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哲学中的“道”

董 军

(1.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2. 武汉纺织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本文从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哲学思想的众多范畴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道”为命题，从中西方思想比较的角度出发，对道的语义、内涵、思想形态和特征进行分析，揭示中西方哲学思想各自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

道的本意是道路，指人所行走的道路，也就是往来通行的地方，它由一个地方延伸到另一个地方。道路具有多种形态，如乡间路、林中路、田野路、山路、高速公路，这些道路并非以自身为目的而是作为服务于人的手段，即为人所行走，让人从一个地方到达另一个地方。有的道路是自然形成，有些道路是人工开辟的，最初的道路作为人在陆地上行走的路线，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人对自然的改造，逐渐演变成在其他地方的路线，在水中的线路称为航道，在空中的路线称为航线。伴随着社会的变迁，人类语言文字的发展以及社会实践活动范围的扩大，尤其是人类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道的涵义也在逐步扩大，转化为人和物存在的原则和方法，以及关于它们思考的理论和言说。

1 中国传统思想史中的道

1.1 甲骨文和金文

中国传统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伴随着历史的发展，道的语义以及道的范畴也在不断发生着演变，殷周时期是道字产生、概念形成以及道的范畴萌芽的阶段。中国最古老的文字形成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而“道”字首见于中国西周时期的铜器铭文，金文中的道字指“从行从首、从行从首从止”，首指人头。《说文解字注》将首定义为“首者，行所达也”,[1]《说文》里说：“道，所行道也，从足从首”，[2]道指的是人所行走的道路。殷周时期，《易经》中的道字指道路，在阐释《易经》思想的《周易、系辞》中也出现道字，“一阴一阳之谓道”，[2]指道的规律就是阴阳的矛盾运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3]形而上指大道是无形无相的，形而下指器用之物都是有形有相的。虞夏商周时期，《尚书》中的道字指皇天之道、王道。《诗经》中的道字引申为道路、言说和方法。从《易经》、《尚书》到《诗经》，道的涵义从道路的原始意义逐渐扩展为言说、方法和原则，这表明在社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道从具体直观逐渐上升到抽象层次，用以概括多种思想观念以及表示事物各方面现象的相互联系。

中国先秦时期出现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等百家争鸣的思想盛况。春秋时期，儒家的开创者孔子注重人道，道家的开创者老子注重天道，他们分别从社会和自然的角度发展了人道和天道的思想，两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隋唐时期则是儒、道、佛三家的鼎立与共存，随着禅宗对佛教中国化的完成，儒、道、禅汇聚成中国传统思想的三支主干。

1.2 儒家的社会之道

春秋时期，孔子创立了儒家思想，其“道为仁礼”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论语》之中，他认为人的生活就是识道和行道，“朝闻道，夕死可矣”，[4]这个道指社会政治和伦理意义上的人道，而行道具体化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4]如果说道是天、地、人的根本，那么德就是道在人身上的实现，实现德必须依托于仁爱，而艺则是礼、乐、射、御、书、数六种通达道的手段。孔子一生以弘扬、推行人道为己任，而人道就贯穿在德、仁、艺当中。孔子思想中的人道包含道为仁、道为礼，他把道区分为仁与不仁，道为仁指爱人、即做到孝悌、忠恕、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以宗亲为最大，孝悌就是仁的根本，将孝悌、宗亲推广至社会就是忠于君、信于友、恕于人、成己成人等爱人的表现。道为礼规定了道德所要求的恭、慎、勇、直，人在不断提高自己为仁由己的自觉性的同时也要接受礼的约束，仁是礼的内容，而礼是仁的表现，礼体现仁而仁贯彻于礼，人做到仁的同时又要遵守礼，仁与礼是相互包含、相互统一的辩证关系。孔子人道思想的特色在于通过仁义、礼乐之道教化人，建立严明的礼制约束和规范人的行为，做到贫富有度、君臣有等和贵贱有序，实现社会与国家秩序的安定。

1.3 道家的自然之道

道家思想主要以老子为代表，作为道家核心思想的文本是老子的《道德经》，其阐释了道是万物之宗、道的运动、无为之道、道为道德的四重涵义，道是万物之宗强调道是万物的本源，“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5]道的运动指道循环往复和互相转化的规律，“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5]道在有规律的循环中运行不息，万物得以产生、成长与消亡。无为之道指治国的方略，老子主张国家的统治者要以道治国，减少对百姓的干预而顺其自然，通过绝圣弃智让国家回复到小国寡民安定无争的社会状态。“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5]针对统治者为了满足个人私欲而背离道的强作妄为，老子提出了无为的治理方略。道为道德指道是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既然道是自然无为的，人的道德修养也需要以返回自然淳朴的状态为目标，使自己成为一个虚静无欲、生而不有、柔弱不争、一切顺其自然的圣人，自然无为既是道的本性也是以道治国的体现。

1.4 禅宗的心灵之道

禅宗思想的开创者是六祖慧能，其思想的核心文本是《六祖坛经》，慧能认为成佛的根本在于心，“识心见性，自成佛道”“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6]佛性就是道，也就是佛作为佛存在的根据和原因，一方面，慧能强调佛性是人的不生不灭的内在本性，能够明心见性、识得本心就是识道、见道。另一方面，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其融入了儒家的思想，儒家的心性论可以通达禅宗的佛性论，儒家认为人人皆可成尧舜，禅宗主张人人皆可成佛，但儒家侧重于人的现实世界以及道德伦理的规范，而禅宗侧重于人的心灵觉悟和解脱。慧能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指出人的自性是自己成佛的根据和原因，人走向成佛的道路无需外在的原因和根据。“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6]禅宗思想意义上的道就是佛性（本心）及其实现过程的合一。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上精神世界的整体由儒家的社会之道、道家的自然之道、禅宗的心灵之道所构筑，形成了一个天、地、人的封闭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既没有西方的上帝及其道说，也没有诸神的存在。

2 西方哲学思想史中的道

西方哲学思想起源于古希腊哲学，哲学的概念源于古希腊语philosophia，由philo 和sophia 组合而成，意为爱智慧，哲学也称为智慧之学，其思想的主题是寻找万物存在的第一根据和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概念是形而上学（metaphysics）和逻各斯（logos），它们奠定了西方思想的基础，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为不同的智慧形态。

2.1 古希腊智慧

2.1.1 形而上学和逻各斯

形而上学的学科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那里称为智慧、神学或者第一哲学。在他去世两百多年后，他的学生安德罗尼柯在整理他的“关于自然学”的手稿之后，整理他关于第一哲学的手稿，将其命名为“自然学之后诸卷”，英文叫做metaphysics，而meta 这个前缀在古希腊语中不仅有“在……之后”、也有元、基础、超越的含义，而这个含义与第一哲学比较相近，metaphysics 就成为第一哲学的代名词，形而上学研究自然万物的基础、根据以及前提，狄尔泰说过：“永不熄灭的形而上学的动力是想解决世界和生活之谜”。[7]因此，它在西方哲学中占据了基础性地位，日本学者在翻译metaphysics 时借用了《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3]将形而上学的概念对应于道。

道在西方哲学思想中除了相关于形而上学，还相关于逻各斯的概念，逻各斯的英文是logos，源于古希腊语lego（言说、话语），音译为“逻各斯”，在汉语中以道字表示，随后又由这一名词延伸出道理、理性、规则和尺度等涵义。由于早期希腊哲学从朴素的辩证法出发，认为自然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如果万物都在不断运动，知识就会失去立足的根据，因此，赫拉克利特以逻各斯作为万物运动变化的尺度，使知识具有了确定性。此外，在基督教神学中，逻各斯指圣言和上帝的话语，在天主教是圣言而在基督教是道，逻各斯不仅是古希腊哲学也是犹太教哲学、基督教神学理论的基石，在古希腊哲学中指世界的尺度，在中世纪神学中指上帝的言说、在近代哲学中指人性的言谈。

2.1.2 古希腊神话

希腊神话是原始时期社会的产物，也是欧洲最早的文学形式，公元八世纪，希腊人在借鉴其它国家神话和传说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神话的规模，神话分为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大类，主要在《荷马史诗》、《神谱》以及古希腊的戏剧、诗歌和哲学中被记录下来。对神的崇拜和祭祀是希腊人生活的组成部分，黑格尔指出希腊世界是生息在荷马的神话当中，神与人尚未分化，神既是作为人的理想，同时又与人生活在一起，神是人的现实生活的理想化形态。不仅希腊的土地上遍布神庙，而且希腊城邦的统治者都称自己为宙斯的子孙，希腊诸神由种类繁多的神谱组成，比如宙斯、人类缔造者盖亚、先知普罗米修斯、智慧女神雅典娜等十二神只、其他神只、人类和半神人，诸神不仅有一套完整、系统的体系，而且每一位神都有其各自特点和掌管领域。

维柯认为神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也就是人用幻想，经过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各种自然神和英雄表现为变化、神力和法术，古希腊的神和人同形同性，神具有人的形态、性格和情感，神代表着一种先天的完满性和不死的永恒性，先天的完满性指神拥有比人类更加完满的形体、血统、发育和比例，具备凡人所不及的矫健身手和运动能力，不死的永恒性指神的力量是永恒存在的，神就是永生的凡人，因此，人要以神为榜样并接受诸神对人的指引去成为英雄。

2.2 上帝的道说

西方哲学思想的源泉之一是古希腊哲学，希腊哲学从根本上塑造了西方哲学的特征，但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并不是西方哲学的惟一来源，另外一个是基督教哲学、也就是哲学在基督教神学背景下的特殊形态，一般指中世纪哲学。如果说希腊哲学的主题是探索万物存在的第一原因和根据，基督教哲学则是以否定现世的方式寻求灵魂的救赎，通过信仰上帝使灵魂获得永生，上帝论和与其相关的创世论和基督论是基督教教义的基本内容。对于中世纪的哲学来说，基督教神学是其最基本的底色，神学之所以是神学，就在于它是对神的言说，言说神是基督教及其神学的基本任务，只不过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哲学的方法不同，哲学诉诸于理性而宗教诉诸于信仰，基督教哲学强调信仰的力量而排斥知识，其神学思想的特征主要表现在超验性和内在性，超验性指基督教以弃绝人世间的方式展现出一个超感性的世界，内在性指基督教主张无限的精神必须具体化于个人的心灵之中。

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logos）在基督教《圣经》中称为道，《新约、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8]这段话的意思指存在的开端就存在着道，而道与上帝是合一的，上帝的言说就是道。犹太教希伯莱圣经中的道指万物凭借道受造，道是借着先知向人传递的信息和神的律法，而在基督教哲学中的道就是上帝，即万物开端于上帝，它作为造物主创造了日月、山河、动物和植物所构成的世界，有造物主就有创造物和被造物，灵魂也是由上帝所创造的，上帝为每一个被造物创造一个灵魂。希腊教父查士丁把逻各斯理解为上帝的理智，既然是上帝借助逻各斯创造万物，逻各斯就向人们启示着真理，而真理就是上帝的话语，人作为上帝的被造物所要做的就是聆听并遵循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就是万物的开端和根据。

2.3 人性的言谈

十七至十九世纪，西方近代哲学的目光从基督教神学转向自然和人的发现，哲学的智慧不再是上帝的道说而是人性的言谈，这种哲学主题的转向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基督教神学对人性定义的非自然性，神学把人性定义为德性，有德性才有人性，也就是说人首先是道德性的人而不是肉体性的人，基督教神学主张禁欲，注重来世而轻视现实，人只不过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最高造物而已，因此，古代哲学的人性模式是以灵魂为根本的道德化模型，中世纪，基督教更是把古代哲学的灵魂观发扬光大，所谓人的救赎实质上是灵魂的得救。另一方面，人的觉醒，17 至19 世纪欧洲的地理发现、人的发现和知识的发现一起构成了西方近代哲学、文化和理论的背景，近代哲学开始怀疑并反对神学对人性的规定，将目光转向外在的自然界和人的自然权益，坚持人作为理性主体的启蒙原则，近代启蒙运动以实现和确立人的自然权益为目标，这一历史时期涌现出了培根、笛卡尔、斯宾若莎、休谟、孟德斯鸠和卢梭等思想家，他们认为基督教神学对人性的描绘是非自然化的，将人性问题信仰化了，强调人首先是自然性的人，具有吃饭、性爱、繁殖以及死亡等生命特征和自然倾向。

人性论思想的主要代表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和卢梭，孟德斯鸠著有《罗马盛衰原因论》和《论法的精神》，他主张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社会政治法律制度，为西方权力分立、相互制衡的社会政治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卢梭著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会契约论》，其学说主要围绕“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克服社会不平等的途径”两个主题展开，他将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归结于私有制，“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9]他认为私有制是人类从自然状态发展到文明状态的必然产物，而在人类追求物质、财富、权力的过程中，人性受到污染成为欲望的奴隶，因此，人类需要重新回到一种自然状态以展示人的本性。卢梭致力于寻找一种真正合法的社会契约取代以往以牺牲人的自由和平等为代价的社会契约，实现人的自由和平等，他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9]“公意”（普遍意志）指的是一个社会的一切人（公民）的共同意志，也就是法律，每个人服从法律就是服从自己的意志，法律是人的自由的基石，卢梭的思想体现出在自然神（上帝）的预设之下，由自然进向社会、再进向个人自由的思想历程。

3 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哲学对道的不同阐释

道既是中国传统思想也是西方哲学的主题和范畴，早期古希腊哲学和中国先秦思想对道的理解具有相似性，它们都把宇宙视为活的、具有生命的一个整体，将道与宇宙的生成和万物的开端相关联，春秋时期的管子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水，古希腊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认为，水是万物的始基，阿那克西美尼认为，气是万物的本原，管子认为精气是构成宇宙的实体，中国有“金木水火土”的五行说，恩培多克勒用“四根说”解释自然界，宣称水、火、土和气是万物之根源。由于中国和西方存在着地域、民族、文化、社会制度以及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的诸多差异，道在中西方哲学思想中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思想形态与概念体系。

3.1 中国传统思想中道的伦理特征

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身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西方知识最重知识之部；宗教及形而上学曾盛行……中国文化人生（即伦理）之部最盛，与形而上学一起构成整个哲学，知识之部几乎没有；宗教观甚淡漠……西方成就了科学知识，中国成就了伦理道德。”[10]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对于科学技术的功用是以道德标准来衡量和取舍的，虽然战国时期墨子的《墨经》包含关于力学、光学、几何学和物理学、数学的要素，提出朴素的宇宙时空概念，但是受制于中国传统思想中无所不在的伦理意识及其背后思维方式的现世性和实用性，使得“一切企图超越实践性的道德范畴的纯粹哲学实体都难以产生和存在。它们或者被置于不可知的‘度外’，成为不具有任何道德意义，从而也就不具有任何意义的东西；或者被加上‘德’的功能，与人在经验的道德实践中合而为一。”[11]

赵林指出中国古代思想范畴的道、心、气、理都不是实体性的而是功能性的，这表明中国传统思想注重事物的性质、功能和作用，轻视事物构成的元素和实体，赋予这些性质、功能、作用和关系以“德”的浓厚色彩，也就是说它们并非是自在自为的而是为人的，不是对象本身具有的，而是为了适应人的道德实践需要而被附加到对象上的。如果说中国传统思想有本体，那就是道德本体，赵林认为，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主观的道的心性往往外溢为客观的形而上实体，道德本体表现为客观天理和主观心性两种存在样式，它们共同的属性是仁义、礼智、忠孝、信悌，而道德本体在这两种样式之间的双向流动，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的主题，道即可以理解为心、天地、气，也可以理解为阴阳、五行、理，而在不同历史时期扮演这些角色背后的演员只有一个，就是德，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禅宗之道最终都归于德并体现在德的具体实现过程当中，这表明中国传统思想中占据支配性地位的不是逻辑和理性而是伦理。伦理学带有实践性，它的基础不是知和意而是行，至善是道德实体并具体化为三纲五常的行为规范，伦理亲情是道、理、天等形而上实体的特征，这种道虽然属于形而上的存在，但始终离不开人的经验性的道德活动并与伦理学交织在一起，这种鲜明的伦理化特征限制了中国人抽象思维能力的拓展，既没有产生关于西方上帝的形而上学，也没有产生逻辑学的关于真理的形而上学。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一元的，指向的目标是现世的人，一切对立的观念在此得到统一，道作为理、理即是心、理心无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空无二，这些原来对立的范畴无差别的统一消解了任何客观上的规定性，转为由现世的人根据自己的思想和伦理规范来界定，而这种以现世的人为核心调和一切矛盾的结果，就是人的思维否定机制的丧失，天不是作为独立存在的客体或者人的对立面而是被人格化，成为与人相融的一部分，而主客体相融的契机就是普遍的道德规范，赋予人的灵魂一种无纷争、天人合一的意识，让人在一种恪守道德规范的生活中怡然度日，孔孟、老庄、释迦佛禅莫不如此，但对于国家的历史而言，只能屈从于一种平行滑动的惯性，由于历史不做跳跃，使得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呈现出一种缓慢的发展势态。

3.2 西方哲学思想中道（智慧）的逻辑和宗教特征

西方哲学思想中的道（智慧）是构筑在逻辑语言和宗教的基石之上，与中国历史的时代变迁不同，西方的历史进程是划时代，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再到近代，道（智慧）的主题、内涵、思想形态也在相应的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希腊文化以神话为其精神原型，其两个显著特征是谱系分明和神谕的不可逆性。神谕的不可逆性是神话的基本主题，并通过抽象化的命运、定数、必然性、逻各斯、上帝、绝对精神与后来的哲学和宗教的决定论相联系，此外，西方哲学注重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自古希腊哲学开始就形成了客观对象与认识主体相对立的思维方式，而这种对立是通过认识活动被扬弃的，西方哲学承认一个独立于人的道德行为之外的客观对象，以此对象作为一切认识活动的起点，虽然在古希腊是数、理念，在中世纪是上帝，在近代是人性的光辉，但它们不是随着人的道德活动为转移的纯粹客体，而是认识的对象，西方哲学将追问万物的本原立足于语言和逻辑思维的推理，围绕着现象与本质的知识问题而展开，通过语言和逻辑走向更高的抽象思维方式，进而演变成抽象化、符号化的形式逻辑和几何学演绎科学，推动人类抽象符号推理能力的提高，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到欧几里德几何学，无不反映出人的思维摆脱直接的感觉经验，从自然性思维走向纯粹的抽象性思维，为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4 结语

中国的历史进程经历了众多朝代的更替，但作为传统思想核心范畴的道的主题、内涵和形态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道始终依附于传统的伦理意识并与德密切相关、不可分离，道是德的载体和完满的实现，一切外来的宗教、其他文化形态只能同化、融合于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价值观促生了中国传统保守、封闭的文化心态，形成了天、地、人三元的超稳定结构，束缚了语言、自然科学、逻辑思辨和科学理性精神的发展。因此，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道表现为一种自然性的智慧，“自然显现为天地……它是日月的运行，四季的变化，是天地自行给予的，是非人类和非人工的……自然之道虽然是显明的，但是非语言性的，是朦胧的、暗示的和模糊不清的。将自然之道的非语言性而转化为语言性是一个开端性的创新工作，这只能依赖于圣人的言说。”[12]也就是孔孟、老庄、佛禅的社会、自然和心灵之道，而西方哲学的道（智慧）表现为一种非自然的、神性的智慧，神性指基督教的精神维度，基督教信仰上帝的存在,《新约全书》告诉人们要去成为一个圣人，圣人具有信仰、希望和博爱三大美德。彭富春指出古希腊诸神言说的智慧、上帝言说的智慧和近代人性言说的智慧形成了西方历史的每一个时代的开端性话语，而中国的儒、道、禅三者“实际上都肯定了人的自身给与性，也就是自然性，而不是与人不同的神的启示和恩惠。不仅如此，而且它们甚至让精神沉醉于自然，也就是使精神始终囿于自然的限制，而不是让自身成长。”[12]

无论道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自然性智慧还是西方哲学思想的神性智慧，都是中西方传统不同的思维方式、世界观、文化价值和精神取向的反映，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僵硬的全盘接受，而是去掉糟粕，存其精华，取长补短，融会贯通，赋予道以新的生命力，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社会发展，指引人的生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