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传统”与“反传统”
——从“青年必读书”事件说开去

冯跃华， 陈 瑾

(1.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2.咸阳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陕西 咸阳 250022)

作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最知名的作家之一，鲁迅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例如，从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到鲁迅晚期的《故事新编》；从犀利的“杂文”写作到抒情的旧体诗；从缜密的学术研究到回忆性的抒情散文[1]。随着社会思潮的变迁与开放，有关鲁迅的学术探讨逐渐深入，鲁迅的形象也经历了由“神”到“人”的变化。与此同时，有关鲁迅文学创作、生活习惯、性格的矛盾性等方面的研究也被陆续推进，一个更为真实、丰富、血肉丰满的鲁迅逐渐为人所了解。在相关的讨论中，鲁迅的“传统”与“反传统”得到学界的持续关注，成为学界争相谈论的话题。其中，曾轰动一时的“青年必读书”事件可谓是热门话题之一。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以史料为出发点，立足具体的历史语境，对“青年必读书”事件进行再探讨。

1 “反传统”与鲁迅的文学创作

1925年2月，鲁迅应约为《京报副刊》开列“青年必读书目”，在填写书目的表格中，鲁迅写道，“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2]7。据王存奎统计，“青年必读书”共收到“海内外名流学者开列的书目78个”，其中包括胡适、梁启超、周作人、周树人、顾颉刚等人。虽然此次开列的书目表现出“中西调和”的倾向，但书目的重心仍旧“偏于国学和文学”，马玉藻、马叙伦等人的书目，“几乎全是清一色的国学著作”[3]。相较于多数人对“国学”的偏爱，鲁迅则在“附注”中写道，“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理由则是“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紧要的是‘行’，不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