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文学写作的主体性
——以罗兰·巴特理论为视角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06）

计算机网络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数字化生存时代的到来。对于年轻一代来说，数字化生存已经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生存方式。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层出不穷的文化现象，一次次解构又重构着人们对于数字化时代的看法。流量的追逐、信息的爆炸、主体的迷失乃至消逝，人们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被信息碎片的巨浪一次次改变着方向。数字网络技术的支配性给人类生存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在数字化时代，文学创作也同样面临着机遇与困境。一方面互联网技术确实给创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作者只需要一台网络设备就可以注册账号，在网络上开设自己的“专栏”；读者也可以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将手中的手机、平板变成“读物”，即时发表评论，写作与阅读在弹指之间即可发生。另一方面主体性的消失，文本的碎片化、平面化、模式化让我们难以肯定表面的繁荣而忽视文学创作面临的真实困境。因此我们需要对数字化时代文学的现状作出更深层的理解，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发现文学发展现状存在的缺陷，正视数字化给创作主体带来的挑战，把握机遇实现真正的文学繁荣。

罗兰·巴特“是20世纪‘文学思想’的一面镜子”[1]，虽然他的思想博大精深，但“写作是巴特一成不变的主题”[2]。本文将以罗兰·巴特的文学思想为出发点，探析数字化时代文学写作的主体性问题。

一、作者与作家

传统西方文论以人文主义哲学为出发点，将作者视为文学研究关注的中心。作者是作品的创造者，是理解作品的依据，对作品享有绝对的权利，所以文学研究也往往注重阐释作者思想，考证作者生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文学研究的重点从作家逐渐转向作品。这一趋势始于俄国形式主义，他们强调研究文学作品内部的文学性，而不是作家心理或写作背景。英美新批评更是把文本细读作为文学研究的唯一方法，孤立地研究作品，切断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联系。直到罗兰·巴特宣称“作者已死”，将作者的地位彻底推翻。“我主要关心的是文本，也就是构成作品的所指的织体。”[3]罗兰·巴特的思想与科学主义文论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他将客观、科学的分析方法从文本分析进一步延伸到写作领域。罗兰·巴特强调语言本身，认为在文学写作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作者而是语言，这从根本上动摇了作者的权威，否定了作者的主体价值。

在1960年发表的《作家与作者》一文中，罗兰·巴特将传统意义上的作家分为两类，对作者权威进行了解构。文中说：“首先，是一些数量较少的作者，他们使用的语言是服务于某种语言之外的目的手段。因此，他们只是某种直接对象的转述者，认为自己的作品只承载着一种意义，并把这种意义传递给读者。然而作家却不同，他们显然是高贵与吉祥的化身”[4]。巴特显然认为作家是高于作者的。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带有强烈的责任感，试图让文学创作服务于道德教化、政治宣传等社会目的。因此作者生产出来的是作品，具有指向性与现实意义。而作家在创作的时候不考虑外部因素，只专注于写作本身。他们生产的是文本，文本中不包含所指，只包含能指，没有固定的意义，只是语言的狂欢。

在对“作者”与“作家”进行区分后，罗兰·巴特在《作者之死》中彻底废除了作者的权威身份，喊出了“作者死了”的骇世口号。当然，这并不是说作为实体的作者消失了，而是意味着传统写作时代的结束与现代写作的登场。罗兰·巴特认为：“现代作家……与文本同时诞生，绝对不是先于写作或超越写作的存在，不是以其作品为从属的主体。存在只是阐述的那一刻，并且只有此时此地每一个文本才永远地被写作。”[5]作家的权威身份被彻底地颠覆，文本获得了解放，可以被无限解读。作者的自我身份在作品中被放逐，因此作者思想的独立性、深刻性不再决定文本的价值。作者的作用是在文本中实现能指的无限游戏，给予读者解读的欲望与可能性。

巴特“作者死了”的断言似乎在数字化时代得到了证实。作者在创作过程中自愿放弃自己的身份，作者的情感、阅历、观点在文本中不再重要，因为“手稿作家不再依赖激情、幽默、情感、印象，而是拥有这种巨型词典，从中提取出一部没有穷尽的作品：生活只不过是模仿这本书，这本书自身只是一套符号，一种失落的、被无限期地推延下去的模仿。”[5]321在数字化时代，最受欢迎的“巨型词典”就是由层出不穷的“爆梗”、热点、网络词汇等等组成。这些能指大量充斥于文本中，以借此引起读者解读的欲望，而文本背后的作者在创作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作者让位后的数字化时代，我们看到的并不是文学创作的春天，相反在语言的游戏、能指的狂欢中，文本的同质化、模式化问题越来越突出。举个例子，最近，网络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爆火，让词条“乘风破浪”在各大平台反复出现。“乘风破浪”一词出自李白的“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比喻不畏艰险，奋勇直前的精神。以“30+女性追逐梦想”为核心价值观的综艺节目与“乘风破浪”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所以标题并不显得生硬。但是在节目播出期间，微信公众平台与“乘风破浪”词条相关文章的搜索与阅读量高达两亿七千万，阅读量超十万的文章就有27篇。这27篇文章的主题并不都与“乘风破浪”的本义相关，例如其中一篇《乘风破浪的少年，你！不！要！这！样！做！》主要内容为暑假游泳注意事项，却玩文字游戏，将热门词条生硬拼凑在其中，来吸引用户浏览、阅读。创作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作者被能指吸引，任凭语言取代自己的位置。

难道在“作者死后”，就应该任由语言成为文本的主宰，放任文学创作在数字化时代的信息茧房中越走越窄吗？文学的影响力虽然今非昔比，但不意味着作者只能抛弃主体身份，而是应该通过积极探索心灵世界，让文学成为个体精神的载体。因为只有这样，文学创作才能保有独立精神与人文关怀，不至于在能指的狂欢中失去了自己的本色。

二、零度与温度

罗兰·巴特对作者身份的解构直接影响到他的写作实践观点。为了摆脱观念对文本的束缚，将文字从内容中解放出来，他提出理想的写作方式应该是零度写作，就“是一种直陈式写作……这种中性的新写作存在于各种呼声和判决的汪洋大海中而又毫不介入，它正好是后者的‘不在’所构成。但是这种‘不在’是完全的，它不包含任何隐蔽处或任何隐秘。于是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毫不动心的写作，或者说一种纯洁的写作”[6]。这一理论是对萨特介入文学观的回应。萨特主张作者积极介入文学，借助作品表达对社会的伦理关怀。但是巴特认为，介入文学实际上就是将文学当做表达的工具，让写作沦为社会观念的载体。他主张去主体、不介入的写作方式，以此来“回避或摆脱社会性价值判断和实践的介入”[1]7，保持文学创作的自由与纯洁。

“零度写作”的可能性引起了无数学者的争论、质疑。的确，要在写作中剥离、彻底抛弃作者的个人情感与社会阅历几乎是不可能的。借用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Heisenberg）在1927年提出的“测不准”原理来说，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观察时，会与被观察对象产生能量交换，也会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客体的能量状态。例如在一杯水中放入温度计测量体温，水温会对温度计产生影响，因而测量的结果不可能完全准确。在社会科学领域这一原理同样适用，文学的创作、鉴赏与研究都不可能做到纯粹客观。因此作者与作品必然会在写作活动中产生相互作用，写作过程不可能绝对摒弃人的情感，零度写作只能是一种理想的状态。

然而在数字化时代，技术的发展让文学写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写作主体变得更加多元。通过网络，人人都能写作，甚至不需要人，人工智能也能进行高速、优质的写作。早在20世纪，国外就出现了依靠电脑程序创作出的作品，如1984年斯科特·弗伦奇出版的由电脑程序创作的小说《仅此一次》，1998年美国人工智能“布鲁斯特”创作的小说《背叛》等等。21世纪，人工智能创作在我国也取得了一些标志性的成果。清华大学研发了中文诗歌自动生成系统“九歌”，并在2019年7月1日开放了githud上的相关资料。2017年5月，微软小冰首次出版原创诗集《阳光失了玻璃》，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完全由人工智能独立创作的诗集。两者涵盖了中文诗歌的基本样式——白话诗歌与古体诗歌，在写作水平上完全能够通过图灵测试，在效果上基本能够以假乱真，难以分辨与人类写作的区别，而在协作效率上则远远超越了人类。

人工智能作品是根据电脑算法从大数据中提取信息，按照规律对语料库中的词汇进行搭配，并根据诗歌格式、韵律规则进行反复修正创作出来的。这样的写作可以说真正做到了摆脱主体情感、语言积极介入，似乎可以视为零度写作的实践范例。但是这样创作出的作品，是否可以成为人“诗意栖居”的场所，是否能够给人带来有温度的审美享受？为了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笔者在“九歌”诗歌生成系统中输入了“思乡”“想念恋人”两个关键词，生成的诗歌为：

乡思不可极，

怀客倍伤神。

故国无归路，

前山有远人。

大体来看，这首五言诗古色古香，语言简明流畅，主旨突出，韵律规整。但是将思乡之情与怀人之感并没有得到融合，而是生硬拼凑在一起。情感过于直白，缺乏层次，使全诗少了古典诗歌“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对比同样以思乡、怀人为主题，风格简洁朴素的《涉江采芙蓉》，一句“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情感的变化如此强烈，似乎天地也为之变色。“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把游子思乡难归之情，表现得极为凄婉。全诗在意境的营造、情感的表达、抒情的手法上都极为高妙。两相比较，高下立见。人工智能虽然能够在语料库中寻找到恰当的能指拼凑成文本，但由于缺乏情感与想象，只能做到“对现成品的展示、对类型化趣味的锻造、对感官欲望的满足”，而不能产生“精神性愉悦或思想性启蒙”[7]。

人工智能文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现象，其中利弊本文不予评论。单从罗兰·巴特零度写作的观点来看，人工智能摆脱了人对作品的限制，在对语言材料的掌控上、语言组织规律的严格执行上，体现了一定的优势。但是机械的创作缺乏人的情感与温度。文学作品除了是语言的艺术，更是人类丰富情感与想象力的重要体现。中国古代戏曲《牡丹亭》与西方经典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里面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至今仍能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就是因为作品中体现了人类共同的情感。人工智能创作的文学作品虽然也以人类情感为主题，但是只有对文学语言的程式化堆积，缺乏主体对情感的深切体验与丰富联想，只能引起读者的感觉愉悦而难以触及读者的心灵。在数字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人类情感逐渐淡漠，表达方式也呈现模式化趋向，文学写作（无论是人工智能写作还是人类写作）在情感表达上普遍存在同质化、平面化的问题，不再能激起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在数字化生存状态下长大的年轻人真正需要的不是机械、同质的文学，而是真正能够带来情感陶冶与精神愉悦的文学，因为只有这样的文学才是人类永远的精神家园。零度写作带来的感官愉悦终究是冰冷的，而文学需要来自心灵的温度。

三、文学与人学

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的中心地位经历了三次强烈的冲击。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将人类逐出宇宙的中心，变成茫茫宇宙的微小尘埃。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否定人是上帝的子民，而是由动物一样进化而来。弗洛伊德发掘人的无意识层面，摧毁了人对自身理性的肯定。此后，现代哲人便不断对人的主体性提出追问。尼采首先喊出“上帝已死”的宣言，宣告上帝与人类理性的死亡。福柯在尼采的基础上指出，随着现代知识型的出现与消失，人也会消失，进一步宣告了“人之死”。罗兰·巴特在两者的激发下，从文学写作的角度指出了现代写作中作者的死亡。

古典写作的危机推动了罗兰·巴特写作观的形成。巴特意识到写作已经沦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工具，随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分崩离析，传统写作已经不具备优势，需要探寻一种现代的写作方式。古典写作的主体——作者已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异化，因此他要将作者逐出文本，来追求文学的解放。从这个角度来看，罗兰·巴特的写作观带有强烈的唯美主义倾向，他希望能通过作者的死亡取消文学的非文学功能，让文学回到本身。

在数字化时代，技术的发展为文学的回归创造了机遇。发达的技术给文化传播提供了更多载体，使得文学的外部功能被弱化、缩小了。反映社会现实、进行道德教化、陶冶情感、娱乐性情、增长知识等在传统价值观里都被视为文学的基本功能，但在数字化时代，文学在这些方面都不再具有优势。现代媒体在真实性上显然比文学更胜一筹，一部海底纪录片绝对比小说《海底两万里》更能让人真实地体验海底生活。在传递知识方面，网上任何一个数据库的知识容量都不会比一本小说少。电视节目、网络段子也比李白的诗歌更能够让人心情愉悦。文学外部功能的弱化，意味着文学迫切地需要回到自身，也更有可能回到自身。因为人们会更加重视文学的文学性，要求文学做到“通过诗意化想象，拓展人的精神空间，纯化人的情感，激活人类在现代化生活条件下日趋麻木的感觉与心灵”[8]。

然而数字化技术在创造机遇的同时，也对文学的回归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日益发展的网络技术、丰富的网络资源“网住”了主体的创作才能。一方面，数字化生存使得许多创作主题脱离现实生活，缺少生活实践与艺术实践经验。由于主体的异化，文学变成无源之水，很难产生崇高的情感与高雅的风格。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在方便人们生活的同时也麻痹了人们的情感、扼制了人们的想象力。习惯了即时通讯的我们很难体会“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样的思亲之情；习惯了接受图像的我们也很难产生“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的奇妙想象。文学创作者主体性的丧失使其沦为玩弄文字游戏的机器，被语言操纵的奴隶。数字化技术尽管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却让我们失去了自由意志。缺少体验与思考，人容易成为知识的奴隶，难以获得生活的意义。这种意义是“一种情感的投入，一种理性的沉思，一种意志的洞见，一种入乎其内的价值关怀”，只有通过体验与思考才能感悟，“用工具理性结构人文的意义，最终走向价值理性和意志自由的反面。”[9]。

罗兰·巴特宣称“作者已死”并不是希望作者失去人的主体性，相反他是借由作者的死亡呼吁真正意义上作者的复归。对于罗兰·巴特来说，主体的消亡也给予主体回归另一种可能性。“中性”“零度”的写作方式强调的是语言的透明，这是一种形式上的文学道德，也是从内容上返回文学本质的路径。加缪的《局外人》就以透明的语言风格，传递出深刻的人生思考，对人的生存困境、人的精神空虚进行了反思，因此成为巴特心中现代写作的典范。文学就是人学，文学艺术的目的是塑造更为健全的人格。如果写作者忽视数字化时代自身的异化，任凭主体身份被技术取代，不去探索生命的意义、思考人性的重量，割裂文学与人的联系，文学就永远不可能回归自身。

综上，数字化技术尽管带来了主体的异化问题，但是也为文学提供了回归自身的机遇。技术并不是阻碍文学发展的元凶，主体的缺席才会真正窒息文学的生命力。作者只有跨越数字化的鸿沟，去理解自我价值与人的价值，才能把握文学的本质，创作出真正打动人心的作品。

四、结语

罗兰·巴特“作者已死”的宣言到现在仍然振聋发聩。作为20世纪的文学思想家，他的写作理论在21世纪数字化时代的写作实践中得到了验证，显示出其理论思想的敏锐性与前瞻性，以及对于解读数字化写作的重要意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可见文学创作主体性的缺失在当时就可见端倪，只是在数字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愈演愈烈。

从罗兰·巴特之眸看现在的文学创作，我们更能理解巴特，也更能理解数字化文学创作的主体性。巴特的写作思想并不是对主体的简单否定，而是主张将主体从外部因素的制约下解放出来，让创作得到真正的自由，让文学能够摆脱观念的束缚重新回到语言的家园。语言失去深度、文本失去意义的数字化写作让我们意识到文学已经被技术操纵，人在数字化生存下失去了自身的主体性，难以创作出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只有作者“复活”，才能帮助文学回到本身。近些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出现颓势，根本的原因并不是数字化技术的发展，而是作者主体性的缺失。文学就是人学。当作者诗性感知与表达情感及真切体验人生、探索生命意义的能力缺失，作品就会失去人的温度，在数字化的海洋中变成供读者消遣的玩物。只有恢复人的主体意志，作者才能恢复身份，获得新的创作自由。也唯有如此，文学作品才能够获得人的温度与文学的生命，在数字化时代找回本质，成为人类真正的诗意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