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论死亡的“二重奏”意义
——兼与儒家死亡哲学比较

沈宝钢

对于人类而言，一个无法逃脱的宿命就是死亡。死亡如同一把时刻悬在人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随时都可能降临。出于对死亡的本能恐惧，人类自诞生起就开始了探索、追问死亡的漫漫征程。千百年间，几乎所有中西方哲学家都对死亡问题进行过探索，乃至死亡哲学已成为如今大学哲学系的一门专门性课程。18世纪～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G.W.F.Hegel)在其经典著作《精神现象学》中对死亡问题有过精彩诠释，但在以往的死亡哲学研究中却未得充分重视。因此，本文拟以《精神现象学》为学术资源，对黑格尔的死亡观进行一次呈现，并在“文明对话”的宏观视野中，将其与中国文化的主干——儒家的死亡观进行比较，试图寻觅二者的相通相异之处，而其学术意义诚如靳凤林先生[1]所言：“在全球化浪潮不断高涨的今天，加强中外生死哲学的比较研究已势在必行，但要将我国生死哲学比较研究引向深入，除了继续进行宏观层面的比较研究之外，必须从微观层面对中外传统性经典著作进行个案比较研究，唯其如此，方能真正看出东西方生死文化的本质差异……以便使中西生死文化互取所长，补己不足”。

1 死亡是“自然”与“自为”的“二重奏”

1.1 死亡的“自然”性

几乎所有哲学家都认为人由生至死是自然规律的推动，黑格尔也不例外。黑格尔[2]11首先定义死亡：“个别的人作为个体而达到的这种普遍性，是纯粹存在，是死亡；这是直接的自然的变化结果，不是出自于一种意识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