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北京,100088)
预告登记发轫于普鲁士法上之“异议登记”制度,但彼时的异议登记与当下的预告登记,二者并非全然相同,两者典型区别显现于效用定位上,异议登记的效用目标是保全物权请求权,而预告登记的效用目标则是保全债权请求权[1]。又鉴于任何一项法律制度,效力皆为其首要因素,预告登记制度不外如是。我国对预告登记的规定较为简略概要,尤其是在效力规定上,仅是赋予其登记上的保全效力,其他效力未予明确。
欲探求不动产预告登记效力的模式选择与路径重塑,以下问题不可回避:其一,预告登记制度发轫于德国,其后为日本、瑞士等多国所继受,其法理基础、现实关照显现于何处?其二,从当下法律规定角度而言,我国《民法典》第221条关于预告登记保全权利的规定是否已完备周延?其三,有鉴于预告登记制度在效力方面的规定尚不够完善,立足于比较法视野,尝试镜鉴德国、日本乃至我国台湾地区相关之规定是否可行?其四,在预告登记效力消灭方面,我国《民法典》第211条第2款中关于三个月除斥期间的规定是否稳妥?凡此四者若得解决,则不动产预告登记的模式选择与路径重塑便有望实现。
预告登记请求权之本质系债权与物权双重属性的综合,是债权物权化的典型体现。该制度由一国发轫而后为多国承继,历经年而不息,其背后的法理基础与现实价值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