产业的市场需求、职业需求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需求,将掌控媒介技术初设为本学科的努力方向,在满足社会多重主体迫切之需的同时亦满足自身学科建制与快速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传播学又因媒介思想的过度支离破碎而不得不面临严重的学理性责难、价值批评,以及学科合法性危机。

要面对和解决这一系列层层递归的“吊诡”问题,有必要对具有根源意义的身心矛盾问题达成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在身心二元化的分野中,身心矛盾可被具体表述为:“心”想控制“身”,而“身”最终并不能被“心”所完全掌控,心神耗散于身不由己之事或似是而非之事的必然结果是引发应然世界与实然世界、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矛盾性冲突。对此,我们首先需要检视身心二元化分野这一前提本身的前提根基——疆界思维。

疆界思维既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动因,又是人类心灵自我困陷的根源。人类的疆界划分肇始于对自然的限定、分类与命名,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在区分事物性质的疆界基础上进一步通过抽象数字创制了区分事物数量的疆界,从而大大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与控制世界的力量,近现代呈爆炸式增长的专业知识与物质文明就建立在形形色色、层层叠叠的疆界划分基础上。疆界思维使人类成功地将其心智从与自然一体化的浑然中解放出来成为世界的主宰,从而获得优越于动物的自我意识,以及改造世界的强大能力,但它同时也带来隔离、分裂与冲突——因为每建立一个控制事物的疆界,都必然意味着要把自己从试图控制的事物中抽离与异化出来,于是疆界亦成为战线,“我”与“非我”、主体与客体在此间展开难以停止的斗争,销蚀与破坏着人类心灵的圆融、宁静与和谐。疆界越多,人们因疆界冲突而产生的恐惧、焦虑、痛苦与分离感也越深。

作为自我认识过程中的一道疆界原型,身心疆界根植于人类文明演化进程中集体潜意识的长期积淀,因此身心矛盾是人类成长过程中必然遭遇的困境与命运,亦是神话故事中被反复探索与演绎的永恒母题。身心矛盾的根本症结在于人对自我的有限认同,即仅仅将心智认同为“我”,而将身体认同为“我”的附属财产——它是“我的”,有待于我的操控驾驭,却不是我本身。相对于身体的不稳定性和易朽性,心智是稳定恒久的。人类之所以把心的世界从身的世界中分割与孤立出来,归根到底缘于人类对自身有限性及其所必然要面临死亡的恐惧,而控制欲则可被视作这种存在性危机的条件反应与价值代偿。

美国心理学家肯·威尔伯(Ken Wilber)曾以“人首马身”的形象生动地喻示这种排斥身体的自我认同倾向,即:我不是与我的身体共同面对世界,而是骑在它身上面对世界。我高高在上,身体低低在下。让我不舒服的是,我并不太了解下面这个身体是什么。实际上,身体中包含的一些无意识机能,如血液循环、消化作用、新陈代谢等是心智无法掌控的。同时,身体的病痛乃至死亡也是超乎心智能力所及的。不仅如此,我们所习以为常的观念——心智对自我大脑意识具有独一无二的控制特征,也遭到了生命科学理论的质询与否定。在20世纪80年代由本杰明·利贝特(Benjamin Libet)设计实施的实验中,受试者被要求随机选择时间做一个手的动作,然后由与之相连的脑电图仪的监视器监测出其脑内的“准备电位”,结果发现电信号不仅先于受试者实际发生的生理动作,还先于受试者想做动作的主观感觉——在受试者感觉要做出决定的意识之前,无意识、无感觉的脑电活动已经出现了整整0.5秒钟。

这个实验表明我们所深以为然的“控制”能力在很多时候仅仅是广泛存在的幻觉,我们甚至难以用自己的思维控制自己的大脑和精神,更妄论控制别人的。因此,若以控制为事业与人生的目的,必然要遭遇无尽的焦虑与挫败感。心智在试图驾驭身体时,就常常困顿于顽劣不逊的身体而受尽折磨,渴望却又难以超越身体的束缚。然而,身心矛盾作为人类意识的普遍结构却是如此根深蒂固,如同难以逃脱的命运之牢。不仅如此,它还以元逻辑效应无限延展到人的观念世界与实践空间中。前文所述的媒介技术之于人际交流,媒介思想之于媒介技术,传播学之于媒介思想,都具有欲控制而不得尽意的共同特征,都可被视作身心矛盾的延展。于是,在反思与重建媒介思想与传播学的过程中,如何面对和处理这种源发于生命的矛盾,就成为思辨技术和思辨技艺的重要分野。

在功能性的思辨技术中,如何借助于“思”来实现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控制始终是关注的焦点。相应地,控制的效度成为思辨之成就的标尺,而失控的无奈作为“控制”逻辑下必然的苦果,则是需要不断面对,却又永远无法止息的痛点。在我们所探讨的语境中,当媒介技术试图掌控交流传播,媒介思想试图掌控媒介技术,以及传播学试图掌控媒介思想时,若对“掌控”的本质及其隐蔽的后果缺乏充分的认识与反思,试图掌控的思辨主体必将无法逃避缘于身心分离的自我断裂与自我异化,其大体可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不断追赶媒介技术变化的过程中,控制与反控制的博弈始终不能真正切中生存问题的核心,对失控的焦虑弥散于学术场域、实务场域与教育场域,成为普遍性的时代精神危机。媒介技术发展越快,这种焦虑和危机就越显著。

第二,学术主体缺乏真正的问题意识和独立精神,即潘忠党所谓的不自觉地反刍别人的思想和盲目追随话语权力,结果要么在与现实无法关联的“伪问题”上耗费时光,要么伸手向政治权力科层体系的核心或向业界的话语权力拥有者乞求问题,形成大量无用学术。

第三,疆界思维下知识的碎片化使传播学越来越难以被整体地把握,面对日益扩展却难以被创造性整合的传播学知识图景,应当“如何学”“如何教”“如何研”都是令人困惑的难题。在缺乏整合性思维和创造性心灵的前提下,知识的增量意味着学术劳动中“应知”负担的加重,当知识纯然意味着“为人”之学而远离“为己”之学时,这还意味着在知识劳动中异化程度的加强。

那么,在审美性的思辨技艺中,“思”又将我们带往何处呢？诚如前文所述,迷失的“技艺”理念要求超越“技术”理念下纯粹工具性的控制精神,进而把世界和谐的必要条件所规定的理性目的同时融合到人类的内部和外部。由于对和谐世界的感知与领会必然以身心和谐为前提基础,而身心和谐从根本意义上又有赖于主体的自我实现,因此作为“技艺”的思辨内在地包含着一种反身性要求,即在以思辨抵达外部理性目的的同时,思辨的主体也应借此获得更高程度的生存自由。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以“审美化生存”的意向重塑社会生活,再造专业与职业空间,使其成为包括自身在内的多元主体可待共同实现生存自由的实践场域,并把这种价值感具体融入对媒介技术、媒介思想与传播学的创造性思辨中,大体可如下:

第一,以生存性交往为导向激活媒介技术的新理念,平衡以往过度偏重技术控制的研究格局。这里所指的生存性交往即德国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所指的以人之纯全真性面对“我”与“你”的相遇关系。有别于以对象化为特征的“我”与“它”的关系,“我”与“你”之间是无待无限的非对象化关系,只因我实现“我”而接近你,而在实现“我”的过程中我讲出了“你”。这一过程消解了关系中“控制”与“被控制”的对立冲突,开创了关系中互相玉成、彼此成就、和谐共融的美好可能。在此逻辑下,媒介技术的价值不可被单一地归于“控制的力量”,譬如让特定感官在延伸中获得超常强化,或让所载信息更迅速、更有效地抵达目标等,其价值还在于表征主体本真存在的相应性和契合度,以及为生存性交往创造连接机会的可能性。

第二,赋予媒介思想以实践理性,即不能仅停留于对媒介技术经验性的反映与概括,还应以“创造者”和“引领者”的身份设计和开拓人类的传播实践。这种实践的智慧可体现于通过对媒介应用的规范性反思,洞明其顺应或悖逆生存性交往的过程机制,进而将传播实践的理想观念与实践技艺转化为普遍的理性规则,促使媒介技术的发明者、应用者、管理者与研究者之间在互相成就的生存性交往上形成协同发展的契合关系。

第三,以超越疆界的开放性思维重新理解作为跨学科的传播学,将传播学者所面临的知识理性危机、学科合法性危机、身份认同危机等重重困境视作需要通过积极斗争为自身赢得生存自由的临界境遇。在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的生存哲学中,境遇被用以指涉个体想要在其中作为此在之主体的现实。对这个主体而言,它意味着限制其活动的空间。当主体在自己所处的危机境况中完全地负起探索生存的责任,使自己可能的生存生成时,便实现了自己更高的生存自由。对传播学者而言,更高的生存自由意味着自我认同层级的扩展和自我境界的提升,由此形成更强的独立精神和问题意识,以及具有更高包容度和整合力的大全心智。当人生境界提升到足以产生烛照知识的智慧时,“为人之学”与“为己之学”便能统合一体、互为依托。在此前提下,传播学知识构成中无创造力的碎片性将转化为充满创造力的多元性。于是,思辨的“技术”就自然转化为思辨的“技艺”了。

五、回返生存:传播学哲学的奠基与传播学的突围

在媒介技术风云变幻的时代,人们往往被裹挟或沉陷于形形色色的传播控制与被控制游戏中难以自拔,而关于“如何控制”的知识与权力交织在一起,成为社会各界力量争相追逐的资本筹码。传播学也正是在此时代语境中通过媒介思想的辐射成为社会控制话语的重要生产阵地,亦由此成为社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贡献力量。然而,它对各种媒介传播现象的反映、归纳与预测,常常类同于禅宗公案中“风吹幡动”的争论,即停留于分析表象性的因果关联,忽视了对传播关系中主体生存领悟的深入追问与探索。因此,在反思现代性危机与崇尚人之自由全面发展的智能科技时代,传播学未能体现出足够的前瞻性来支撑对人类知识体系与未来社会的可持续贡献能力。

作为哲学信仰下一种必然的生命意志,生存领悟是对经验性在此在的反思与超越,也是对丧失自我与自由的异化状态的自我救赎。在充分的生存领悟中,个人将被赠予无条件的自由,在生存当中生成自身,活出人之为人的最高本质。由于所有文化中的所有人都有趋向生存自由的渴望,这种渴望与阐明生存与超越之关系的那种信仰构成了哲学基础,在此基础上,所有人都可以无分轩轾地互相理解。因此,生存领悟对生命的解放意义不局限于个体层面,还可扩展到主体间交往的层面,成为传播交往规范的实践理性根基。

那么,生存领悟是否应成为传播学的元议题呢？通过前文对媒介技术迷思的层层递归,以及对媒介思想生成逻辑的层层追溯,可以推知,如果避开对传播及传播研究主体生存性问题的关切,媒介技术的更迭将不足以消弭人类精神交流的无奈,媒介思想的更新也不足以全然把控媒介技术的应用方向与效果。同样地,传播学分支领域的扩展亦不足以激发具有整合性和创造力的媒介思想。更重要的是,在文明发展的未来趋势中,原本占主导地位的控制逻辑已不足以支撑人类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回返生存领悟这一具有原初意义的哲学议题亟待成为传播学,乃至开放社会科学语境下所有社会科学学科必须面对和承担的元议题。它将超越性的大全视域引入疆界密布的人类知识格局中,亦将超越性的审美意趣引入充满矛盾冲突的控制与反控制游戏中,从而有望突破科学与艺术两种文化的对立僵局,以激扬的主体精神和强烈的人文关怀构筑超越控制想象的问题意识,开创和发展适应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新知识体系。

于是,原先长期被忽视和边缘化的传播学哲学成为了此刻需要关注的焦点。因为正是传播学哲学的确立与澄明,才能使生存领悟作为传播学的元议题成为可能。按照叶秀山对两种常规哲学路径的归纳总结推知,传播学哲学既可以是从传播学上升为哲学的道路,也可以是从哲学下降到传播学的道路。这两条互相支撑、互相印证的道路最终可以闭合为一个解释学循环,它一方面将促进传播学的深化,另一方面将促进哲学的泛化。

具体而言,第一条道路意味着在存在性焦虑的直观感受中辨识和揭示非本真性的传播活动与传播研究活动,再借由对主体生存意识的澄明与生存境遇的诠释,形成对生存条件与机遇的创造性与超越性理解,借此扩展自我认同的幅度,在更高的意识整合层级中将原先的排斥性因素转化为接纳性因素,将原先的否定性因素转化为肯定性因素,进而通过一系列有意识的生存选择,从“受缚”和“异化”状态中回返生存、领会生存,直至实现审美化生存的自由状态。虽然传播学哲学的这一道路取向尚未被充分意识和定型,但这决然不是一条孤僻的道路。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曾将经济学哲学释义为揭示经济活动中的存在本质。他认为,现实存在的运动本质是隐蔽的,这种本质只是在思维中、在哲学中才表露、显示出来。“因此,我的真正的宗教存在是我的宗教哲学的存在,我的真正的政治存在是我的法哲学的存在,我的真正的自然存在是自然哲学的存在,我的真正的艺术存在是艺术哲学的存在,我的真正的人的存在是我的哲学的存在。同样,宗教、国家、自然界、艺术的真正存在=宗教哲学、自然哲学、国家哲学、艺术哲学。”马克思的上述阐释打开了专业哲学在第一条道路上的研究空间,但就领悟存在的空间维度而言,笔者以为专业哲学所需要关切的生存论议题不能只局限在专业所涉的实务空间,还应包括专业学习的教育空间,以及专业研究的学术空间,且恰恰是容易被忽略的后两个空间维度的生存实现共同支撑了第一个空间维度的生存实现。以传播学为例,只有在传播学研究和传播学教育中经历过深刻的生存反思,才有力量洞见日常生活与业界领域中形形色色传播关系的存在本质。正是基于这种层次性分析与反身性观照的需要,笔者在另一篇论文《传播学者自我实现的困境与通途:以费希特的价值哲学为观照》中专门探讨了传播学者对自身多重角色与志业使命的理解与生存反思,它为传播学中的思辨“技术”转化为思辨“技艺”做出了必要的铺垫,从而构成了第一条传播学哲学道路的基石。

至于传播学哲学的第二条道路,即从哲学下降到传播学的道路,我们可以生存哲学为观照,打破传统5W模式对传播过程的现象化定义,对传播学中的交往观念进行哲学化定向与再诠释,使之成为有利于洞明并抵达传播实践中生存本质的致思构架,以实现从哲思之“一”到经验之“多”的创造性发散。在这里,哲思之“一”是下降道路的出发点与动力源泉,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它内在蕴含的对哲学及哲学任务的理解需要首先被澄明。虽然在漫长的哲学发展史中,对哲学及其任务的诠释亦经历了差异性的演化,但其“爱智慧”的底义和“与时俱进”的求索精神是共通的,因此我们可从中提炼普遍的哲学精神。我国哲学家张世英就在综合了中西哲学史上对哲学界定的多种方式的基础上指出,哲学应是以进入人与世界融为一体的高远境界为目标之学。

那么,这种高远境界具体体现为什么？人与世界的融为一体又是如何得以可能的呢？对此,雅斯贝尔斯给予了生动的回答。他把哲学的目标诠释为一系列具体的意向与行动:它洞见现实的本源；它在思维中认识自我,在内心行动中把握现实；投身无所不包的广阔疆域；通过爱的搏斗获取真理,在任何一种这样的真理的意义上勇于建立人与人的交往；面对陌生者与不合作者耐心而永远清醒地保持理性；哲学是凝聚一切的,人靠它来享有现实,才成其为人。从雅斯贝尔斯的哲学释义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哲学下降到传播学的两条通路:一条是通往自我认识的人内传播之路,它是哲学生活得以展开的必要前提；另一条是生存与生存之间进行本真性交往的人际传播之路,它是人在关系中进一步认识自我,确认自我本真性存在,进而与世界融为一体,让自己成其所是的必要条件。传播学哲学的这一条从精神到现象的下降道路刚好与第一条由现象到精神的上升道路构成了“下行”与“上行”的双行通道,既解决了单纯“上行”忽视“下行”造成的传播学哲学研究后继动力不足的问题,也解决了单纯“下行”忽视“上行”造成的传播学哲学脱节于传播实践的问题。

作为孕育媒介思想的制度化摇篮,传播学的定向和定位将直接关涉到媒介思想的生命力与创造力,进而影响到传播实践的社会建构维度。在开放社会科学语境下,当人类知识体系中的所有学科都面临着重新定向与定位,以共同攻克原有知识疆界格局中艺术与科学两种文化的断裂以及学术劳动的异化问题时,以生存论为取向的传播学哲学的奠基恰可为困境中“不知该向何处去”的传播学开辟一条突围之道。这条道路以澄明生存意识、回返生存自由为旨向,以还原与呈现主体间的本真性为交往逻辑,最终将渐次开拓出传播实践、传播研究与传播教育的多重审美化生存空间,它不仅将对传播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同时在开放与重建社会科学进程中亦具有先锋实验性的探索意义。

六、结语

正如控制不可通过反控制的方式而获得根本控制,技术亦不可通过新技术的制衡而被彻底驯服。我们只有放下对控制与驯服的执着,以审美化的生存态度经营技艺与人生,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与自由。在对传播控制思想的反思中,彼得斯亦认为我们应放弃“追求心灵融合”的交流梦想,把问题从“我们能相互交流吗”转向“我们能彼此相爱并公正和宽容地相待吗”,因为唯一能超越人与人之间分歧的就是从分歧中获得快乐,这才是交流的理想境界。但由于人类通过各种媒介技术和传播技巧实现控制的愿望扎根于破碎心灵的深处,裹挟在时代精神危机的语境中,在直面并疗愈心灵与精神的匮乏症之前,任何要求放下控制意图的美好愿景都只能沦为乌托邦式的梦想。

要超越媒介技术迷思的层层屏障,只有在回返生存的传播哲学指引下,使传播学学习与研究率先成为一项灵魂栖息的事业而非控制的事业,成为一门技艺而非技术,从而让传播学人切身地确立起此时此境的生存意义——此意义不在他处、不在他人、不在他时,并借此获得自立、自主、自足、自在的心理先决条件,才能进一步觉察与探索传播与生存之间的关系。相信那时人们将真正领会信息如何被接受远没有比它如何被发送重要,控制他人远没有比做更好的自己更实在,也只有在那时传播学才能从既往将自身作为“社会控制学”的资源依赖中慢慢抽离出来,确立生存论意义上更高的社会服务面向——激发人们在基于本真表达的互动传播中建构彼此更好的生存。

注释:

① [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斯·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盛杨燕、周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② 吴军:《智能时代:大数据与智能革命重新定义未来》,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249页。

③ [加]文森特·莫斯可:《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黄典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7页。

④ 胡翼青:《序:写在〈云端〉边上》,引自[加]文森特·莫斯可:《云端——动荡世界中的大数据》,杨睿、陈如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⑤ 吴国盛:《反思科学讲演录》,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