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与启示：发达国家生态教育的覃思

王经北，李祖儿

（江西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生态教育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对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着引导与支撑作用，生态教育成效影响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与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时语重心长地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1]（P116），“把珍惜生态、保护资源、爱护环境等内容纳入国民教育和培训体系，纳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1]（P122）。西方发达国家因20世纪著名的八大环境公害觉醒较早，从80年代起开始对生态教育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跟国内表述为生态教育或环境教育相对应，国外学者多以环境教育或绿色教育为名展开研究。如道格拉斯·麦克米兰和Nigel Leaer Williams强调环境教育应体现在各学科中，Trilochan S.Bakshi和Thomas Graedel注重总结环境教育的内容与方式方法，Martha C.Monroe则从生态教育中各参与主体为切入点展开研究。对此，国内学界也给予了相应关注，如季海菊从归纳分析国外环境教育的特点入手展开研究，而马桂新则注重国外环境教育发展的趋势的分析总结，另有多位学者如祝怀新、王英等以某个国家的环境教育为典型进行深入剖析。值得注意的是，着墨于对发达国家生态教育经验的成果尽管丰富，但对其经验的社会功能分析及与中国社会生态教育的本土化、源生性和创造性相结合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可见，聚焦绿色发展与教育实践，分析发达国家生态教育的有益因素，探究基于中国土壤的生态教育与绿色实践，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教育体系自信等方面的研究仍需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