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训蒙到启蒙
——论林纾的前期创作《闽中新乐府》

张胜璋

(闽江学院人文学院，福建福州 350108)

1897年11月，林纾有感于“欧西之兴，亦多以歌诀感人者”，仿照白居易讽喻新乐府创作的歌谣体儿童训蒙读物《闽中新乐府》在福州刻版印行，时间上要早于他首部刊印的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闽中新乐府》趋新求变的崭新气象引得众人追捧，作者在教育界声名远播。“东南大郡，多有求其书为家塾读本者”[1]。高梦旦感于此书“颇便蒙学，此间传抄者多”，致信汪康年托上海《时务日报》报馆“用活字板排印千册，以速为妙”[2]。旅居新加坡的邱菽园对林氏以童谣训蒙的教学法大加赞赏，“养蒙者所宜俸为金科玉律，余已为之翻印，以贻岛客”。[3]1899年初，林纾受杭州府仁和县知县陈希贤邀掌教东城学舍一事，亦与其及友人在闽卓有成效的教育改革实践相关。《巴黎茶花女遗事》尚在刊刻，“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浪子肠”[4]的轰动效应未及触发。林纾可谓藉《闽中新乐府》“出闽”，随后由杭入京，成为唐宋派宗主、桐城派殿军和时人眼中用“古文”翻译小说的大家。学界多从教育改革和社会批判的角度谈《闽中新乐府》功绩，实际上，儿童训蒙只是“二十六年村学究”的时务之需，若视林纾为闽籍近代先进士人群体的一份子，则尽己所能、投笔著书为家国呐喊、为愚弱民众祛蔽启蒙实乃其深层内涵。《闽中新乐府》是乐府诗在古典文学即将终结阶段的悲壮绝唱，白话与方言结合为中国近代语言的流变提供了鲜活文本，是珍贵的历史资料。诗集展示出闽籍近代士人群体的集体智慧与政治理想，彰显清末民初时期福建在中国文化版图上的重要地位。

一、从“强国之基在蒙养”到“变教求才”。

林纾《闽中新乐府》自序云：“闻欧西之兴，亦多以歌诀感人者。闲中读白香山讽谕诗，课少子，旧仿其体作乐府一篇，经月得三十二篇。”[5]创作乐府歌谣源于对友人转述的西方儿童教育理念心存向往。林纾视儿童教育为国家兴亡之根本：“强国之基在蒙养”[6]，探求以传授科学知识为主导的西式儿童教学法，旨在培养新国民：“东西洋诸国蒙学章程，皆以识字识解为教，不专求记诵。”[7]“儿童智慧须开爽，方能凌驾欧人上”，这是他创作《闽中新乐府》的初衷。

中国传统私塾教育以记诵为主，“举成人之难悟者，使童子强悟之”。“儿童初学，骤语以《六经》之旨，茫然当不一觉，其默诵经文，力图强记，则悟性转窒。”[8]邱菽园《增印〈闽中新乐府〉序》述及：“怵于理悟之繁赜，无所用心寖，拼其力于记诵，虽甚适口，真义愦愦，骑驴觅驱，有如追捕，又从而鞭之、策之、束缚之、驰骤之”[9]，所学与“眼前日用之理”[10]完全脱节。长久以来，中国的书院私塾、社会家庭灌输给读书人的是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的人生价值观。林纾讽刺道：“案上高头大讲章，虚题手法仁在堂。子史百家皆杂学，先生墨卷称先觉。腐字腐句呼清真，熟字连篇不厌陈。中间能炼双搓句，即是清才迥出尘。试南省、捷秋闱，丝纶阁下文章静。”他意识到，以科举考试作为终极与唯一目标的人才培养机制只能培养出精神人格贫弱的国民。官僚阶层是科举制度的胜出者：“事业今从小楷来，一点一画须剪裁。五言诗句六行折，转眼旋登御史台。”一方面在位者无力谋政。外交人员外强中干：“奈何大老官，一谈外国先冲冠，西人投刺接见晚，儒臣风度求深稳。西人报礼加嫚词，又有大量能容之，所得不偿失，易明之理暗如漆。”文官坐以待毙：“御史台，论边事，尊攘咬定春秋义，边事凄凉无一言，别裁伪体先文字。”武官临阵脱逃：“炮声一来脱其履，抱鞍驰过三百里。”炮口的震撼下，中国政界败如溃堤：“吁嗟乎，堂堂中国士如林，犬马宁无报国心。一制艺、束双手，敌来相顾齐低首。”这些擅长“词章考据兼金石”的“名士”们“既汗牛，又充栋，骤观其书头便痛。外间边事烂如泥，窗下经生犹作梦”，文治武功皆无。另一方面，科考的失意者们十年寒窗未得一技之长。“秀才”或“举人”的殊荣未必能助他们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梦想，甚至困于养家糊口而沦为满嘴腐臭的“村先生”，那着一身“不可脱”“破蓝衫”的落魄书生不就是孔乙己的前辈么？

《哀长官》刻画一位意味深长的“清官”：“长官长官风节高，口食粗粝身布袍……外虽寒瘦心则乐，一清谓足酬朝廷。”接着，笔锋一转、讽刺立现：“长官屡屡挑欧西，西学不与中学齐，海口无兵内无备，先讲修齐后治平。”在“海口无兵内无备”的情况下，所谓修齐治平的品德修养对官员履职百无一用，传统教育给他们的知识储备和应对能力不足以使他处理好当前局势，其“忠君”“爱国”都选错方向，“屡屡挑欧西”和排斥西学是妄自尊大的虚骄，无法抵抗外侮，也难治内患，而“属员大笑解千愁，大家明日穿皮裘”，一切如旧。鲁迅《呐喊》中虚构“铁屋子”意象，中国是一个没有窗户绝难破毁的铁屋子，国人昏睡其中，将被闷死。而1890年代的林纾已然警觉于国人的“渴睡”:“渴睡汉，何时醒，王道不外衷人情。九经叙目有柔远，加之礼貌庸何损。”这些迂儒构成的中国士族如何能救亡图存呢？时人多把中国传统手工业的衰落与经济劣势归罪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林纾则根其于“重士轻工商”的价值观，它通过科举择才殃及普通国民，士人们既不足于自养，谈何振兴国家？疲弱的文化无法造就健全的个人，教育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19世纪中后期，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独特的地理位置，使中国版图上长期偏居东南一隅的福建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镇，被推上社会激变的风头浪尖。1866年，船政大臣沈葆祯主持成立马尾船政学堂，在当地招收“颖悟少年”，毕业后官费派遣留学。这些留洋生归国之后成为中国近代海军与工业的中坚力量，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当地社会的文化风尚，形成以留学生、翻译、出版、科技、新式学堂为内容的近代文化事业，“变教求才”的理念深入人心。在《闽中新乐府》刊刻的上半年，林纾和回闽奔丧的邮传部尚书陈壁、钦差会办南洋大臣任上被黜回乡的陈宝琛、农工商部员外郎力钧、奉天河北道孙葆缙等人创办新式学堂——苍霞精舍(后改名福州绅立中西学堂)。办学经费来自力钧与孙葆缙合办的银元局赢余，他们是彼时新兴的官商阶层。“士农工商”的传统社会结构正悄然而变，新式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倍受关注。苍霞精舍保留经、史类课程，开设数学、英语、地理、时务等新式课程，体制上带有明显的中国传统书院向兼学中西的新式学校延伸与转化的过渡期特征。苍霞精舍成立次年，陈宝琛等人又捐资创办东文学堂，1903年扩充为官立全闽师范学堂时，入京的林纾结识桐城派诸老后倍受推荐，又因“林译小说”成为扬名天下的“译才”。从“苍霞精舍”到《闽中新乐府》，林纾是失意的私塾先生和不得志的“举人”，合作者们则是封建官僚体制中感染了新式观念的当政者，这些来自传统内部的力量与外来的刺激相呼应，“变教求才”是中国近代教育改革不可逆转之势。

二、中西比较视域下的现实批判与维新改革

《闽中新乐府》创作之时，正值德国强占胶州湾，列强肆虐当前，亡国灭种的危机冲击着每个有识之士，他们很快地从单纯反帝救国的激愤转向对民族国家出路的探索。诗集强烈地表达“变法”“向西方学习”的维新思想，以“通变”和“变法”为国家救亡图存的良策。《闽中新乐府》后连载于澳门《知新报》，部分诗歌选刊于《时务报》《女报》等刊物。《知新报》是昔日维新派影响华南风气的重要刊物，远销美国、日本、新加坡、越南等地。《闽中新乐府》继承杜甫、白居易开创的现实主义精神，个人形象饱满、创作目的明确、批判立场鲜明。32首乐府诗除正题外，一般都采用副题用以表现题旨，如《国仇——激士气也》《村先生——讥蒙养失也》《灶下——叹刺虐婢也》《冰为山——伤依人之难而宦达者之累于贫乏也》等。这分明是林纾为危机四伏、民不聊生的国家开出的疗方：“讽外交者勿尚意气”“讽守土者勿逼民入教”“冀朝廷重武臣”“兴女学美盛举”“讥役人失其道”“伤鸦片之流毒”“刺不知时务”“刺大夫听术家之言”“刺营制”……在林纾的强国构想中，“吾华”“我华”事事处于以“东洋”“英俄德法”的比照下，这是一个用以观照近代中国社会的具有绝对优势的批判视野与比较框架。诗集展现了作者深邃的全局视野与敏锐的政治观察，对中国社会的批判不停留于控诉列强欺凌的或揭露政府无能、官员贪腐的表层问题，深入到国家政治、经济体制与民族文化深层肌理的反思与探求。

学者论《闽中新乐府》多提及“恶隶”形象：“无钱到手休号冤”的衙隶、诬陷调停老人的“丁”、“横恣陷人”的“关上虎”、强收屋税的厮役等。他们搜刮民脂民膏、横征暴敛、穷凶极恶，是依附于封建官僚体制最表层的毒瘤。作者虚构了一场堂审——“好官惩隶贪”，“恶隶”当堂申辩，一语惊人：“虎不伤生虎不生，无食迫隶吞平民。”“恶隶”实乃“饿隶”，是封建国家长久以来吏制缺陷的畸形产物。“隶言西人法，别有听断所，包探巡捕制以数，俸钱咸足支门户，坐赃立即驱之去，隶乎隶乎将焉取。”林纾借“隶”之口为国家建言：政府管理应与司法裁断分立，国家应给予公务人员“足薪”养廉，这似乎颇具现代意义。《灯草翁》一诗中，灯草翁的哀号如在耳侧般撼动人心魂，令人想起柳宗元《捕蛇者说》和白居易《卖炭翁》，“在整个近代诗歌中，像这样深切表现官府的横征暴敛和普通百姓生活苦难的诗篇还是不多见的”[11]。在西方先进范式的比照之下，福建近代社会民间文化的愚昧、民众的浅薄无知纤毫毕现：“庸医”杀人不见血、“人子”惑风水之说不葬其亲、“阿爷”“阿娘”溺毙亲生女、“大夫”听任术家之言、“匹夫匹妇”患病求于神怪、“主人”“家婆”虐婢、“地师”装神弄鬼……国家制度、民族文化的疲弱是造成中国军事、政治、社会诸多问题的关键。

19世纪下半期，福建地区的民教纠纷时有发生，如丘逢甲《汕头海关歌寄伯瑶》所云：“商夸洋籍民洋教，时事年来多怪异。”林纾在闽期间耳闻目睹教会挟制官府的乱相，但他不只是一味指责洋教入侵，而是把官府、民众、教会三者比作“獭”“鱼”“渊”的关系：“獭驱鱼，鱼问獭，逢君吾命知难活。前有重渊渊百寻，风吹不动深沈沈。我今游泳入渊去，知君难入渊深处。教堂即渊民即鱼，岂关听信耶苏书。”——民教纠纷的本质是官府逼民入教。《獭驱鱼》一诗即“讽守土者勿逼民入教也”，执言的老人被污陷以刑而感叹“奉法不如奉教好，长年不受胥吏恼。”林纾为清政府的软弱无能、苟且偷安痛心疾首，对西方现代文明、军事强力及基督教问题有着相当复杂的思考。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对中国民众曾有“贪婪”“怯懦”“冷漠”的判词。家庭是社会的基础细胞，国民劣根性根源于中国封建家族制度的痼疾丛生。唐时的张公艺，九代同居，因百忍而相安无事，甚至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的赏誉，林纾则说“百忍堂前善气祥，百忍堂后戾气殃”，累世同居而不析产的家族制导致人情复杂，影响积极性、压抑个性发展，流毒深广，二十年后的新文化运动将大家庭视为新式国家的障碍，提出“娜拉出走”的命题。林纾赞赏狄更斯小说描摹下等社会之可哕可鄙事，他写“百忍堂”的家庭纠纷，零零杂杂、琐琐碎碎，何尝不是入木三分、体察入微，饱含对封建社会体制的谴责和对他所理解的自由平等、温爱亲和的西方式家庭伦理的倾慕。

林纾的知识系统整体上依附于科举教育，既无家学渊源、亦无留洋经历，更欠缺中西兼备的学识背景，在一个缺乏有效中外沟通和大众化知识传播的时代，“二十六年村学究”的他如何能从“闻欧西之兴”而最终成为20世纪初为闭塞的中国打开西方文化之窗的“译才”？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文化资源的地域性分布趋势呈现“京师-东南-京师”的回环，那么19世纪中后期则是福建在中国文化版图上大放异彩的时刻，由船政学堂的学生、中外籍教员(包含传教士)和官绅名士构建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别具一格的“闽派”。彼时和林纾聚谈国事、感时忧世、立志维新的友人们除王寿昌、魏瀚、高而谦等船政知识分子外，声名显赫者如沈庆瑜、陈宝琛、郑孝胥、陈衍、林旭等。《闽中新乐府》不仅在林纾个人的文学生涯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与价值，它所展现的卓越视野和犀利思考更是闽籍近代士人群体才识与眼界的共同表征，他们以西方文明作为观照近代中国的视域，积极寻求有益于社会进步的新知与强国之道，具有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与救世精神，自觉承担时代使命，成为中国社会/文化近现代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

三、基于地域乡土教育的祛蔽启蒙

林纾自述：“至八岁至十一岁之间，每积母所赐买饼饵之钱，以市残破《汉书》读之。”[12]幼年的林纾把节省的零用钱用来购买零本，足见其嗜学。在市井书摊上留连忘返的他也就接触到一种更鲜活的文化资源——大量用俗语写作的市民读物。福建方言的复杂在全国首屈一指，其口语常用词系统与北方官话相去甚远，书面表达难度大。这里的普通民众多不懂官话，喜爱“平话字”，这种需求在19世纪福州被迫开放之后被某些有识之士所捕捉。C.White是美国基督会派往福州的传教士，他在回忆录中谈到“当初促成他下决心用通俗的‘平话’(福州话)来翻译《圣经》，就是看到街边书摊上租售的读物大多数都是用这种‘平话字’写的”[13]。1911年，董执谊刊刻出版《闽都别记》，在跋文中曾说“以福州方言叙闽中佚事，且引俚谚俗腔”[14]，他所汇集的原始素材可能就是此类读物。《闽都别记》一共40卷，401回，一百二十余万字，可见当时福州市面流传的这些通俗手抄本或粗印本的数量之多、受众之广。林纾多次创作乐府诗，《论白话文言之消长》一文提及“至白话一兴，则喧天之闹，人人争撤古文之席，而代以白话，其始但行白话报。忆庚子客杭州，林万里、汪叔明创为白话日报，余为作白话道情，颇风行一时”[15]，是指1900年他客居杭州时，为林万里、汪叔明创办的《杭州白话报》作白话道情，此报当时用语白话、笔锋犀利、思想开放，广受当地知识阶层与普通民众的追捧。林纾用“俚语鄙谚，旁收杂罗，谈格调者将引以为噱”[16]的语言创作通俗易懂的乐府诗歌，发表维新主张与社会见解，也是顺应了这股知识普及的时潮。

《闽中新乐府》用语浅白粗鄙，带有浓郁的闽方言特征。语式上有三五七言，中间夹有杂言，格式不固定，如“村童读书三四年，乳臭满口谈圣贤。偶然请之书牛券，却寻不出上下论”，前三句是二二三的节奏，第四句是一三三，句法组织随意自然；再如“郭老兵，六十一，册上署年四十七，同治安处入伍来”“孰知妇人心，又有一番话，我用丈夫钱，此事何关汝”，结构灵活，语调生动、气韵流畅，口语色彩鲜明。诗中出现不少新词如“公司”“集股”“伧父”，亦有大量方言口语如“日家”“青盲”“跳神”“番客”“搬柴做饭”“赔钱货”“杀人不见血”“号天叫地”等等。以《肥和尚》为例：“肥和尚食肥肉，光头笑面皤皤腹。居曰琳宫殿数层，和尚对人称贫僧。贫僧募缘过百万，妇人尤愿倾囊献。”人身上的肉多，普通话称“胖”——“胖姐”“小胖妹”“阿胖”，福州方言“胖”为“肥”，“依肥”(阿胖)、“依肥哥”(阿胖哥)、“依肥奶”(胖女人)、“依肥猪”(贬称)。“光头笑面”是典型地方俗语，福州话用“面”不用“脸”，称“洗脸”为“洗面”。“皤皤腹”是则以贬称那些腹大中空、徒有其表之人，另有相似俗语“金蒲蝇屎腹”，大意近于“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确是“俚语鄙谚”。魏瀚言“新乐府之体，固不妨为理鄙者也”[17]，此处“理鄙”，应该是指语言的通俗与说理的浅显。

《闽中新乐府》的叙事屡屡设计场景性烘托和典型化冲突，人物形象呼之欲出，说理显豁，更易为一般受众理解接纳。《小脚妇》一篇“奉劝人间足莫缠”，作者别出心裁地设置了三个极有典型性的场景和悲剧性结局以阐释缠足之弊害：一是少小时阿娘为女缠足，小女“宵宵痛楚五更哭”，结局是“无数芳年泣落花，一弓小墓闻啼鸟”；二是自然灾害来袭时，妇女因脚小无力自救，结局是“阿娘脚小被水摇，看着母子随春潮”；三，敌骑来时，小脚妇女无力逃难、“不辱死，辱也死”，结局是“鸳鸯履，芙蓉绦，仙样亭亭受一刀”。诗中，为了突出放足与缠足的利弊，设置了一个对比性极强的场景：兵匪来袭时，“东邻妇健赤双足，抱儿夜入南山谷。釜在背，米在囊，蓝布包头男子装，贼来不见身幸藏。西家盈盈人似玉，脚小难行抱头哭。哭声未歇贼已临，百般奇辱堪寒心”。林纾抨击缠足之弊不全由女子一方出发，也强调对家庭特别是灾难面前保全儿女的重要性，劝说的对象是父母与丈夫，他们分别是“小脚”的制造者和消费者，这真是个巧妙的说理策略。批判民间封建迷信其他诗作：《跳神》《非命》《棠梨花》《郁罗台》等，场景刻画鲜活生动，语言诙谐幽默，极富生活性、形象性，劝诫的逻辑顺应了一般民众的思维特点。《闽中新乐府》广为传播之后，对福建近代社会观念的更新和社会风俗的演变起到深远影响，《闽清县志》载“民间溺女渐少”“近时三寸弓鞋已绝迹”，得益于“闽清自清光绪中叶得林琴南先生戒缠足新乐府刊本，合邑传诵”[18]。

1890年代，近代闽籍士人群体中已形成某种共识或倾向，即除却政治改革，以文字作品方式传播新知、祛蔽启蒙，亦是救亡图存的有效路径。林纾最末一次进京会试是1898年春季，期间前往御史台上书抗议德军强占胶州湾事受阻。同年秋，戊戌变法失败，林旭死难。年青人的鲜血震惊了曾为之寄予厚望的福建士人，他们因百日维新燃起的改革希望和政治理想瞬间破灭，这也是我们常常论及林纾或高梦旦等人决意仕途的构因。在中国文化(文学)走向近现代化的过程中，林纾是优秀启蒙者、领路人，完成由传统“八股取士”“学而优而仕”观念下的士大夫向近代意义知识分子的转变，这种转型有个人特征和时代共性，还带有东南地区通商口岸知识分子不同于内地知识分子(如湖湘)的地域性特征。林纾用浅白粗鄙的方言口语创作《闽中新乐府》，为儿童训蒙、为近代社会祛蔽启蒙；用通俗易懂的“古文”翻译“林译小说”，这些都体现闽籍近代士人群体的文化特质和思路，即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与思想，从翻译与创作入手走开民智、述新知、击时弊、倡变革的文学之路。

描述和探讨林纾早期创作的轨迹与价值，《闽中新乐府》无疑是好的切入点，有利叙述和论证的便利与准确，有利于返回历史现场和提供一种结构性的视角——从具体、鲜活的作品表层进入抽象、深邃的历史底层。我们通常认为林则徐、严复和马尾船政学堂的知识分子侧重在政治、军事和认知世界方面显示出真知灼见，严复《天演论》等译著的哲学思想主要影响及知识分子群体，而先进的观念文化要浸润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达到除旧布新的效用，还得依靠雅俗共赏的作品作为中间媒介物。林纾正是用自己的方式与林则徐、严复等人相呼应，共同构成了在百年大变局中以福建近代士人为中心的先知先觉者探索未来的壮阔画面。同时，讨论林纾和他所身处的闽籍近代士人群体如何卷入宏大的历史叙述、参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变革更新的艰难历程，也利于我们思考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整体命运和历史贡献。

注释：

[1][9]邱菽园：《增印〈闽中新乐府〉序》，《知新报》1899年第5期。

[2]汪康年等：《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639页。

[3]邱菽园：《客云庐小说话》，见阿 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408页。

[4]严 复：《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王 栻编：《严复集诗文卷下·瘉壄堂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65页。

[5][8]林 纾：《闽中新乐府·序》，福建省图书馆藏本。

[6]林 纾：《闽中新乐府》，福建省图书馆藏本。以下引文均出自此书，不一一注释。

[7][10][16][17]魏 瀚：《闽中新乐府·序》，林 纾：《闽中新乐府》，福建省图书馆藏本。

[11]张俊才：《林纾评传》，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3页。

[12]朱羲胄：《林畏庐先生年谱》，《民国丛书第三编》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第5页。

[13]陈泽平：《19世纪以来的福州方言:传教士福州土白文献之语言学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页。

[14]林蔚文：《闽都别记·序》，里人何求：《闽都别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页。

[15]林 纾：《论白话文言之消长》，《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集)，上海:上海良友总公司，1935年，第79页。

[18]杨宗彩修、刘训王常纂：《闽清县志》卷五，《中国方志丛书·闽清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