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以科学社会主义史为考察视角

陈列平

（福建中医药大学，福建 福州 350122）

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科学社会主义度过了一百七十多年，作为理论它成为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剥削、摆脱贫困、实现自我解放发展的思想武器，作为运动它揭开了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斗争的新篇章。马克思、恩格斯的反贫困思想是社会主义国家减贫实践的理论之源，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减贫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形成、发展以及实践的深化提供了参照。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反贫困斗争，形成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在减贫脱贫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向世界展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能力，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摆脱贫困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样本。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反贫困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用唯物史观分析了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实际，站在最广大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资本主义社会贫困产生的根源及其如何反贫困做了深入的分析和阐释。

（一）推翻私有制：反贫困的前提

由于资本家的剥削，广大工人阶级付出艰辛劳动，而换来的只是“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1]（P39）。在资产阶级所拥有的财富快速增长的同时，工人却逐步变成贫困群体，甚至是赤贫者，资本主义社会“分裂为两大对立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P28），且“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2]（P831）。只有彻底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才能真正建立全新的符合最广大无产阶级利益的社会制度，在全社会确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摧毁“异化劳动”生存的土壤，让剥削与被剥削的社会关系不复存在，最终用自己的努力建立可以让自身真正摆脱贫困的共产主义制度，让人从劳动过程中解放出来，真正实现人的解放，从根本上找到人类社会反贫困的途径。

（二）无产阶级：反贫困的主体

马克思从“异化劳动”入手，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国民经济学理论，认为在“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的生活是悲惨的，初步萌发了推翻资本主义、消灭资产阶级剥削，消除贫困、实现人的自由发展思想。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劳动力是能够创造比其本身更大价值的特殊商品，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在于尽可能多地追求并占有剩余价值。资本家通过雇佣无产阶级，依赖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或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等多种手段，变本加厉地占有工人劳动所创造的超出资本家支付工资的那部分价值。这种对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资本家将一部分剩余价值用于扩大再生产，……最后造成了两级分化”[2]（P666）。恩格斯指出：“贫困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3]（P153）无论资本主义社会对剩余价值的占有方式或手段做如何调整，都无法掩盖其剥削本质以及使无产阶级陷于贫困的事实。异化和异化的消灭走着同一道路，即工人的劳动被异化，那么异化劳动的消灭就理应由工人来承担。

（三）发展生产力：反贫困的途径

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剥削本质，明确指出工人的贫困是绝对贫困，这在“旧制度是无法医治的”[4]（P62）病症，“除非丢弃这个世界的基础并过渡到民主制的人类世界”[4]（P60）。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无法摆脱这种束缚，要想彻底摆脱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必须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否则只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生产关系的修修补补，一定程度上可能可以暂时适应生产力发展，但因为没有从制度上进行根本变革，最终还会阻碍生产力发展。只有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才能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彻底改变工人阶级贫穷落后的面貌。概而言之，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从宏观上为无产阶级找到了消除剥削、消灭贫困的根本路径。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使生产力得到发展，从而为反贫困创造条件。

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反贫困的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

（一）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减贫的早期探索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经济基础薄弱的俄国，列宁带领无产阶级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5]（P34）。之后，“社会主义”主要被用来指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而“共产主义”则指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十月革命前后的俄国，因为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还会存在不少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贫富差距也相对较大。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本身有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如何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还需在实践探索中逐步明确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以及经过哪些发展阶段。在马克思、恩格斯反贫困理论的基础上，列宁开启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反贫困的实践和探索。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成后，以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生活为目标，积极实施新经济政策，凭借高效的动员组织力量和严格的组织纪律，带领团结苏俄人民同贫困作坚决的斗争，通过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水平来巩固发展工农联盟，从而使社会主义获得了苏俄人民的广泛支持。

（二）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反贫困实践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打退了法西斯德国的侵略，并一举解放了东欧国家。随着综合实力的快速提升，苏联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和政治大国。东欧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南斯拉夫八个国家，亚洲中国、越南、朝鲜、老挝等一些国家，以及北美洲的古巴，纷纷效仿苏联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由一国实践发展成多国实践。新兴社会主义国家原有经济基础都比较薄弱，文化也较为落后，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后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一定时期内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有效地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国家的反贫困实践取得了实质性的成绩。

（三）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减贫实践的历史教训

在以战争和革命为主题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苏联探索形成了适应备战需要的斯大林模式，在特定时期它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本身也包含着一系列缺陷和弊端。就发展战略来说，大力推行大国霸权主义，致力于扩军备战，耗费了本应用于发展经济的巨额资金，又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衡，农业、轻工业十分落后，造成人民生活必需品长期短缺，不仅阻碍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升，也给苏联经济发展带来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逐步放缓。八十年代后期以来，经济发展逐步呈现停滞、零增长、负增长态势，导致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同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原本已缩小的经济发展差距重新拉大。据统计，1975年苏联的国民收入相当于美国的67%,1988年则下降为64%[6]（P38）。

经济困难成为引发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动乱的重要原因。正如邓小平所说的，“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7]（P354）。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已有几十年了，但由于长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问题，紧日子过久了，难免引发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怀疑，并迷信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能迅速过上类似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富裕生活。据相关报道，1989年12月齐奥赛斯库携家人逃亡路上询问一名参与暴动的工人时，那位工人回答道：“一是面包不够吃，二是隆冬腊月没有暖气取暖。”[6]（P38）这个答案对于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垮台原因的解答难免不够全面，但却从根本上击中了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政权突变的要害。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优越性，但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情况和人民生活水平不仅比不上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出现了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一段时期内经济落后和生活困难可以被人民群众接受，但时间长了必然导致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导致社会主义制度丧失说服力，导致经济发展问题演变为政治问题，危及政权的巩固。

据学界研究表明：“苏东地区的共产党，不少已在公众中失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的形象。”[6]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脱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解放全人类的根本宗旨，走上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争霸的道路，致力于争夺世界霸权。很长一段时间内，把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军备竞赛或扩军备战，严重地制约了经济发展，长期无法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甚至是降低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阻碍了社会主义制度发挥其优越性。

当然，由于党和国家权力过分集中，致使苏东党和国家机关出现权力腐败，党和国家最终丧失了民心，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解体剧变的命运。

（四）苏东巨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减贫实践

苏东剧变后，越南、古巴、老挝、朝鲜等国家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延续了革命火种。越南致力于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经济增长继续保持较快势头，社会建设积极有效，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贫困人口逐步减少。老挝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团结共识社会，积极实施全面合理的社会政策，努力解决人民群众贫困问题，消除两极分化。朝鲜社会主义建设展示了更加注重改革开放的新态势，战略重点逐步向发展经济转变，重视工农业生产，加强公共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允许民众自由交易剩余粮食，提高了人民生产的积极性，也提高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古巴一贯重视本国医疗、教育、就业等工作，始终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一项基本发展目标，努力降低失业率，提高民众社会福利。

总体而言，越南、古巴、老挝、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反贫困实践各有特色，但最明显的共同点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比如，越共“十二大”强调牢固树立“以民为本”思想；古巴“七大”强调“加快经济发展步伐，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老挝“十大”提出一系列推动农村发展，解决人民贫困问题的举措，引导人民群众投身经济建设；朝鲜劳动党“七大”推动国家发展战略由“先军政治”向经济强国建设转变，注重国民经济的自立性与主体性，致力于促进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建设，积极通过经济发展为人民群众带来富裕文明的生活。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与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全面性的深度贫困，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反贫困斗争，在减贫脱贫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摆脱贫困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与实践。

（一）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理论的形成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处于贫困程度深和贫困人口多的极度贫弱状态。面对全面性的深度贫困，毛泽东提出，推动贫困治理必须把“国民经济搞上去”[8]（P556），把工业化作为治理贫困的重要途径，通过合作社把农民联合起来，开展互助合作式的集体劳动，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大力促进农业发展，力求“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9]（P661）；“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10]（P305），必须加强党对反贫困工作的领导；必须重视发展文化教育，激发群众参与反贫困的内生驱动力，解决群众的精神贫困问题。

总的来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首次提出“共同富裕”思想，并提出了反贫困的基本战略、主要途径等一系列主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反贫困思想的正式产生。通过公社化运动集中配置资源，实行集体平均主义福利模式的反贫困实践，脱离了发展实际，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理论的拓展

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困”[11]（P116）“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11]（P370）等相关论断，坚持从我国的社会主义仍处于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开启改革开放伟大征程，对外加强开放，对内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建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开始由单纯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土地制度改革，实施效率型经济发展模式，激发了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摆脱贫困的动力和热情。同时，将劳动者作为反贫困的主体，以教育和培训为切入点，努力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力求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此外，针对甘肃定西、河西与宁夏西海固地区植被破坏、群众生活困难问题，实施“三西”农业建设计划，开展专项贫困治理，使我国反贫困工作初步具备了系统性和规范化特征。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第一次将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主义反贫困相结合，强调“从思想和行动上把贫困治理作为关心人民群众疾苦和密切党群关系的一件大事来抓”[12]（P856）。主张开发式扶贫方针：“把贫困地区的干部群众的自身努力同国家扶持结合起来，开发当地资源，……增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这是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13]（P549）强调农村扶贫必须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并通过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在解决贫困地区困难群众温饱的同时，更加重视教育和科学技术的作用，带动贫困地区增强自身脱贫能力。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科学发展与和谐理念，提出反贫困要坚持以人为本，更好地满足全国各族人民追求更好生活的要求，把科学发展作为反贫困的根本手段，明确地将人民群众作为脱贫攻坚的根本力量。坚持全方位扶贫开发模式，坚持开发式扶贫与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紧密结合，采取片区扶贫、国家贫困区域发展等重要举措，并形成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一系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思想，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理论创新与实践拓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把脱贫攻坚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

1.政治保障：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伟大实践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在《摆脱贫困》一书中强调：“党对农村的坚强领导，是使贫困的乡村走向富裕道路的最重要的保证。”[14]（P159）在之后的治国理政中，习近平反复强调党组织在脱贫攻坚中所应发挥的作用，诸如“越是进行脱贫攻坚战越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贫困问题较突出地区的党政一把手，要当好扶贫开发工作第一责任人”[15]等重要指示。在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重视发挥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首创精神，靠辛勤劳动改变贫困落后面貌。会上，二十二个省区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党中央签署了脱贫攻坚责任书。在此基础上，省、市、县、乡、村层层签订责任书，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反贫的领导体系。2018年6月，习近平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一些地方将脱贫攻坚作为党的建设的头等大事，有些地区实行结对帮扶，有些地区向贫困村派出驻村工作队、选派驻村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巩固了党在农村执政的基础，有效引领推动了反贫困工作。

2.价值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在推进脱贫攻坚工作中，坚持问需于民、问政于民、心中有民。习近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16]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体现在脱贫攻坚的对口支援、结对帮扶、精准扶贫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环节。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强调：“我们始终坚定人民立场，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责任。”[17]这些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内涵，彰显了党中央摆脱贫困的坚定决心和历史担当。

3.制胜路径：坚持精准扶贫方略。脱贫攻坚，贵在精准，重在精准。“精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最鲜明的特征。在湖南十八洞村考察时，习近平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理念，强调要因地制宜，坚持分类指导，做到精准扶贫。2015年在贵州考察时，习近平对“精准扶贫”理念做了全面具体的阐述，即“六个精准”。据统计，2012年以来，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达6931.25亿元，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资金保障和强大支持。2016年7月，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摆脱贫困首要的是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必须走精准扶贫与“精神”扶贫相结合道路。2020年3月，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强调，要落实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策略。从精神脱贫、智力脱贫和脱贫攻坚等理念的提出，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脱贫攻坚的具体实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逐步推动社会主义反贫困理念由“大水漫灌”式的粗放型扶贫向“靶向滴灌”式的精准型扶贫转变。

4.根本动力：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坚持调动广大贫困群众创造性是摆脱贫困的内生动力。习近平强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18]（P18）摆脱贫困首要并不是摆脱物质的贫困，而是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应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实施脱贫致富战略的重大内容之一，要把思想道德教育和科学文化建设贯穿于脱贫致富的整个过程”[14]（P148）。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党中央坚持“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的反贫困方略，坚持“扶志”与“扶智”相结合，运用多种手段方式来激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提升贫困群众脱贫的强烈愿望和内生动力，提高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彻底解决了贫困群众能力贫困、意识贫困问题。

5.制度优势：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在我国的脱贫攻坚工作中，注重构建多方协同的政策思路、扶贫格局和战略框架。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帮扶，是区域协同发展、共建共享的大战略，为加强区域合作、优化产业布局、拓展对内对外开放新空间奠定了坚实基础。利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人才支援、资金支持等一系列战略举措实现了东西部的优势互补，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区域转移，并极大推进了劳动力的就地转化。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互为补充，凝聚起了各方力量，形成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位一体”的扶贫主体，多方参与和政策协同等机制，把脱贫的内生动力与外在动力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政府与市场的优势互补、有效衔接和资源配置的最大化，汇聚起了全国上下合力脱贫攻坚的磅礴力量。

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继承，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既往领导人反贫困思想的赓续，完善和丰富了社会主义反贫困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道路，书写了二十一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版本”，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反贫困斗争中的优越性。中国在反贫困斗争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理论成果，丰富和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反贫困理论与实践，为全球反贫困事业贡献了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深刻认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关于反贫困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对于拓展巩固新时代新阶段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二十一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反贫困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