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国七家学说与齐都文化中心地位之形成

张晨霞 耿振东

（山东理工大学 a.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b.齐文化研究院，山东 淄博 255000）

不同的地域往往承载着不同的民情风习和不同的精神风尚。《礼记·王制》记载“王使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即通过诗歌体察各地民情；《诗经·国风》按不同的地域汇集诗歌，结集为十五国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有鲁国乐工奏诸国之乐，吴公子季札发出不同的感慨。《史记·货殖列传》更是详细分析各地的文化，以关中文化为例：“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穀，地重，重为邪。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1]984这些充分说明文化是有地域色彩的，不同的地域往往呈现出不同的文化风貌。依此，作为文化之核心的思想文化，其情形当然也会如此。《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以地名标示学术派别，就证实了这一点。

20世纪80年代，李学勤先生在《东周与秦代文明》一书中把春秋战国时代的地域文化分为七个区，提出了七大文化圈的概念，包括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齐鲁文化圈、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圈、巴蜀滇文化、秦文化圈。在论齐鲁文化圈时，他说：

今山东省范围内，齐、鲁和若干小诸侯国合为齐鲁文化圈。其中的鲁国，保存周的传统最多，不过从出土文物的风格看，在文化面貌上更近于齐，而与三晋有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