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的性道德话语*
——以20世纪20年代的两次争论为中心

姜 瑀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人类学家普遍认为，性的禁忌——关于谁和谁能够发生肉体关系的规定，是伦理和制度的原型；而家庭和亲属制度的实质，便是对性的管理和组织。或许是因为对人类历史的敏感，新文化运动为反礼教的伦理革命寻找到的突破口，恰好是对性——贞操问题的讨论；而性道德讨论收束于五卅运动，思想界有关家庭伦理的论争亦随之沉寂，形成了一段完整的闭合叙事。目前，对性道德问题的研究通常围绕1925年《妇女杂志》“新性道德号”事件展开，有关贞操问题的讨论则被置于反封建礼教、妇女解放的背景中展开。然而，围绕新性道德的争论远不止于某一特定事件，贞操问题的实质亦是性道德的重构。本文将贞操问题讨论和新性道德讨论视作一个整体，以新文化内部发生的论辩为主要对象，通过分析这些分歧和矛盾的实质性内容，阐释新文化对现代性道德的建构。

一、从贞操问题讨论到“新性道德论争”

有关贞操问题的讨论，始于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的日本女诗人、批评家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该文行文简洁，条理清晰，用类似三段论的方式，回答了贞操问题讨论中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问题，即贞操是不是一种道德规范。首先，与谢野晶子提出道德本身的标准：所有人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够遵守，且遵守了“一定能使人间生活愈加真实、自由、正确、幸福”[1](P388)的方是道德。接着，作者从三个方面考察了贞操是否符合这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