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式理论与秘书学本科课程教学

2021-12-06 04:34程宏亮
关键词:图式秘书课程

程宏亮

(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38)

自20世纪末以来, 图式理论在我国基础教育理论创新与教改实践中的影响很大,至今仍盛行不衰,但该理论尚未对我国高校课程教学产生强大的推动力。随着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颁布实施,“推动课堂教学革命”已成为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冲锋号。图式理论对于秘书学本科课程教学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图式”为外来译词,早在康德哲学中即已出现,后被广泛应用于心理学研究领域。20世纪中叶兴起的传播学也摄其为学科建设的重要概念。该概念在不同学科领域和不同权威专家的理论话语表述中提法不一,大体而言,“图式”“基模”“认知结构”或“认知导引结构”几个语词概念的内涵实质趋同。

一、因材施教:因势而谋,教学呼唤图式理论

“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这本是教学过程中的常识,但我国高等本科院校因长期受重科研而轻教学思想的影响,似乎对此并不敏感,沿用传统灌输式教学方式的施教者依然居多,加之部分敷衍教学者的存在,致使高校本科教学效果颇受社会诟病。因此,《意见》强调:本科教学要“以‘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为基本遵循”,“积极引导学生自我管理、主动学习,激发求知欲望,提高学习效率,提升自主学习能力”。

当代大学教师对孔子的一些教育原则和方法,诸如启发式、因材施教等,或许早有感知。孔子的这些教导方法,都意在激活学生的学习主体性。本文先就“因材施教”理念与课程教学的关系略作分析。课程教学一般主要由教师、学生和教材(含教学设施等媒介)三大要素构成。“因材施教”之“材”,一般意义均指向学生,但笔者以为将其义扩展至教师、学生和教材三大方面为好。《孙子兵法·谋攻》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1]借用孙武之说,教师在进行课程设计时,需要“知彼知己”,“己”者指教师自身,“彼”者指学生、教材及教学媒介(设备、技术、方法等)。

教师省察自身为何等“材质”,至为重要。自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至2016年,秘书类本科人才主要由中文专业(秘书方向)或管理类专业(秘书方向)培养造就;2017年,全国第一批本科秘书学专业毕业生走出校门,步入社会。不论是早期本科层次秘书方向的专业,还是2013年起正式招生的秘书学专业(专业代码:050107T),其专业基础课和核心课程一般多由中文类、管理类、档案类和综合实务类课程组成,具有多学科交融、文理沟通、信息技术嵌入等新文科教育的典型特征,其专业课教师自然来自多门类学科专业,如中文、历史、政治、档案学、管理学等。因此,教师们的学科知识储备和认知思维方式必然存在差异,加之各人的生活体验、人格境界、智商水平、情商内涵、语言表达等个人素质也不相同,故在设计课程方案时,着眼点自有差异。但考虑到课程目标的共性所指,教师不能任性而为,需要认清自己的学养储备和教学技能的优势与不足,尽其所能地扬长避短,设计出既紧扣教学目标、内容,又充分展现自身教学特长的操作方案。例如:具有中文学科背景的教师,可以设计出充满诗情画意的课堂导语,补充一些能反映史实的古典诗词;具有管理类学科背景的教师,可以多嵌入一些基于社会管理视角的个案分析;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师,可以因时而动,率先实施“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并发挥其引领带动作用;有秘书实践经验的教师,可以多植入经典案例,以增强仿真教学效果;信息技术能力强的教师,则可以多利用电子媒介、网络载体“构建线上网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2];等等。

教师不仅要充分认清自己的“材质”特性,还要对学生(“人材”)和教学内容(“教材”)做到心中有数。对待学生,需要分析他们的主体差异性,如原有知识储备、个人兴趣爱好、接受知识的速度快慢、思维方式等情况,由此设计出既能满足学生共性需求,又能兼顾个体差异的实用教程。教材是教学活动的根本载体,教师不仅需要熟知教材的内容结构形态、知识组合方式、技能训练要点、思想与审美特质,还需要辨识教材内容的舛误与缺漏,这样才能提炼出理解章节内容所需要的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由此可使“因课制宜选择课堂教学方式方法”[2]成为可能。

教师熟知了三“材”事实,厘清了教师凭己才、用教材而使学生学有所得这一内在联系,就为引领学生主动学习夯实了基础。当前,在本科课堂教学中,教师满堂灌的现象依然存在,“水课”现象十分严重,低效的课堂已成为高校教学改革的痛点和难点。究其原因,学生学习主动性不强当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如何激发学生心智情趣,从而使其主动建构知识?图式理论从某些视角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图式”概念是由英国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巴特莱特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图式是一个人的用于同化新信息和引起信息的回忆的现有知识”[3]。该观点曾饱受争议,后来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从认知发展论视角对图式概念进行了深入的阐释,遂使图式理论(或曰“基模理论”)走向成熟,进而使该理论在教育学、语言学、信息处理与传播学等学科领域获得广泛认同与积极应用。林崇德《发展心理学》阐释如下:“皮亚杰认为,图式(或基模)(schema)就是动作的结构或组织,这些动作在相同或类似环境中由于不断重复而得到迁移或概括。主体为什么会对环境因素的刺激作出不同的反应?这是因为每个主体的图式不同,以不同的内在因素去同化这种刺激,作出不同的反应。图式最初来自先天遗传,以后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图式不断地得到改变,不断地丰富起来,也就是说,低级的动作图式,经过同化、顺应、平衡而逐步形成新的图式。同化与顺应是适应的两种形式。”[4]在此,林崇德使用皮亚杰理论中的一些关键词对图式的概念进行了诠释,如“动作”“环境”“适应”“同化”“顺应”“平衡”等。皮亚杰所称谓的“动作”,是使主体与客体产生相互作用的媒介物,“动作”可解释为“活动”或“实践”。针对较为抽象的“动作的结构或组织”的图式概念表述及图式机理运作过程,郭庆光在《传播学教程》中给予了通俗的解释:“所谓基模,指的是人的认知行为的基本模式,或者叫心智结构、认知结构或者认知导引结构……当我们接触到一个新信息或新事物、遇到一个新事件或者进入一个新的场所的时候,我们过去相关的经验和知识导引我们迅速地对新的状况作出认识、推理和判断,并及时地作出态度或行为反应。”[5]68由此可知,“动作的结构或组织”就是人的认知行为的基本模式。图式的内涵极其丰富,在此提炼五点相关内容,供教学活动参用。具体如下:

其一,学习者内部信息处理系统中内存着认知导引结构(图式),其图式构成单元是分门别类的知识模块(或称为“知识的集束”[5]68,此为日本学者稻叶哲郎的观点),模块中储存着人们记忆信息中的各类知识,如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策略性知识等。

其二,“图式化”运作机理在于使学习主体与学习内容(客体)之间得以“适应”,主要采用“同化”和“顺应”方式进行调节。

其三,“图式不仅储存了信息的静态结构,而且是加工信息的动态过程。”[3]在学习新知识时,学习者若检索到学习对象中某些知识与原有图式吻合,就会倾向于用原来的解释去理解学习内容,从而起到强化脑海中原有图式的作用,谓之“同化”。但当学习者发现自己大脑信息系统中原有图式与实际所学对象不吻合时,如原图式存有缺陷,则会修改原图式;如原图式中未储存与新知识之间的关系信息,则会给原图式赋予新“值”(经验体会等),通过补足新的要素来形成新的图式,再以这种新图式去理解学习内容、吸纳新的知识信息,谓之“顺应”。

其四,通过主客体之间“同化”和“顺应”作用,进一步促进主体的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之间经过自我调节而不断成熟,谓之“平衡”。由此使学习者经过习得过程重构起自我意识中新的图式。

其五,常见的图式主要有场景图式、事件图式、角色图式、文体图式等。笔者在后面论述教师应用图式理论时,将结合这些常见图式的特征,对如何激活学生原有图式结构进行深入的分析。

二、触类旁通:应势而动,教师使用图式理论

教师作为教学活动中的导学者,不能代替学生去习得知识,但教师可以根据图式理论,做一个帮助学生高效学习的辅导者。例如,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在学生的内部组织(图式)与外部组织(环境或学习对象)之间设置有效沟通的媒介,以起到激活、补充或帮助修改学生原有图式的作用。

(一)点击记忆,激活图式

皮亚杰认为:“认识论本质上是一种思维适应于现实的理论,即使这种适应(像所有的适应一样)归根到底表明了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永不完结的相互作用。”[6]24据此可知,拥有思维的学习主体若要去理解承载着现实内容的被认识对象,就需要通过“适应”的行为过程去实现认知的目的。如何“适应”?皮亚杰认为:“要考虑的是这些动作的‘图式’,就是说动作之中普遍存在的并且可以从一种情境转移到另一种情境的东西。”[6]60此处之“动作”,即是一种认知实践。至于那可以进行情境转移的“东西”,就是预存在人脑中的知识分类体系,如知识、经验以及对事物之间关系的认知,也包含精神层面和价值层面的内容。教育心理学家和信息学专家们通过大量实验已洞悉“图式”的基本运作机制。其中,美国学者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在其《认知与信息处理过程的基模理论》中提出的“信息处理过程模式”较有代表性。据此可知,当人们接触到一个新的事件或信息时,大脑中的相关图式就会被激活,由此启动心理认知过程。学习者调用认知结构中预存的知识、经验去核对和处理新接触到的对象或情况,对其性质等内容作出判断,并预测其结果,也相应地对新事件或信息作出反应。“当新信息的各项特征与我们的认知基模相吻合时,我们倾向于按照原有的解释和态度来对它。”[5]69这是郭庆光对阿克塞尔罗德“信息处理过程模式”特点之一的阐释。

在学习者用旧图式去理解新内容时,如何提高图式同化同质内容或顺应新内容的学习效果?关键是要激活学习者的学习主体性。而学习效果提升的幅度,则取决于其学习主体性被激活的速度、状态与程度。激活,包括自动激活和他动辅助激活。针对教与学的关系,笔者在此主要阐述教师给予学生的他动辅助激活。就秘书学专业课程来说,诸如“秘书学概论”“中国秘书史”“秘书实务”“管理学”等核心课程,语言文学类课程以及“社会学”“传播学概论”“网络信息编辑”等基础课程,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均可使用启发式教学法、情境教学法、多媒体辅助教学法、虚拟现实(VR)技术等方法或技术,利用学生所熟悉的场景图式、事件图式、角色图式等图式来设置能激发学生图式运作的媒介物,由此增强学生基于原图式同化或顺应学习内容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例如,在讲授“中国秘书史”时,可针对学生原有图式,利用关联性符号内容给予学生启发,当会有助于激活其脑海中内存的知识、经验等记忆符号,进而或可使记忆表象发挥出积极核对、吸附新知识新信息的功能。例如,在教授诸葛亮选拔、任用和管理秘书的内容时,为快速、高效地启动学生脑海中的相关图式,教师可将杜甫的《蜀相》作为导语来设置“场景图式”,该诗为高中新课标规定的背诵篇目,大学生记忆中的图式应当甚为鲜明,诗句“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生动地描摹出诸葛亮与刘备交往的情景,揭示出诸葛亮的天才见识和对蜀汉政权的赤胆忠心,由此可启动学生认知结构中关于诸葛亮的经验图式,进而使学生对教学内容生发兴趣,并产生学习诸葛亮秘书之道的内驱力和吸纳力。此外,该案例还内含落实“课程思政”关联性教学目标的内容,如礼贤下士、忧念苍生、兼善天下等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内容。事件图式是教师启动学生大脑中相关图式的常用素材。例如:在讲授秦朝档案工作时,就可用“焚书坑儒”事件启动学生的认知图式;在讲授汉代开办太学并以儒学思想培养秘书人才的内容时,就可先引入汉武帝接受董仲舒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历史事件。这些事件图式,对于学生来说非常熟悉,容易激发他们的学习情趣、动机和行动。角色图式是教学中借以理解人物的经验媒介,教师先发而巧用,有助于学生便捷地介入对人物的社会角色的认知。例如:在讲授秦汉的秘书工作时,可用毛泽东同志的经典词句“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沁园春·雪》)来“点击”学生的记忆,激活学生大脑中储存的关于秦始皇、汉武帝的表象;在学习曹操与秘书关系时,对于杨修此人,教师可先引入中学语文名篇《杨修之死》的内容,以唤醒学生关于杨修的认识。对于学生认知框架中内存的文体图式,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历朝历代公文文体时,若能有效激活,当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例如,在学习汉代的上行文“表”这类文体时,可先出示《出师表》部分段落,让学生温习表类文章的体例与写作路数,进而再体验陆游的名句“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书愤五首·其一》),则学生脑海中关于“表”这类文体的知识与经验就容易被充分激活。

(二)输入质料,补充图式

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在“信息处理过程模式”中指出:“当新信息与我们的认知基模有不吻合之处时,我们会对新旧信息的各特征进行比对,补足新的信息,确定新的解释和态度。”[5]69-70

教师在组织教学过程中,常会发现学生的原有图式与新的学习对象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按传播学互动理论,新旧知识之间共通的意义空间较小,因而该共通部分能够产生使情境转移的“东西”就不多,即原图式迁移知识的能力较弱。这时教师不仅要设法激活有限的共通内容,更要给学生补充能使原图式与新知识新信息连通且良好互动的内容,使原图式与所学新内容之间有更多的联系。若学生原图式与所学新内容之间毫无关联,则向学生原图式中补充新信息以顺应新环境就显得十分必要。

在教授“中国秘书史”课程时,教师要积极提供过渡性素材以补充学生原图式,从而使学生获得融合着教师经验的新变图式。该新变图式拓展了学生原有图式与新学对象之间的共通意义空间,共通部分的适应(同化、顺应)能力随之增强,进而有助于学生学习新知。在此,仍以“中国秘书史”课程为例进行阐释。若要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唐玄宗治理下的秘书体系与秘书工作制度,教师就有必要对李隆基如何越位晋级而君临天下的过程作一定的讲解,可给学生补充“唐隆政变” “先天政变”等事件图式。若要学生深刻理解唐朝的翰林学士秘书制度,教师就应该提供相关的知识,可通过多媒体播放李白受征召而进入宫廷成为翰林待诏的场景图式,以丰富学生的相关知识与经验。若要学生充分理解李鸿章、蒲松龄秘书生涯中的幕僚角色,教师就要根据自己对学生原有角色图式的预测与评估,适度赋予二人的角色图式以新值,如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关系事件图式、蒲松龄任职宝应县秘书吏员的工作事件图式等。针对《中国秘书史》教材中所涉及的一些文体,如盟书,教师可通过多种方式解读《侯马盟书》,对其类型、内容及价值进行全方位解读,以补充学生原有文体图式。如此,则可降低学生理解盟书特征的难度系数;同时,有助于他们理解我国地下埋藏的实物遗产在传播中华文化方面的积极作用,以此强化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三)求是辨非,修改图式

在教与学活动中,教师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帮助学生激活图式,使学生能够基于自我图式功能而自觉产生学习的兴趣、动机和需求,进而进入自主学习状态的方面。但是,学生认知结构中的图式在形成后,未必都符合事理或情理,也许存在着认知错误,况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脑的记忆能力会下降,出错概率也会增大;另外,随着客观世界的运动发展和学科理论的析疑匡谬,有些曾经被认为是正确的结论或许已出现偏差,或者被谬传的事情已得到澄清。鉴于此,教师当据实帮助学生修改原有图式,使其得到纠正并参与到学习新知识、处理新信息的活动之中。

笔者曾为秘书学专业开设过“中国秘书史”“古代文学”“古代公文选读”“古代汉语”“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等课程,在课程教学中,积累了诸多修改学生图式的案例,兹述几例以阐释。

其一,“古代文学”课程问题:周公就是指周公旦吗?

学生咬定周公就是指周公旦,即姬旦。该回答过于武断。其实周公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担任周公的人不止一位,但其中周公旦最有成就,久而久之,人们就误以为周公就是周公旦。“周公”一词,在《汉语大辞典》中有三种解释,其中两种指人,即:西周初期政治家,姓姬名旦,也称叔旦;春秋时天子之宰、卿士的通称。可见,周公是特指姬旦,还是宰或卿士的通称,要根据具体语境作出判断。

其二,“古代公文选读”课程问题:曹操选拔人才,只重才不重德吗?

学生多受《三国演义》的影响,认为曹操是奸雄,觉得曹操倡导“唯才是举”,重才而轻德。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曹操在《论吏士行能令》中指出:“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7]据此可知,曹操兼重德才,只不过因时而异,“治平”(和平时期)崇尚德行,“有事”(动荡时期)之时则更看重才能。此处,关于“德”与“能”关系的探讨也是开展“课程思政”教育的一个内容,联系新时代“立德树人”教育目标,有助于纠正学生思想认识中的谬误,促使他们深入体会古今“德”“能”内涵的共性、差异及其变化特征,由此或能更好地砥砺大学生积极践行中华民族承传至今的美好德行,自觉抛弃那些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旧道德图式。

其三,“中国秘书史”课程问题:“觚”字和“名”字,就是指酒器和姓名吗?

觚是个多义字,常见义为古代饮酒器,青铜制,长身侈口,口部与底部呈喇叭状,细腰,圈足。而它也有其他意思,可指古人用以书写或记事的木简,如《中国秘书史》教材引陆机《文赋》云:“或操觚以率尔。”[8]54此处“觚”字,就是指木简中的方形者,或六面或八面,皆可写字,而非指青铜酒器。“名”常见义指人的名字,但也可指“文字”,如《中国秘书史》教材引《仪礼·聘礼》云:“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8]53汉代经学家郑玄将该“名”字解释为“字”的意思。

其四,“传播学概论”课程问题:“符号和意义”中的“意义”就是“作用、价值”的意思吗?

许多学生在课堂刚接触“符号”“意义”概念时,受脑海中原有图式的影响,多认为“意义”就是指作用、价值。其实,“意义”概念有多种意思,如“思想和道理”“内容”“声誉”“作用、价值”等。实际上,在符号学、语言学和传播学中,处于“符号”语境中的“意义”,多等同于“内容” “意思”概念。

概言之,在课程教学中,教师提供素材,通过知识比对、事理分析或逻辑推导等多种思辨方式,剔除误失,辨伪归正,帮助学生修改图式,可为学生重构认知结构夯实基础,有利于强化学生的主体建构功能。

三、结语

中国成语向以词简而意丰、语精而韵远著称,“因材施教”“触类旁通”“融会贯通”是三个耳熟能详的成语,凝结着古往今来教育实践者的智慧和心血,深刻揭示了我国传统教育的思想、原则和方法,对当代高等教育也具有指导价值。就“因材施教”而言,教师要根据自身的“材质”类型、教材的内容特征、学生的接受能力,有效发挥教与学这对矛盾关系中“主导者”的角色功能,可因势而谋,借用图式理论,设置有利于激活学习者图式“同化”“顺应”“平衡”功能的媒介和条件,从而提高学习“主体者”的习得效果。将图式理论应用于秘书学本科课程教学,应势而动,采用多种传导媒介和讲授技法为学生原有图式与学习对象之间设置连通环节,以激活、补充原有图式,或帮助学生修改原有图式,由此可取得“触类旁通”的学习成效。当学生认知系统功能得到充分激活时,顺势而为之效则可随机形成。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者”,其认知结构(图式)在教师因势利导的教学过程中得以重构,其自主建构学习内容的自觉性和动力系统得到增强;其主动性同化、顺应、修改和再造新图式的心理结构与功能,在认知过程和习得实践中无疑会保持积极的运作状态与良好的发展势头。由此可知,学习者基于“融会贯通”之道不断核对旧知、补充新识、创造新见,绝非困难之事。有鉴于此,秘书学本科课程的执教者,若能洞悉图式理论的精髓,并将其有效地应用于教学实践,当会促进学生形成强大的自主学习能力,也会有助于落实“课程思政”教学目标,有助于大幅提升学生学习的质量和效果。同理,图式理论应用于秘书学课程的教学之道也可迁移至人文社科类本科专业的各门课程教学中,只要用之允当,优质的学习效果大有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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