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荷塘镇宗族械斗及对荷塘纱龙发展的影响

宋旭民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与教育技术系，广东 江门 529000)

费孝通认为，家族是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社群[1]。历史学家徐扬杰进一步指出，家族(宗族)制度是封建政权的一种不可缺少的辅助形式，是封建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家族制度产生的族权，是仅次于国家政权的一种有系统的权力[2]1。叶显恩、谭棣华则指出，在明清时期广东才出现宗族组织[3]。而明清时期正是广东社会经济大发展阶段，宗族组织的活动对当时广东的影响非常深刻。

基于以上论断，笔者认为，宗族关系是古代中国社会最为重要的人文情况，而研究明清时期的广东也不能脱离这一维度，研究其中的民俗问题更是如此。如果说地理情况对民俗事象产生间接影响，人文情况则产生直接影响，决定着当地民俗的重要特征。本文拟就荷塘镇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宗族关系特别是械斗情况进行梳理，并结合该镇最重要的习俗活动荷塘纱龙进行论述，评析这一关系对荷塘纱龙发展的影响。

一、荷塘镇及其宗族情况

(一)荷塘镇概况

荷塘镇隶属广东省江门市，位于顺德、中山、江门三市的交汇处，面积39.54平方公里，是西江下游冲积而成的江心岛，西江主航道绕镇而过。镇内地势平坦，陆地面积32平方公里，年均温度21℃，全年雨量充沛，地理环境优越，物产丰饶，被誉为“鱼米之乡”。

荷塘镇是广东省的中心镇，辖13个村委会和1个社区居委会；现有常住人口5万多人，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近4万人。该镇还是体育之乡、文化之乡，镇内经常举行各种大型的群众文化和体育活动，1991年曾获得“全国亿万农民健身先进镇”的称号。该镇由于纱龙舞极具特色，1996年曾被广东省文化厅授予“广东民间艺术之乡”的称号，2000年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此项民俗活动于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宗族分布

荷塘有十多个较大的姓氏，其中，容姓人数最多，综合实力最强；李姓人数次之，但进岛时间较容姓早，历史上当官的人较多；其他的姓氏还有胡、刘、黎、高、聂、余、黄、陈、张、廖等，也有一定势力。这些姓氏基本上是集中居住在一个或几个自然村，形成了单姓村，而杂姓村相对较少。

李姓据传于南宋末年由南雄珠玑巷迁至荷塘[4]82，最早居于良村恒美里，后迁至邻近的篁湾。现时篁湾是李姓的主要聚居地，良村只保留了极少数李姓。李姓是荷塘的传统大族，财力雄厚。据多人介绍，传说容姓初来荷塘，在塔岗定居，后有族人寄居于李家当教书先生。当时李家的大公子虽为家族正统，但后妈对他不好，反而是容姓的教书先生给予很多关怀。李家大公子长大之后，就将良村的很多良田送给容姓教书先生，容姓自此在良村扎下根来，并不断蚕食李姓的田地，最终成为主人，而李姓则无奈放弃良村，另辟村落作为落脚点。据说，两族后来的纠纷根源皆在于此。

容姓据传于元末迁居至荷塘[4]84，最早居于塔岗，之后全族迁往良村，并逐步发展壮大，扩展至禾冈，历史上号称“三良”(东良、西良、南良)。它是该镇人口最多的宗族，历代政府为了方便管理，一直把“三良”拆为两个行政村，东良与西良为现在的良村，南良为禾冈，但“三良”之称一直延续，至今位于良村的小学仍然称为“三良小学”。

高姓于南宋末年随宋军迁来，黎姓于元顺帝时由高要金利迁来。高姓与黎姓相邻，高姓聚居于高村、霞村，黎姓聚居于三丫、康溪，分别设立行政村。

从分布上来看，容、李、刘聚居于镇的南部，胡、黄等姓聚居于北部，而黎、高等姓聚居于东部，中心的六坊曾是历史上的墟集，居住姓氏较杂。

(三)宗族关系

新会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宗族械斗较为严重的区域，曾任新会县令的聂亦峰在任内明令禁止械斗[5]。而荷塘又是其中突出的一个镇，在历史上进行过几次较大规模的宗族械斗活动。

荷塘的矛盾主要集中在4个宗族之间。首先是容姓与李姓。两姓在良村土地的产权上有较大嫌隙，又是岛内最大的宗族，居于岛上的中心位置，所以成为岛上的主要矛盾所在。其次是黎姓与高姓。两姓之间也因田地利益而产生争斗，但两姓人口较少，且居于荷塘岛的一侧，历史上属顺德管辖，其影响相对不及容李。

除了以上4个宗族之外，其他宗族也都不同程度地牵涉到族斗当中。由于黎姓的远祖与容姓有亲戚关系，胡姓也与容姓有渊源，曾同居于塔岗，便都站到容姓一边。于是，容姓与黎、胡、余、黄等姓氏结成同盟。另一方面，刘姓与容姓有矛盾，而高姓与黎姓也有矛盾，陈姓与李姓有姻亲关系，这些姓氏自然就站到了容姓同盟的另一边，由此形成了以李姓为首的结合刘、高、陈等姓的同盟。

二、宗族械斗情况

据现有资料来看，两个同盟之间进行了多次不同规模、不同形式的斗争，有的是某两姓之间的，有的甚至是几姓联合的行动。

(一)容李械斗情况

容李之间在1892年和1926年曾进行过较大规模的械斗[6]4-19。1892年，两姓因灌溉水源之争而引发斗殴，经县署找两姓族长、族绅调解而停息。但不久后，容姓自恃势力强大，未经李姓同意就擅自在河道上创建大闸拦水灌溉，因此再次引起械斗。两姓聚集族众上千人，各放枪炮，相互轰击，导致双方死伤多人[2]278。据《容氏族谱》(吴珠图书馆藏本，下同)的记载，1892年那次械斗影响很坏，清政府当局为了警示后来者，革去了两族耆老李庄渠、容启藩的举人功名。这一信息《李氏家谱》(刺史堂藏本)也有记录，并补充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始得息争，开复功名，越年而科举废。”也就是说，这些被革去功名的耆老再无机会重新获得功名了，这种教训不可谓不大，也使部分耆老变成主和派，在一定程度缓解了矛盾。1926年的械斗，最初因李姓与深涌胡姓冲突，但胡姓势单，该姓又与容姓结盟，便向容姓求援，之后胡姓退出争斗，反而变成了容李二姓的大械斗。在械斗中，除了两姓各有死伤之外，还打死了国民革命军17人[2]278。

容李两姓之间的嫌隙一直未能解开，仍然时为一些小的事情而起纷争。当时的《冈州星期报》有这样一则小新闻：

荷塘容李两姓于前清光绪时代械斗剧烈，至今竟成世仇。昨因口角微嫌，李某将容某殴伤，复拘留容姓地保。容氏乡人闻之，几酿前清之祸，幸有耆董出而排解，补回医药费，事乃寝息。噫！我邑斗祸，甲于全省，前清容李剧斗杀人焚屋，与两国战争无异，至今日久，原气未复，乃复蹈覆辙，抑何无公德心。至于此极哉！方今瓜分之祸，正在眉睫之间，同德同心，以御外患，或尚有不至为奴之日，更何暇寻仇私斗耶？[7]

能在报纸上刊登的仅是个别事例，估计在当时有更多这样的冲突在日常生活中发生。

(二)高黎械斗情况

高黎在1924年进行过械斗，当时前去调停的李庄渠反被政府拉进监狱，幸而后被保释，李因此而写诗文记述：

癸亥腊杪，邻村高黎再斗，不自量力，谬附鲁连之末，除夕赴桂园社学，假座容善祠集议，当道不察，辱及调人。慈母惊心，知交扼腕。正月十二日，释归。[8]

之后两姓之间时有争斗发生，比如下面这则新闻：

新会荷塘乡高族于去年围攻黎氏失败，被黎氏反攻，损失甚巨，常有报仇之说，然愈争斗则受害愈深，稍有知识者，当必知之。近该姓将全乡四围濠筑基，基底阔度三丈，基面八尺，高一丈六尺，于基面上建炮楼多座，前由省城请一堪舆到乡，相度一番，不日开工云。吁！如此防备，自卫有余，但勿自以为可恃，而反以自累矣！[9]

(三)其他姓氏的矛盾

除此之外，容与刘在1739年有过争讼之事[10]81。良村(容姓为主)关帝庙流传一传说，说邻村步(刘姓为主)放了只铁蝴蝶过来，被此庙的铁炉盖住，之后此铁蝴蝶一直悬挂在庙中展示，至“文革”中被毁。这个传说肯定有许多想象的内容，但也反映了两姓争斗的事实。《容氏族谱》记载，容姓祖宗的墓地曾被梁姓侵占，之后构讼多年才得以追回。容与高也不和谐，有文献记述，抗日战争时期，容姓进步青年为了打消高姓对容姓的偏见，在高姓村落火灾后为其送去救灾物资，终于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两姓的嫌隙[6]16-17。1916年，霞村举办诞会表演，观看的过程中黎姓与李姓发生口角，之后引起械斗，李吟舫等率众攻入黎姓村落大肆焚掠[2]294。

不过，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事情。在新中国成立后，各姓之间的矛盾得到有效化解，不再出现械斗或其他口角争拗事件。而且，各姓也更加珍惜相互的友谊，在田野调查中，不少耆老都一再强调宗族之间要大力团结、一起建好家园。

三、宗族械斗的影响

(一)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宗族械斗对当地经济的打击十分巨大。1892年的容李械斗致使900多间房屋烧毁，死伤数十人，1926年的械斗则烧毁600余间，对当地造成极大打击。《容氏族谱》记载，1892年的械斗把繁华的良村市烧毁，容姓族人不得不创立生财公司，筹集基金把墟市由直街迁至新市；而1926年的械斗再次烧毁良村市，此次容姓只有超越宗族界限，组成更大范围与规模的基金来重建墟市。可见，械斗对当地社会的发展产生非常惨重的影响。

民国时期，荷塘盗匪风起，各族起来自保，但效果不佳，这与他们未能联合起来打击盗匪有相当大的关系。这也导致了该镇的商业氛围受到打击，下面两则新闻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

新会荷塘墟，例以一四七日为墟期，每届墟期，则百商云集，所有猪狗鸡鸭柴米杂货生果，及其他各贩卖，均将货物陈列，以待顾客购买。自匪徒聚集墟中以来，买卖客商常被掳掠，已足令人惧恐，然尚有贫困小贩，时到墟中，以求升斗者……吁！往日一闻匪耗，全乡鸣锣截击，今则视为平常。殆亦习见习闻，不以为异，然恐商贾将视该墟为畏途矣！[11]

新会河塘墟人和猪肉店，其腊肠颇属著名，以故生意畅旺，而其中股本，顺德人黄亚有占股一千元。黄某坐收红利，入息颇丰。该地歹徒久有垂涎。前日陈甲陈乙等，遂纠率匪徒，蜂拥直入人和店，声称找寻黄亚有，要求面谈。幸有相知朋友，事前通知黄某，先事走避于石门头胡姓村内，故不致被掳。匪等以搜寻不获，立即四处布防，声言务达目的。黄以而今虽避过一时，但终无法以脱险。后得相好者，互为设谋，用艇载满冲菜，着黄卧于其中，由水路撑出界外，始得脱离虎口。现黄亚有谓将所占之千元股份，愿顶与别人，只取回五百元，决不到河塘墟做生意云。[12]

(二)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由于族斗剧烈，致使各族都要自行组织乡勇、购买武器、建筑碉楼自卫。黎姓在村前挖一长堑，在村后建一碉楼[13]，容姓、李姓也各筑一碉楼，购买了很多枪械，并派人日夜守卫[14]，造成极为紧张的社会气氛。

而在平时，宗族之间有一道无形而深严的鸿沟，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据容汉勋等记述，容光泉的两个兄弟在“八·一三”上海保卫战中牺牲，容光泉拿着阵亡通知书找乡长李子瑜，要求召开追悼会，但李乡长怕牵涉到宗族矛盾，推说：“这是你们容姓的事，你找副乡长容寿吾办吧。”[6]10两姓之间的嫌隙甚至已影响到对国家的认知。高、黎两姓聚居面积虽然不大，都只有一条小村庄，但一直作为独立的行政单位存在，大大制约了村镇的发展，增加了运行的成本。

与之相比，与荷塘一水之隔的潮连岛历来较为和谐，其社会建设就较有成果。据《潮连乡志》记载，1924年，当地人团结协作，在岛上建成了3座分别用35匹马力柴油机带动1台20英寸水泵的排水站，有效提升了岛内的水利抗灾能力[10]85-86。这在当时的新会是绝无仅有的，使潮连较好地防御了洪水内涝的威胁，也带动了周边地区建设排水站的热潮[15]。1947年，香港乡贤卢湘父、区建公、陈仿林、潘日如等倡议成立“旅港新会潮连同乡会”[16]，继续为家乡建设出力。

(三)对文化发展的影响

潮连各宗族较为团结，在教育家卢湘父的倡议之下，各族人员鼎力合作，写成《潮连乡志》。以笔者看来，其书之完备与详尽，不亚于县志，在广东众多乡镇志中，可入前三甲，是研究当地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新时期，在此传统的指引下，该镇又写成了《潮连志》，其水平也当在江门众多镇志的前列。与之相比，荷塘的人口数倍于潮连，也不乏名人大家，但始终未能催生出乡镇志，这与当地宗族难以形成合力、对地方缺少认同感不无关系。

(四)对教育发展的影响

在教育上，荷塘各族虽然建起了自己的学校，但学校对入读学生的宗族身份存在区别对待的情况。如容姓学校就曾拒收李姓学生：

新会荷塘良村容氏学校，与李姓恒美坊，仅隔一闸，故该校向有李氏学生肄业。容氏族人，以李氏子侄前来就学，正可从此融洽感情销除意见，对于李氏学生，特令各教员注意教授，严行训饬，不得少有歧视，故向来肄业容氏学校之学生，感情甚好。近日李氏人众，自生疑窦，对于肄业于容氏学校之学生，多方阻止，至中途停学，诚为异事也。夫以中国之人，尚可往他国留学，况同在一乡而竟自生畛域乎？[17]

四、宗族关系对荷塘纱龙的影响

荷塘纱龙是荷塘镇最重要的民俗活动。该活动由荷塘篁湾村李姓传承，相传始于宋代，明代举人李唐佐在四川当官期间学习了当地舞龙技艺，回乡之后进行改良。民国时期的李育颖在日本留学，回乡后引入日本北能的制龙技术，对龙身缎彩进行改良，并在龙身添上防风蜡烛，使之在夜间舞动时更具观赏性。在新时期，第十代传承人李柏良又将龙身制作得更加轻巧，便以舞动。现时，荷塘纱龙动作分为平面式和立体式，平面式有拜神、企龙、走“之”字等动作，立体式单龙门、双龙门等动作，其中反脊、跳龙等属高难度动作。荷塘纱龙闻名海内外，曾到省港澳表演，受到欢迎。

作为该镇最重要的地方民俗活动，上述复杂而紧张的宗族关系不仅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上产生影响，也对此活动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一)宗族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群体性民俗的形成与固化

日本历史学家井上彻认为，中国的宗族为了让自己更好地延续发展而努力，而延续的最大问题是，官僚身份无法世袭，平分家产原则又会使财富减少，有效的办法只有加强宗族凝聚力[18]。这是就宗族的内部矛盾而言。而对于荷塘的宗族来说，来自外部的宗族矛盾也十分尖锐，对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造成严重冲击，特别是经济上的打击，极大地威胁到宗族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下，提升宗族内部的凝聚力就显得更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破解宗族的对立问题，以集中力量一致对外。而像龙舞这样的群体性民俗，最为讲究纪律，以这种手段就能很好地训练族内子弟，达到对内团结、对外抗争的目的。

正因如此，岛内很多宗族都有龙舞这样的群体性民俗活动，并得到宗族的加强固化。反过来看，当其矛盾不再尖锐之后，这种群体性民俗活动的必要性随之下降，相当部分的龙舞活动也就消失了。

(二)宗族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同类群体性民俗的不断创新

在宗族的竞争过程中，种种可量化、可观测的项目都会成为对比项，如本族获得的功名人数、获得的官位高低等。而从荷塘的情况来看，宗族竞争也反映在文化、教育方面，直观可见的民俗事象自然也会成为暗自角力的平台。正因如此，我们才会看到，李姓的纱龙从外面不断引入新的技术、新的方法，进行创新，从而形成了较高的表演水平，在周边地区享誉。宗族之间也会相互学习，尽快把创新学到手，形成一定的良性竞争。

从这个角度看，宗族竞争对外会造成文化、教育的制约，但对内则又激发起发展的强大动力，并转化到可直接为宗族服务的文化、教育项目之上。

(三)宗族的封闭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传承的保守性

事物都存在两面性，宗族的竞争推动了族内文化创新的同时，也促使该宗族视创新为自家独有，不肯将其与人分享，从而形成保守性。像在教育上区分族学、在社会事务上相互制约，都是这种保守性的突出表现。

而具体到纱龙表演，也存在这种情况。李姓宗族规定，只有李姓人才能学习龙舞，外人不能学习。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自然村整合，一些姓氏的村落，如隔岭(9个姓)、石龙围(杂姓)、高边(陈姓)并入以李姓为主的篁湾村，又加之本村人口的减少，后来才推动将参加龙舞的范围扩大到篁湾村的外姓人，但始终不允许走出本村。有传人愿意将此技艺传给外人，该村的纱龙总会以此为由，不推选该传人作为代表性传承人。

综上所述，宗族的生存发展对当地民俗的形成衍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械斗冲突事件则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具体到荷塘纱龙，对其形成、创新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即使在宗族械斗已成过去的当下，仍然可以在其传承的细节中找到只鳞片爪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