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济沧《治国学门径》初探

刘 英

（湖南科技学院 国学院，湖南 永州 425199）

一 作者简介

汤济沧（1877－1934），名振斋、振常，以字行，浙江吴兴（今湖州）人。中国近代文字学家，著有《读书法》《文字探源》《新式国文读本》《治国学门径》《孟子论文》《识字审音》《汉字偏旁考》等书。早年曾任教于上海务本女校和南洋中学，其中他在南洋中学任教长达二十年，是该校的元老级人物。南洋中学的前身是1896 年王维泰在上海创办的育材书塾，1900 年由其侄王培孙接办，并于1904 年正式改称“南洋中学”。在王培孙主持南洋中学的这段时期，此校所获得的几项重要成就可以说都是和汤先生分不开。其中一项便是古籍收藏，王氏喜好藏书，在主持南洋中学不久后，便与汤济沧共同开设利川书店，以书店之盈利补贴办校经费，收购故家遗藏，出售一般，保留其精粹[1]68，为南洋中学的古籍收藏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胡怀琛的纪念碑文中亦曾有记载说，在王培孙与汤济沧的经营下，南洋中学的古籍收藏名扬全国。除此之外，汤济沧还应邀参加了开明书店（王培孙与夏清贻于1902 年在上海创办，积极出版中学教科书，大约在1909 年并入上海集成图书公司）的教材翻译、编纂计划、写作出版等事项。并在此期间翻译出版了数种著作，如《华盛顿》《新国民谈》《修辞学教科书》等。1906 年，汤济沧与湖州旅沪学界的一些代表人物为“谋求革新桑梓庶政”，组织成立了湖州旅沪学会。1907 年，为解决移民子弟的就学问题，建立了湖州旅沪公学，后来发展为旅沪中小学，是上海有名的同乡私立学校。同年，湖州的吴兴女校成立后，汤氏担任此校校长一职：

该校校长，先由沈谱琴聘请潘芸生担任，一年后由汤济沧继任。汤为湖州人，在上海务本女校任教多年。不久聘请上海务本女校教师汤国梨为校长，汤为章太炎之夫人。[2]264

20 世纪20 年代，汤济沧还创立了上海文科专科学校，陈白尘的《少年行》中便记载了他当时的教学情况：

至于汤济沧校长，他上课是最勤的了。他教的是文字学，我们学生都购了一部《说文解字》，他就按书一字一字讲下去。不过，他题外的话更多。他自称是国民党员，他这学校是党办的，将来革命成功，学校将改为公立，并迁到郊外去，还要建筑庞大而漂亮的校舍；因此，别小看这学校目前如此简陋，其前途是无量的，云云。……但到第二年，谜底揭穿了：汤济沧确实是个国民党员，而且是潜伏在上海的一个右派。在“四·一二”大屠杀后，他成为上海市党部的委员之一，于是他做官去了，上海文科专科学校遂宣告停办。[2]264

从陈白尘的回忆中，我们可以得知，汤先生不仅在学术界中有所作为，而且在政界之中也有不小的成就。他从政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后不久，先是任沪军都督府秘书长，后又历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上海临时政治分会委员、江浙财政委员会和上海财政委员会委员、上海特别市政府参议、江苏省沙田局局长、浙江省硝磺局局长、财政部国有地产管理处副处长等职，于教育、财政等领域都有涉及。

汤氏一生，前半生投身于治学，晚年投身于政治，这在他所著的文章中也有鲜明的体现，早年发表文章多以讨论文学、文字学方向的国学著作，后期著作则以政界工作为主。其文章多发表于1920－1935 年，且以发表在《湖州月刊》上的尤为最多，除去《社员表》外，大约有13 篇，分别为《戏剧材料的研究》《文字分类学》《吴兴县务改组的意见》《四库全书和湖州》《社务报告：第六届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临时会议纪录（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社务报告：第六届执行委员会第十二常会处理寿圣庵委员会联席会议纪录（十九年四月十二日）》《只要识一百个字：一切应用的字，无一不识》《解决识字普及方案之商榷》《社务报告：第八届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常会（二十一年七月二日）》《印行四库全书书目之商榷》《湖人宜注意人造丝说》《异平同人说（附表）》等。值得一提的是，汤先生曾在1924-1925 年间担任《湖州月刊》的主编，他与张静江、陈蔼士等三十余人于1924 年6月1 日正式成立湖社，并在同年“七月十九日理事会临时会”中被推定为编辑主任，拟定月刊格式及刊载文字次序，但因后来事务繁忙，于1925 年3月辞去该刊主编的职务，推潘公展为编辑。[3]34其实除了《湖州月刊》外，年创办的《湖州日报》，汤济沧亦是发起人之一。

另外，关于汤氏生平，胡怀琛1935 年所著的《南洋中学四先生纪念碑文》中有记载，其中写道：“汤先生讳振常，吴兴人，生于清光绪三年，卒于民国二十三年，五十八岁，在校前后约二十年。”

最后，关于汤济沧其名，后人对此多有误解，常把“汤济沧”写成“杨济沧”，且其所著《治国学门径》一书，学者大都误称为“治国学门径书”。究其原委，这两个讹误最早出自姚明达所著《中国目录学史》[4]307，此后学者也大都不加考辨，延续了姚氏的错误，例如申畅、陈方平等人编写的《中国目录学家辞典》，吕绍虞所著《中国目录学史稿》，周少川所著《古籍目录学》，董德福所著《梁启超与胡适：两代知识分子沉思历程的比较研究》，徐泰来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记》，申少春编著的《中国近现代目录学简史》，乔好勤所著的《中国目录学史》，以及张新民主编的《阳明学刊（第1 辑）》中，均将“汤济沧”写为“杨济沧”，将《治国学门径》著录为“治国学门径书”，以讹传讹，流传甚广。

二 《治国学门径》版本著录与内容概述

《治国学门径》是汤济沧出版的一本目录书，自初版后再无刊印，笔者目前也只收录到一个版本。

《治国学门径》，中华民国十四年（1925）九月一日初版，138 页，32 开，定价为大洋四角，有作者序跋。据版权页上显示，发行者为上海文科专修学校，印刷者为上海交通印刷公司，分售处为上海西门斜桥寻源中学、上海河南路中华书局、上海栱盘街著易堂书局、上海福州路世界书局等地。且发行者右侧印有其地址，为“新开路北成都路七百四十九号”，印刷者两侧印有其地址与电话，分别为“南市大东门内”“电话五一六号”。

但关于此书版权归属，却略有问题，书上明确写着发行者是上海文科专修学校，印刷者为上海交通印刷公司，寻源中学只是分售处中的一处而已，但本书封面却写着“上海寻源中学印行”。此书只在1925 年一版过，之后无再版，所以考证第一版的信息尤为关键。虽然汤氏曾任上海文科专修学校校长，但寻源中学与文科专修学校并无直接关联，故对于发行者的考订亦无从下手。

整本书篇幅不长，主要介绍了一些国学入门书目和读书方法。关于序言部分首先是列出文科专修学校国文学系的课程，告知青年：“本校选用学者应读各书，分年教授，注重讲解诵读，俾来学者，不论男女，均可由浅入深，立定基础。”[5]2并节录当时大学文科各门及高等师范本科各部现行科目以资比较。而后又列出寻源中小学国文科教材，指出其所读之书与文专多有重复，宜“变通办理”，否则会减少学者兴味，并告诫青年，读书要温故知新，动心忍性。

关于本书正文部分，以下便以目录为序，分为八个部分进行介绍：

（一）曾涤生《家训》

此部分内容是从《曾国藩家书》中节选的一小篇，主要是曾国藩对长子曾纪泽关于读书方面的建议，告诫其子“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并选列出应读书目，望长子能继承其志，“将《四书》《五经》及余所好之八种一一熟读而深思之，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5]2而后又劝介其子读书不必别标汉学之名目，需借鉴数君子之门径。这其实也是汤氏作《治国学门径》一书的目的。

（二）章太炎《中学国文书目》

关于引言部分，章太炎开篇即说明为救学弊论，本想专言史学，但恐主张太过，便“意取博泛”，不专以史部为主。他认为“凡习国文，贵在知本达用，发越志趣，空理不足矜，浮文不足尚也。中学诸生，年在成童之上，记诵之力方强，博学笃志，将以此始。若导以佻奇，则终身无就”。[5]3于是便作此书目以供选读。

章氏所选书目大致可分为七类，分别为经部之书、史部之书、子部之书、集部之书、小学之书、儒家杂家小说家之书与法律礼制之书。所列之书或诵或讲，每本书后都有对此书的评价和与之相应的参考书。

经部之书所列四本，参考书九本，共计十三本。章氏首先是解释选此四经的原因，认为：“观其经法行事，足以识古。”而后又说明因四经“义训奥密，篇第杂乱，事状深隐”，故选备参考之书以供选讲。最后指出今古文之争与汉学非汉学之辨是专于经者之事，非学校所授，故不列出，总体来讲便是“皆依于大体，不流于琐碎”。

史部之书所列五本，参考书三本，共计八本。章氏倡导读史能发人志趣，益人神智，“其用实倍于经，非独多识往事而已”，并以中兴二十八将与吕蒙等人为例，说明通史致用的重要性。而后又对当下学校多“专趣口讲”“偏详皇古而略近代”“舍实取虚”等一些现象进行批评，指明其与当时利病相隔，终不可以为训。

子部之书所列十三本，无参考书。关于诸子之学，章氏认为：“诸子非纯粹哲学，大抵可行于身，可施于国，与张皇幽眇，空理取胜者大殊。”[5]8并一一说明选此十三本书的原因。

集部之书所列四本，无参考书。关于集部，章氏主张若要陈说事义，非文不宣，若要抒写性情，则非诗不达，然中学诸生“方务为学，此则未暇”。便只取这四本，使其知晓辞尚体要，诗规正则。

小学之书所列五本，无参考书。关于文字训诂一事，章氏认为“非十年不为功”，但若不识其源，则难读旧籍，导致读书而不识其字，识其字而不能正其音，是为“冥行暗索”而已。

儒家杂家小说家之书所列四本，无参考书。关于此类书目，本属诸子一类，但章氏却特别拈出，肯定此四种非诸子之说所拟，故分出于子部之外，为学者博其趣。

法律礼制之书所列四本，无参考书。章氏极为重视此类书目，强调文人若不知礼法，则“猖狂自恣，流害于风俗，甚于盗贼”。所列虽只有四本，但却包含近古，极具代表性。

（三）梁任公《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

这是梁启超应《清华周刊》记者之约所编的一份书目，收书约一百六十种，可分为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韵文书类、小学书及文法书类与随意涉览书类等五大类。并于此目录基础上另附《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一则与《治国学杂话》一则。

梁氏所著的这本书目，不仅在注释、提要部分较为详实，而且于每本性质、内容也都有详细的介绍和切实的评价。对于所列之书，他往往都能提出阅读此书时所遇到的问题，并以亲身体会导示青年读书的方法。例如，对于浩瀚难读之书该如何读的问题，便给出了三种方法：一曰“就书而摘”，二曰“就事分类而摘读志”，三曰“就人分类而摘读传”。且每本书之后，作者基本都会标明诸如“熟读成诵”“全部浏览”“择要浏览”“宜浏览”等字样，有的甚至会罗列必须读的部分、绝对不必读的部分与可读可不读的部分，对读者进行了一番详细的引导。不仅如此，对于有些书目，任公还会融入自己的治学经验，例如列出随意涉览之书一类，便是他自己切实体会：

学问固贵专精，又须博涉以辅之。况学者读书尚少时，不甚自知其性所近者为何。随意涉猎，初时并无目的，不期而引起问题，发生趣味，从此向某方面深造研究，遂成绝业者，往往而有也。吾故杂举有用或有趣之各书，供学者自由翻阅之娱乐。[5]30

至于附录《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一则，梁氏解释说：“惟青年学生校课既繁，所治专门别有在，恐仍不能人人按表而读。”于是便拟最低限度书目一则，所拟之书共二十六本，可谓是重中之重，为中国学人必读之书。

第二则是《治国学杂话》，梁氏首先对当时青年学生提出两个忠告：一是学生要做好课外学问，不能只求讲堂上功课及格；二是学生最好要在学校时代便养成“读书成趣”的习惯，这于一生都是有益的。接着又鼓励学生多读中国书，不能只读外国书，中国书没有整理过，读起来必然是十分困难的，但会做学问的人却认为趣味便在这一点，“吃现成的饭”是最没有意思的事。并且，对于如何读中国书，他还给出了两种方法：其一是在读书的时候要有抄录或笔记；其二是在读书的时候要带着“著述之意”，以进行自我鞭策。接着又对前文所提倡的“熟读成诵”进行了解释。所谓“熟读成诵”，并不是要人勉强记忆，而是希望读者能够临摹熟悉，于生活中有所应用。标有“熟读成诵”的书目，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一种是“有益身心的格言”。这两种书目都是能够于社会生活中用得着的。最后是梁氏对清华学子的告诫，希望“诸君对于国学的修养，比旁的学校学生，格外用用功”，不负所受的社会恩惠，做“中国留学生”，不做“美国留学生”。

（四）胡适之《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关于此书目，胡适于开篇便声明作此书目的原因，不只是为应清华诸生所作，也是为普通青年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常识所编。继而又道：“这虽是一个书目，却也是一个法门。”这个法门同时也是对“治国学有何门径”的回答，即“历史的国学研究法”。在作者看来，国学在当时是没有什么门径可谈的，但在没有门径的情况下，他便想出了一个简便而实用的方法，即：

用历史的线索，做我们的天然系统，用这个天然继续演进的顺序做我们治国学的历程。这个书目便是依着这个观念做的，这个书目的顺序，便是下手的法门。[5]48

适之先生所列书目大约一百八十八本，可分为工具之部、思想史之部和文学史之部等三个部分，并于此基础上，另拟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一则。其所列之书，每本书后皆著录有作者与出版者，而注释和提要却是根据需要进行灵活处理，例如有些书目专注于版本的介绍，告诉读者什么版本价格便宜、什么版本易得，读书时选什么版本为好；有些专叙其内容价值；有些则侧重于阅读时需要注意的事项。值得一提的是，每部书若有最易得的版本，则会为之注出。这样不仅方便私人使用，也适合一切中小学校图书馆及地方公共图书馆购藏。

（五）傅屯艮《中学适用之文学研究法》

这部分内容主要是探讨中学生该如何研究文学的问题，傅屯艮认为对中学时期的学生来说，研究文学除了要“具足文学普通知识以植他日致用之基”外，也是为升学考试做准备，所以本篇所论，“专求切于事实，自信无高远难行之弊”，以保证能够切实帮助到中学生。中学生该如何研究文学呢？傅氏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即时间的利用、书籍的选择和方法的适用。

关于时间的利用，作者主张寒暑假的时间、星期日的时间和自修时间是最为重要的，学生应当合理有效利用这三个时期进行学习，若能持之以恒，于文学研究上定会有大收获。他指出学问之事当是“日积一寸，则得一寸；日积一尺，则得一尺”，今之学生，不言国文难通，却言无暇读书，实为大误。所谓书籍的选择，傅屯艮于文中有明确的说明：

文学分实用与美术两途，要其必资于读书则一。盖为文在积理富，见事明，成法多，字义熟。胸中无物，即腕下不灵。故“多钱者善买，长袖者善舞”，不事为学而欲言文，犹买而无资也。言书目者，向以经史子集分部。今欲学文，似偏于集之一部已足。要其本原，则经史子实开其先，不可废也。[5]67

而后便列经部之书、小学之书、史部之书、诸子之书与集部之书以备文学研究之用。

经部之书所列七本，每本书后著有作者、简介与提要。关于经部之书，傅氏认为其文实为天地之至文，即使不专于治经，也可当作文学书来读，但当时许多学校却以不合时制为由而废经，这让他不得不感叹道：“实为文学之厄运。”

小学之书所列不多，只有两本，每本书后同样著有作者、简介与提要。关于小学之书，首先是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小学者，附于经学，为古人作翻译之书也。”所以，读古书者，必治小学。而后又进一步解释了何为小学：“小学者，语言文字之学也，分形、声、义三部，知形能书，知声能读，知义能解，而小学之能事毕矣。”[5]68

史部之书所列十本，每本书后皆有作者、简介与提要。在文中，傅屯艮明确地指出历史为文学之所自出，向来是历代文学的总集地，一国的民情风俗、政治学术，皆备于史籍，研究文学是万万离不开史学的。不仅如此，读史的益处还在于洞知古今国情，是为根底之学。

诸子之书所列十本，每本书后著有作者、简介与提要，对于学子们了解古代先哲的思想，开拓学术视野，颇有引领作用。

集部之书所列四十五本，大致可分为诗总集、词总集和各名家专集，每本书后亦著有作者与提要。何为集部？傅先生在原文中说道：

集部者，史子之散余，古人有名篇而著无专书者，则史家录入传中，故其集在史。其经己手撰辑，或门弟子及后人所撰辑，成一家言者，则为子书，故其集在子。[5]73

另外，就分类来讲，集部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总集，即作者不止一人，是由经选家删合而成一集；一是别集，亦称专集，即集一人所写诗或文，不参以他人之作。

最后，关于方法的适用上，傅屯艮先生认为为学当以立志为先，立志之后，又当以治心为要。中学时期正是立志之期，国文之学又为致用之学，故中学生在此期间当宜自勉，为学当以致用，如此才能有利于群众，能够服务于社会。但是，若无“条畅舒达之笔，以议论政事，宣布教命，推陈学说，发表意见，言格格而不通，语期期而难晓”，又将如何谕众？如何行远？如何服务于社会呢？对此，他给出的回答是“读书”，只有读书方能知晓本源之事，洞知古今事物之理、成败盛衰之故，方能以立身行己作为道。但书该如何读如何阅呢？接下来便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解答，读书与阅书不同：

阅书宜博，读书宜约；阅书宜多，读书宜少；阅书宜速，读书宜缓；阅书宜略，读书宜精；阅书只看其大处，读书兼看细处；阅书如走马看花，读书如拈针刺绣；阅书如入山采药，视吾所用者则取之，读书如嚼物下咽，必一一细领其味之所在。[5]84

关于读书，首先要选出必读之书，然后将全书粗阅一过，或选全篇，或选一二节，或仅取一二语，进行精读，选阅之后再进行二次阅读，再将其或补或除，如此便能选出一本合适的读本。读本除了需要全篇阅读外，最好还能进行抄录，目的有四：一是以免书卷繁重无从检阅之劳；二是以免遗忘之后难以翻检之苦；三是加强重视；四是加强熟练程度。除此之外，读书最好能够开口朗读，并达到“心到、眼到、口到”，且需常有温习之功。

阅书之程序，宜先看其序。即一书到手，先看其序乃知大意，而后考录著书者所处时代及文中的同时代之人物。如此，长时间之后便能以此书通彼书，最后，再进行详略选阅。且阅书需有常功，有专力，有日记，有摘本，规定每日需读页数，不可耽误，若有不得已之事，则次日补上。

（六）摘录沈信卿《国文自修书辑要》

该部分内容所讲不多，书目也较为简要，罗列之书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在文字范围之书，一是在文章范围之书。文字范围之书所列两本，参考书十八本。文章范围之书所列四本，参考书十八本。参考书所列虽多，但指出无力买书者不必尽读。最后，沈氏还在文中劝告青年，除了要研习国文，还要涉猎其他实用之科学，以增进个人吾国文化之基础。

（七）摘录徐敬修《国学常识》

此书目大致可分为十类，分别为研究小学之入门书籍、研究音韵之入门书籍、研究经学之入门书籍、理学入门书籍、研究历史必要之书籍、子学必修书籍、重要之文学书籍、诗之取材类书籍、词之取材类书籍和六朝以前之小说，每本书后著录有作者与简介。在此书目基础上，汤济沧又作简表二通，以备学者探索。

（八）汤济沧《中小学国学书目》

汤氏编此书目，旨在为学生“指示研究国学途径之用”，但因主要针对中小学生所读之书，故其所列书目主要按时期分类，分为小学时代所读之书、第一类中学时代所读之书和第二类中学时代所读之书，并在此基础上又附说几则。

第一则附说所论为读书辩惑，主要是针对读书时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解答。汤氏所提有两问：其一为书之大别之何如？其二为诵读之书，其分别先后，当以何为标准？关于第一个问题，作者先是说明了何为参考用书，何为消遣之书，何为翻检用书，而后又依据年龄而定，指出书当如何讲解与诵读。关于第二个问题，作者亦给出了三个标准：一是看浅近与艰深，二是看诵读之难易，三是看卷页之多少，并强调书籍必有最要次之分，择要先读。关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他其实想说的只有四点：

一、年幼之时读本与讲本宜截然别分；二、宜专读名人著作；三、所读之书，贵熟不贵多；四、能理解者读，未能理解者亦不妨读。[5]110

第二则附录所阐述的是作诗的门径，汤氏主要讲解了辨四声法与辨平仄法两个部分，并于后文总结道：“四声能辨，平仄已明，填词亦非难事。”

第三则附录主要论述了三个问题：第一，即何为纽何为韵？对此，作者以英文证之：纽者，即为英文中的无音字；韵者，即为英文中的有音字。第二，纽与韵如何用？答曰：“上纽下韵，两两合并。”第三，何为双声叠韵？作者解释道：“类聚同纽而不同韵之字于一处，谓之双声。类聚同韵而不同纽之字于一处，谓之叠韵。”[5]120

第四则附录论习字，汤氏认为国人习字，大楷专临颜、柳、欧、赵，小楷专临王、赵，但当今翻印之帖与旧拓之帖相比，简直面目全非，所临者诡怪百出，误人不浅；且就柳体来看，其体虽佳但不易学，并不适合初学者临摹。于是选取钟鼎、篆书、隶书、大楷等四种字体，另列书帖为习字者所临摹。

第五则附录为佛学入门书目一则，作者首先节录金陵刻经处行僧学堂课程表一通以示读者，而后又专列俱舍宗、成实宗、律宗、天台宗、贤首宗、慈恩宗、三论宗、禅宗、密宗、净土宗等十宗经书，以资研究佛学者参考。

以上八个部分便是此书所讲的主要内容，最后所附的各家书目比较略表，笔者在此不多作阐述，只摘录特别启示一则，以便学者对此书有个更直观的了解：

济沧编辑此书，本为文科专修及寻源学生指示研究国学途径之用，私人之说，或恐未能取信，特举曾、章、梁、胡、傅、沈数人之言为证，以明其确当不易。第既已成此小册，不妨公诸同好。所憾者个人之闻见有限，尽有极精当之书目，未曾寓目，向日又不甚留意及此，亦有随得随弃，今不复能忆及者。倘承阅看本书诸君代为搜访寄示，一经采用，甚愿从重酬谢，诸希垂注是荷。[5]125

三 学术价值

20 世纪20 年代，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倡导封建文化，复古思潮死灰复燃，以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以梅光迪等为代表的学衡派，以及以胡适为代表的训诂考据派，纷纷起来倡导国学，保存“国粹”，形成一股研究国学的浪潮，于是便出现了许多国学举要书目。[6]335在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影响下，当时编制国学举要书目竟形成一股风气，这和复古思潮盛行是一致的。汤济沧先生所编的《治国学门径》一书，便是在此大背景下产生的。

《治国学门径》一书收录了当时许多著名学者所编的国学目录，这种编纂方式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便于比较了解，让初学者通过阅读多种不同的书目能够对研究国学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并根据自身需要借鉴每个学者各自的读书方式。除此之外，初学者通过阅读多种不同的书目也能够对研究国学有了更深一步的感悟。总的来说，此书至今仍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其中所列目录不仅为当代国学初入门者指明了研究方向，而且也为专家学者提供了重要学术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