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人文融合中的价值对话与互鉴

罗心欲 杨尚昆

（1.中共梅州市委党校，广东梅州，514071；2.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广东广州，510900）

自《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印发以来，大湾区建设稳步推进，人文融合趋势向好。但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从2019年6月起，香港爆发的修例风波给港区的繁荣稳定、央港关系正常化抹上了一道阴影，同时也对大湾区的运作发展构成了巨大挑战。近年来，各界对粤港澳大湾区课题进行了全面研究和充分阐释，但其中对大湾区人文价值观互动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却略显单薄，不足以支撑共建人文湾区的价值定位及要务。《规划纲要》提出，要塑造湾区人文精神，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1]。事实上，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多层复合体系，其发展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方面的内容，既有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的显性求索，又有意识形态、人文维度的价值考量，而相对而言，后者的受关注程度、成绩和表现却不那么突出，这有待于更为加强及进一步提升。“人文是无形力量和最高竞争力”[2]，作为人文交流合作系统中的内核、隐秘部分，价值层面的交流对话和价值观的互鉴融通，对于共建人文湾区、深化内地与港澳合作、推动港澳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具有最深沉和根本的意义，不可能回避或虚化也不能回避或虚化。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程中，必须准确认识、深刻把握价值对话和互鉴在大湾区人文融合中的本质底色，立足长远，着眼大局，作出战略部署，明确可行路径，付诸有效实践。

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价值之维

价值是主体需要和客体功能属性相结合的一个概念，是事物见之于主体的一种关于有用性的相对关系。事物的有用属性和主体人的需要构成价值的“一体两面”，两者不可或缺。价值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源于社会存在，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建设，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仍然存在的战略机遇期，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统筹谋划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前进的一场宏大叙事，关涉国家层面、战略意义上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时代以来，粤港澳合作共赢、协调发展的活力和实力不断增强，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具备天时、地利、人和方面的有利条件。通过顶层设计和各方联动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既是改革开放规律运行的必然结果，更是顺应客观形势、紧抓发展机遇的主动作为，意义十分重大。从港澳方面来说，粤港澳大湾区是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全新通道，以及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共担民族复兴大任、共享国家发展红利的集成平台；从中央、内地方面来说，可凭大湾区这一重大抓手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一国两制”新局面，这是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融合世界的一个桥头堡，以及参与全球治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块试验田。

根据《规划纲要》，大湾区具有“五大战略定位”，即要建成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3]。这是一种价值引领、价值导向，但也面临一个价值解读和价值选择的问题，在这里，“‘价值中立’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只是一个研究起点，最终由现象研究、价值澄清而至价值判断”[4]。这一国家发展战略首先由中央高层提出、部署和推动，直接利益相关方是粤、港、澳三个地区，在中国现行的行政体系和央地关系体制下，粤方与中央在战略方位、政策意图、发展方向上保持高度完全一致自是不必言说，具有价值逻辑的同质性、一致性。但是，作为高度自治的港澳方参与和融入这一战略，不仅扮演着与粤方有所区别的功能角色、承接不一样的权利责任，而且还能相对自主、有选择性地趋向其所委身的价值，有自己微观的价值预设和价值遵循。在大湾区的公共框架内，粤方作为一个执行者的价值主体存在，而港澳方更多是以一个响应者、合作者的身份出现。于是，在同一个大湾区的平台上，不同个体带着自己的价值实践体系来对待和处理合作事宜、合作行动，以实现自身的价值目的，由此产生价值际会与价值对话事件。其间，一方面，各价值主体以对方作为达至自己目的的手段，激发合作开放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以互利共赢、彼此成就的成效论证这种价值自利、自洽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因为只有通过不同的价值交汇、磨合，促成思想上的价值共识及基于共同利益的价值认可，才能真正实现大湾区事业的建设和发展。

二、粤港澳大湾区人文融合的核心要求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前提是粤、港、澳三个部分的“组团”，在机制构建的基础上达成有机融合，营建共存、共生、共赢的区域社会生态关系，其除了开放布局、区域经济意义上的形态整合行动外，还是一个内外相宜、神形俱合、人文融合的民心工程。它所持有的不是粤、港、澳简单机械相加的加法模式，而是具有扩散效应的“乘法模式”，或者正整数基础上的“次方数模式”，其中的先决条件就在于“融合”。就此而言，大湾区建设不仅有区域、体制、经济融合的直观考量，还有人文融合的原始基础和内在需求。粤港澳文脉相亲的事实和传统由来已久，以历史、人口、语言、文化上的同一性构成集中而突出的人文价值链[5]，文明融合的佳话流传甚广，留下了丰富的共有人文资源遗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6]作为大湾区建设的重要一环、“软件”程序和有机部分，发挥好粤港澳文化同根同源这一潜在优势，推动文化交流互鉴和人文融合，能为大湾区建设提供深刻而持久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机理元素及价值论据。正因为此，《规划纲要》提出了“共建人文湾区”的使命任务，明确大湾区建设人文向度下的共融视角。

在人文融合中，价值对话和互鉴无疑是最高层次的部分。如果说文化是人的主体性存在形式，是将人与自然区分开来的主要标志，那么价值就是划分人类群体的一个根本标准。价值体系属于思想文化范畴，居于文化体系的核心位置，包含一定时期某一群体的共同理想信念、准则规范、伦理道德，以强大的指向性精神力量，潜移默化地引领并作用于社会和个体的一切活动。当前形势下，如何善用价值分析法研判和评价日益凸显的风险矛盾问题，统筹公共价值追求，凝聚社会价值共识，为大湾区有序建设和健康发展提供坚强的思想政治保证，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港澳和内地的“价值分立”，是长期以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冲突和对立的产物，随着冷战思维的终结以及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推进，经济、政治、文化交往活动的深入以及彼此间的渗透连接，大湾区内部政治理念和价值观的融合将成为可能。尤其当经济全球化推进，人们对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愿景变得更为清晰和迫切，这为价值对话和互鉴提供了合法性土壤。在大多数港人看来，民生、发展、秩序稳定议题是优于所谓民主政治价值的，况且，民主政治因其相对性而模糊不定，但前者却意涵明确而富有现实意义，这也是当前香港总体人心思稳，可能实现由乱而治转向的根源所在。当然，价值对话和互鉴是隐藏或附生于这些努力中的。同时，“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7]，价值对话和互鉴本身也表明了一种态度，就是价值绝无高低贵贱之分，只有有用性和实际效益之别。

三、粤港澳大湾区价值对话和互鉴的探索方向

（一）科学准确诠释“一国两制”要义

粤港澳大湾区是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和四个核心城市”的架构规划建设的[8]，其出发点、落脚点在于“一国两制”的创新实践上。“一国两制”是港澳顺利回归的制胜法宝，也是回归后的港澳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关键要诀，更是推动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政治前提和制度框架。按照“一国两制”的规制逻辑，在单一的国家结构体系，利用大湾区的实践平台，容纳港澳资本主义性质以及广东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这无论对港澳还是对广东都是最符合各自实际、最有利又相辅相成的制度框定。但是，这里又相对淡化和搁置姓“社”、姓“资”之争，都以保持自身原有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包容对方生活和价值观作为开放性保障。

这个大的原则和方向毋庸置疑，在涉及港澳发展问题上，大湾区建设是以中央“一国两制”要义为唯一标准与核心准则的。香港修例风波折射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是，反中乱港势力“另类诠释”干扰“一国两制”实践[9]，使“一国两制”脱离价值初衷。以此为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大湾区建设绝不是“港澳优先”、向港澳“妥协”的政策安排，而是为了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深化互动合作；绝不是政治实体间的对弈重组，而是区域经济实体间的融通再造；绝不是主要依靠中央和内地的支持、付出，而是强调多方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以及责权利公平对等原则；绝不允许西方价值观以民主之名大行其道，而要守住港澳繁荣稳定秩序的底线。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科学准确诠释“一国两制”要义？这就涉及到“一国两制”的话语构建问题。首先是理论话语。只有明确科学、严肃而强有力的话语方式，才能确保牢牢把握话语权。要以把握“两个大局”①2019 年5 月2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恢宏气度，运用当代马克思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体系，深入阐释“一国两制”及其与大湾区建设的深切关联，真正从为什么建设大湾区、建设什么样的大湾区、如何建好大湾区这样的角度来确立合法性理据和话语权，进而巩固共建共享大湾区的思想政治基础。其次是实践话语。有道是“事实胜于雄辩”，“一国两制”的话语构建离不开实践支撑。“一国两制”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和民众日常，让人们在实践中感悟它、尊崇它、支持它。因此，要牢牢抓住“一国两制”的价值基点，关切港澳广大民众的民生利益诉求和民心价值愿望，建立完善利益共享政策、机制和法律法规，以制度保障和利益实惠提升全体港澳民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

（二）加强核心价值观的比照和融通

核心价值观的对接是价值对话和互鉴的重要纽带。所谓核心价值观，是起着关键作用、处于引领地位的价值观念，是对价值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反映人们价值共识的“公约数”。价值对话和互鉴，大体上表现为核心价值观的交流、交锋、交融。无论内地还是港澳均在总结自身价值实践的基础上，凝练人们所秉持和践行的价值理念、价值原则和价值准则，形成了各自倡立的核心价值观，是自觉实践概括和创造性理论建构、实然现实成果和应然精神追求的统一。其中，内地从党的十八大提出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来，就依此勾绘出全国、全社会以及亿万国民的完整精神家园，走上了“国家有信仰、人民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的良性轨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社会主义为定语，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依序系统界定。而香港的核心价值观几番表述、多方提出，体现了香港社会的多元化特性。在多个论述中，有2004年6月的《香港核心价值宣言》版和董建华所述的“务实主义和理想主义融合版”，有2009年6月的《香港再出发宣言》版，以及2012年的梁振英就任致辞版等，归结起来，所表述的价值观精神大同小异，集中于自由民主、公正法治、公平正义、多元包容等方面。此外，澳门的核心价值观相对简洁，主要就是爱国爱澳、一国两制，体现了澳门对中心秩序和大陆方面的价值向心力。比较起来，在大湾区范围内，港澳和粤方所遵循的核心价值观既有诸多相通的提法，但在实质内涵方面理解不同；香港核心价值观没有细分多层，以重点陈述社会价值观为主，没有国家层面的愿望和要求，这也导致了香港在国家意识、国民意识方面的淡薄，而大陆方面着眼处理国家、社会和个人的价值关系，统合了国家政治理想、社会伦理取向、个人行为准则的内容。因此，以包容开放的心态展开价值对话和互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加强吸收港澳核心价值观的落实和践行机制，注重从港澳地区中西文化交汇中吸取西方文明的精华，实现“为我所用”的目的。同时，港澳也需抛却门户之见，尤其香港要消除部分人心目中其自身价值观上的虚妄“优越感”，增补国族认同方面的价值观成分。

（三）创新港澳青年价值认同机制

青年在大湾区建设中发挥着特殊重要的作用，是大湾区建设的生力军，也代表着大湾区的活力和希望。赢得青年的身份认同、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就赢得大湾区的美好未来。但同时，青年因接受外界新鲜事物快，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可塑性强，且从小接受西式教育者众，某种程度上也充满不确定性。当前，很多学者普遍对青年群体表示高度关注，对这个群体身上出现的一些问题表示忧虑，比如涂海霞等认为，部分港澳青年对祖国有疏离感，国家和民族归属感不强[10]；邹学平指出，澳门青年政治认同已出现偏差甚至危机[11]；田飞龙揭示，香港治理存在“青年问题”[12]，等等。对此，我们应加以警觉，开展认同壁垒的“破冰”行动。切实推动港澳青年通过大湾区培育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亲近感，不断增强身为“中国人+本土人”的国民和公民意识，也是大湾区建设的民心工程。一是要积极塑造青年价值理性。无论价值如何多元多样，在一定时间内和一定情境下，只能委身于一种价值。教导青年价值观，最有效的方式是传授价值认知方法论，教育其用正确的价值标准客观看待国家和民族发展大局、看待大湾区的历史使命，懂得关注、理性分析社会和人生当中的价值现象和问题，学会过正常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在这个过程中，教育对象不仅针对港澳青年，也包括内地青年，只有实行同教同学才能尽可能消除彼此的心理隔阂、价值鸿沟。二是要深入开展青年爱国教育。应加大支持力度，创新方式方法，积极培植青年爱国力量，使青年爱国运动薪火相传。可基于港澳中西文化长期交汇共存的特点，加强中华传统文化和岭南文化的宣传普及，加强宪法和基本法的宣传教育，激发爱国人文情怀，明晰爱国法理依据。要树立问题意识，坚持激浊扬清、解惑释疑，及时回应、解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以案例分析、警示教育的形式帮助青年辨别是非，防止青年误入歧途。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占领网上传播阵地，为青年创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三是要多元构建青年参与机制。最好的教育是实践教育。要根据青年身心发展规律和时代需求，拓宽大湾区青年参与社会实践的途径与渠道，包括政治参与、文化参与乃至经济建设参与，加强青年参与平台、阵地建设，积极组织开展各种青年社会实践活动，塑造大湾区青年集体价值意识。积极引导、大力支持港澳青年投身和服务大湾区建设，创造一切可行条件帮助他们成长成才，在与国家和民族发展、大湾区建设同心同向、同频共振中出镜出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