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与真实的交融
——探析《觉醒》及其争论中的文化建构

杨 翔

(泰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 江苏 泰州 225300)

在美国文学史上,凯特·肖邦(Kate Chopin)的《觉醒》颇受争议。小说甫一出版,当时的美国社会就认为它粗俗下流、道德败坏,作者也因此受到严厉的谴责与排挤。但在沉寂了半个多世纪之后,人们的评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学者们认为小说代表了早期的女性主义思想,有深刻的文学艺术价值。时隔仅60多年,对作者和作品的评价却判若水火,着实令人瞠目结舌。当下,在我国小说所涉及的婚姻伦理问题不仅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是学界关注的课题。关于《觉醒》的学术争论表现出两大特点:一是价值判断相差甚远,有人将之视为女性主义思想的先锋,而有人则将之视为玷污女性道德的败笔;二是相当一部分学者有意无意地将这部小说的虚拟情节与现实世界混淆起来,将小说逻辑当作现实逻辑,将虚拟角色当作真实人物。小说与真实之间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对同一部小说会有不同的解读?欲澄清上述疑问,笔者认为应采取下述步骤进行探讨分析。首先,分析《觉醒》的叙事策略,探索意识形态在文本叙述中的影响;其次,分析《觉醒》的话语冲突,探索文化在文本解读中的作用;最后,探讨文学虚构与真实历史之间的关系。

一、《觉醒》的叙事策略与女性话语的建构

凯特·肖邦在《觉醒》中塑造了一位名叫埃德娜的中产阶级妇女形象。她在享受丈夫带来的丰裕物质生活的同时,却感到精神的空虚。在外出度假中,她遇到了罗伯特·勒布朗。在与他相处的过程中，埃德娜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自我意识。她的自我意识一方面表现为女性对独立自主地位的追求,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婚外其他男人的情欲。“她和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睡觉,还爱着另一个不能和自己结婚的男人。”[1]177在经历了努力挣扎后,埃德娜终归未能实现自己的欲求。最后,作者以埃德娜跳入大海的方式结束了这部小说。受历史主义再现观与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作者在小说中不仅创造出一个“真实的世界”,同时还将女性主义话语注入到这些“真实事件”中。小说一方面表现为客观现实,另一方面又蕴藏着浓厚的女性主义意识形态。要深入理解《觉醒》,首先就要分析历史主义再现观和女性主义价值观是如何影响小说文本建构的。

凯特·肖邦在设计《觉醒》的小说情节时受历史主义再现观的影响,通过模仿历史叙事的方法,将虚构的小说情节塑造成真实的历史事件,从而达到逼真感人的艺术效果。历史主义再现观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客观分析,完美地揭示历史事件的真相,并且通过这些真相揭开这个时代的精神。”[2]282这种倾向在《觉醒》中表现为三方面。第一,和历史叙事一样,《觉醒》的情节在时间上呈线性状态。线性的时间顺序使得凯特·肖邦“一旦开始叙事,所叙事的一切就已经在时间中被铺就了”[3]。所有情节如同历史事件一样按照时间顺序被叙述,叙事者的叙事行为彷佛是在所有情节发生之后开始的。因此,小说的时态采用一般过去式,小说情节彷佛就是历史事实,叙事者彷佛在讲述已发生的、确定的事件。第二,和传统历史叙事一样,小说事件的安排表现为单向度的因果关系,即因素甲决定因素乙,因素乙决定因素丙,依此类推。例如,在《觉醒》中，“丈夫疏于关心”决定了“埃德娜的精神空虚”,“家庭的束缚”决定了“埃德娜没有个人自由”,“和罗伯特的交往”决定了“埃德娜女性意识的觉醒”等,这些都反映了这种单向度的因果关系。然而正如福柯(Michel Foucault)指出的,权利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控制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交错的复杂的网络,网络中的每个成员都拥有权力[4]。因而即使是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仍然拥有权力,他们并非单纯地被决定、被控制。同理,埃德娜在成为受害者之前完全有时间与机会选择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女性,但凯特·肖邦“剥夺了”她自由选择的能力,将她塑造成一个毫无反抗力的、被动的受害者形象,借此强化了埃德娜的悲剧色彩。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小说继承了历史主义对客观描述的信仰,认为语言文字可以再现客观的历史事实。在《觉醒》中,凯特·肖邦采用了全知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彷佛要客观、冷静地展现埃德娜的个人经验。然而作者的叙事实际上是带有价值倾向的。作者选择从埃德娜的视角展开叙述,而埃德娜的丈夫、孩子甚至情人都被排斥在话语权之外,他们的内心感情和价值立场都受到压制,成为了被压抑的他者。从表面上看，小说公正、客观地再现了历史事实,但实际上，无论是小说的叙事视角还是情节建构都受到了女性主义的影响。

凯特·肖邦在创作小说时采用第三人称视角,好像是要还原真实的历史事件,但实际上她通过多重叙事策略在文本中确立了女性主义的话语权威。她采用的叙事策略可分为两类。

第一,凯特·肖邦内化了叙事视角。虽然小说采用了第三人称叙事,但叙事角度却内化为埃德娜的角度。当叙事角度定位于埃德娜时,读者看待问题和判断事件的方式就应立足于她的视角。这对理解文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叙事角度不仅涉及到文本如何被叙述,更涉及到文本如何被理解。例如,凯特·肖邦这样叙述埃德娜的欲望,“大海的声音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它周而复始,不肯停息,或是窃窃私语,如泣如诉;或是大声喧嚣,召唤孤独的灵魂在沉沦中寻求陶醉……大海的抚摸充满了肉欲,它召唤人们把自己的肉体投入它那温柔、亲密的怀抱之中”[5]34。这段文字虽然采用了第三人称,但并不意味着作者的叙事角度是中立的。叙事的声音属于文本之外的第三人称,但叙事的角度却属于埃德娜。凯特·肖邦将叙事的角度内化为埃德娜的感受,形成了一种“内部视角”:叙事者与埃德娜采取了同一立场,叙事者从埃德娜的角度观察、体验,这使得埃德娜的立场更容易被读者接受。在文本中,作者先从内部视角出发,在不引起读者厌恶的情况下描述女性的欲望,然后通过建立欲望与大海之间的联系来建构一种自然的女性主义价值观:女性欲望和大海一样是自然的,是自然的一部分,都符合自然规律。作者试图通过建构欲望的自然性来证明它的合法地位,而内化的叙事角度为这种证明提供了便捷。

第二,作者大量使用自由间接引语缩短叙事距离。叙事距离是虚构小说的典型特征,它指的是文本的叙述者和其中的实践/角色间的距离[6]，也就是叙述者与文本角色在立场和价值观上的差异程度。凯特·肖邦通过“在话语层上借用故事人物(埃德娜)的视角来讲述事件”[7]以拉近与故事人物(埃德娜)的叙事距离,从而巧妙地强化了文本的女性主义立场。凯特·肖邦拉近叙事距离的目的同样还是受到第三人称叙事的阻碍,但她自有对策。除了上述谈到的“内化视角”之外,她的另一策略是大量使用“自由间接引语”。这是一种没有引号等规约性标志的直接引语,可以采用第一人称，也可以采用第三人称。例如,小说这样描述埃德娜听到音乐后的激动心情,“每当这些情感的波浪拍打着她的躯体时,她都感到她的灵魂像受了一阵鞭打似的痛苦地抽搐着。她颤抖了,哽咽起来,泪水迷蒙了她的眼睛”[5]66。这段文字表面上看是第三人称叙事,但实际效果等同于埃德娜的第一人称叙事。与直接引语相比,自由间接引语的表达更为灵活,读者可以理解为叙事者在说话,也可以理解为埃德娜在说话。它在不经意间拉近叙事者与埃德娜的距离,既保住了作为第三人称叙事的客观性,同时又将埃德娜的个人体验毫无阻碍地传递给读者,自然而然地确立了女性主义在文本中的话语权威。

凯特·肖邦的《觉醒》秉持了历史主义的再现观,力图通过小说来还原一个真实的女性世界。小说通过线性叙事来模仿历史事件,通过单向度的因果关系来表征这些事件之间的联系。作者力图客观地向读者还原过去发生的事件,想要真实地再现一个在男权压迫下悲惨生活的女性。但通过分析小说的叙事策略可以发现，在看似客观的情节描述下深藏着作者浓烈的女性主义价值观。首先,尽管作者力争通过第三人称叙事来达到叙事的客观性,但这只是一个假象。作者在通过第三人称叙事的同时却内化了叙事角度,始终从埃德娜的角度出发来建构文本。其次,作者还通过大量使用自由间接引语缩短了叙事者与埃德娜之间的叙事距离,在维持了叙事客观性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将埃德娜的情感融入到文本之中。由此可知,第三人称叙事并不能再现客观现实,文本的建构会带有作者的价值倾向。

二、《觉醒》的话语冲突及其文化本质

《觉醒》历来就是一部争议颇多的小说。在作品诞生之初,作者就因它受到严厉的道德谴责。“《觉醒》收到的只是巨大的批评。圣路易斯的图书馆将它列为禁书,这本书之后只有1906年再版一次,往后的50多年里没有再版。”[1]245“同时代的评论家没有一个人把埃德娜的故事当成英雄主义……读者都认为……小说‘肮脏’、‘病态’,甚至‘令人厌恶’……凯特·肖邦同时代的人对埃德娜的解读或许更接近作者的本意:一个胆怯、能力有限的人物,生活在欲望的摆布之中。”[8]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社会文化对它偏爱有加……在1899年曾被认为是不道德和没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到了1969年则被认为是具有艺术价值的、高尚的”(1)文章来源于网络SPRINKLE R Kate Chopin's the awakening：a critical reception，http://www.womenwriters.net/domesticgoddess/sprinkle.htm。。目前,国内对小说的评价也褒贬不一。有人认为作者“为美国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她和她的作品在美国文学史上永远占有光荣的一席, 值得让人永志不忘”[9],也有人认为小说人物埃德娜“至死都没有觉醒”[10],她的悲剧警告人们，“浪漫理想的爱情会给人生带来负面影响”[9]。另外,学者们不管是批评还是褒扬,常有意无意地将作品当作真实事件看待。例如,有学者把埃德娜当作真实存在的人,并试图从精神分析角度去解读其心理[11]。也有学者把小说情节当作真实事件,并且详细分析埃德娜的丈夫的行为,认为他“从各方面对她(埃德娜)关怀有加,有时几乎对她听之任之”[10],与他相比，“艾德娜不负责任的行为表现得更加明显”[10]。关于《觉醒》的争论简言之有两大特点:第一,对同一文本,不同的评论者评价褒贬不一,态度甚至截然相反。第二,评论者常常倾向于探讨小说的历史真实性,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小说的艺术虚构性。

国内学者一般从现实主义的视角来解读《觉醒》,其基本解读思路是探讨小说中“发生了什么”,发掘“这件事告诉了读者什么道理”。现实主义认为,小说讲述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尽管小说的叙述角度是主观的,叙事方式带有艺术性,但是它依然能够忠实地反映历史真实。它表现出如下特征:第一是线性时间观,即小说的叙事过程就如同历史事件一样是按照时间顺序展开的;第二是认为不同因素之间是单向度的因果关系,即因素甲单向地决定因素乙,因素乙不可能产生反作用,两者之间不存在双向互动;第三是相信语言文字能够客观地再现历史,将小说等同于客观的历史事实;第四是进步主义价值观,相信人类的道德和文化会伴随历史的演化而不断进步[2]282-283。从现实主义视角解读小说情节，通常会得出如下分析：艾德娜嫁给她的丈夫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可以依赖的人,但当她感觉到自己的婚姻生活平淡似水、不能再激起情欲冲动时,对丈夫的爱自然而然也就消失了。对埃德娜的现实主义分析通常具有如下典型特点。第一,评论者相信语言文字可以客观地描述历史。他将作者虚拟的小说情节当作了逻辑推理的依据,很容易就得出下面的结论:因为婚姻平淡如水,所以埃德娜失去了浪漫和梦想。然而如前文所述,文本是作者建构的,其中必然蕴含了作者的价值取向。作者在建构小说文本时会将自身的情感、欲望也融入其中。因此，读者在阅读小说时应保持足够的警惕,要能够辨析文本中蕴含的价值取向并保持独立判断。第二,评论者坚持单向度的因果关系,认为是婚姻的平淡导致了埃德娜出轨。然而,一段平淡的婚姻未必就一定会导致妻子出轨。埃德娜具有主观能动性,可以选择主动地改变平淡的婚姻,而不是被动地等待婚姻破灭并将自己的出轨归咎于婚姻平淡。失败的婚姻有其原因,但“原因通常是多元的、复杂的,并且难以辨认”[2]284。埃德娜有主观能动性，能够自由选择,若将她的出轨仅仅归咎于婚姻的平淡，则明显忽略了婚姻中夫妻双方的复杂互动以及其他环境因素的影响。

文化既影响作者如何建构文本，也影响读者如何接受文本,它的影响手段是“话语”。所谓话语，是指“在特定的时间、地点,由特定文化创造的社会性语言,它是对人类经验的某种方式的理解”[2]285。然而没有一种单一话语可以解释整个世界,不同话语之间的冲突随处可见。不管是作品内部情节的冲突还是围绕作品展开的学术争论,其本质都是不同文化之间的话语冲突。在《觉醒》中,保守力量虽然被剥夺了话语权,但它的影响仍然可以被感觉到。例如,作品中虽然充斥了令人心颤的情欲描写,但不时又有令人焦虑的道德担忧。两种话语的冲突构成了作品不可调和的主线,最后迫使凯特·肖邦选择以主角死亡的方式来结束两种话语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在作品之外展开的争论本质上也是话语的建构过程。作者通过文本将话语传递给读者,但读者也有自己的话语权。在阅读小说时，读者不是单纯地接受作者的灌输,他可以自主决定是否接受作者的话语,因而阅读过程在本质上其实是读者与作者的对话过程。即使是同一文本,不同读者也会有不同的评价,原因就在于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观。在学术争论中,不同读者为了确立自己的话语权,都力图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为实现这一目的,有评论者会强调埃德娜的童年经历,并从精神分析角度解读她的心理、分析她的行为。这么做的目的是为埃德娜的欲望找到心理学的根源,从而为她的出轨行为提供合理的辩护理由。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埃德娜的童年经历是由凯特·肖邦建构出来的,它既是埃德娜出轨行为的心理根源,也是历史上女性痛苦经历的艺术再现,是女性作为受害者的集体回忆。从表面情节看，是埃德娜的童年经历导致了她后来的荒唐行为,但这一情节背后折射出男权中心主义思想对女性的长期压迫以及女性内心深处反抗意识的觉醒。女性意识驱动作者创造了这部小说,读者在阅读时也应敏锐地察觉这种意识形态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三、虚构文本的文学价值

在分析了《觉醒》及其争论的文化本质后,就可以回答最初提出的两个问题。第一是小说与历史之间的关系问题。小说与历史之间不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小说中充满了价值判断,它代表了某种价值诉求,是一种主观建构。小说并非直接再现历史,它只是从特定视角出发重塑历史,它代表的是某个群体关于历史的观点而非历史本身。第二是对同一部小说的多元评价问题。对小说文本的评价实际上是话语的建构过程,不同评价在本质上是不同文化对话语权的争夺。不同的历史阶段会有不同的垄断话语,反映了当时历史阶段社会的主流文化。然而一种话语不可能解释所有复杂的社会现象,垄断话语之外还存在其他多元话语,这导致了文本解读的多样性。关于《觉醒》的争论是不同文化争夺话语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种文化都试图将自身塑造为“自然的”“本质的”或“科学的”。对小说评价的不同标准也是不同文化塑造的,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评价小说的标准自然会有所差异。小说、评价以及评价标准都会受到文化的影响。

既然小说是虚构的,那么小说的价值何在呢?以《觉醒》为例,可以发现小说的价值不仅在于能够再现历史,还在于能够反映具体历史语境中人的精神世界和价值取向。小说是作者建构的产物,作者的价值取向不可避免会对小说产生深刻影响。小说情节不仅能描述历史现实,还能反映身处历史现实中的人的内心世界、话语立场及其价值取向。我们生活的世界有其客观存在性,但对世界的解读存在多种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解读角度就构成了不同的话语。社会文化是由杂多的异质话语组成的,其中不同的子文化通过对话和协商提升了整个社会的理解力与包容性。一个包容的社会应当保证不同群体的话语权，也应当尊重每个群体的表达自由。当然这种包容并不是无限的,并不意味着社会必须完全接受每个子文化的诉求。社会的包容性应表现为对话语权的尊重,而不应表现为对单一话语的全盘接受。《觉醒》为解读女性意识提供了一条文学的交流途径,通过接触这部小说,能够了解女性的愿望和诉求。文学评价应当尊重作者表达的自由,尊重作品的女性主义诉求,不管是表达女性独立自主的愿望还是女性的情欲。但在尊重作者话语权的基础上,读者也可以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和立场。无论是女性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都可以借助《觉醒》阐述自己的立场,加强彼此理解,促进社会和谐。

既然小说是虚构的,那又该如何阅读小说呢?在阅读小说之前,应当首先了解小说的文学性。它表现在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小说文本层面,它由虚构情节组成。小说不同于政治、宗教、哲学等其他领域的文本,后者是用文字清楚直白地表达作者的观点,读者没有过多解读的空间。在小说里,作者间接地通过虚构故事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有时作者自己都没有确定观点,仍处在矛盾发展的过程之中,这就造成了小说情节在表面上的自相矛盾。小说表达方式的间接性和表意的模糊性正是小说的文学性所在,它给读者的理解造成了一定困难,但同时也避免了作者对话语权的垄断,留给读者一定的解读空间。第二个层面是阅读层面,它涉及到读者如何阅读和理解小说。因为小说情节是虚构的表达方式，是间接的,所以小说的阅读过程不是单向的传递过程,而是双向的互动过程和自主的生成过程。在阅读小说时,读者不是被动地接受作者的观点,而是主动地根据自身的文化立场和价值倾向来解读小说,透过情节与作者进行交流。在理清了小说两个层面的文学性后,就可以分析如何阅读小说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在阅读小说时,读者首先要认真阅读小说的情节,不能因为小说情节是虚构的就将它当成是作者的异想天开,从而随意质疑小说情节的可读性。同时读者应当明白,既然小说是作者建构的虚拟文本,那么小说情节在反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真实反映了作者的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因此,阅读小说时，读者又不能仅仅停留于小说的文本层面,而应当透过文本情节深入探索作者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并与其展开对话。只有通过相互对话和批判性思考,读者才有可能根据自己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对相关主题形成更深层次的理解。

小说是一门艺术,它的艺术性既离不开对现实的真实反映,又离不开对现实的艺术化虚构。一方面,小说是对现实历史的反映,没有了现实，历史小说便失去了根源；另一方面,小说又是对现实的艺术化虚构,只有这样它才能超越现实表象,对世界的本质展开深层探索。小说的艺术性更体现在后者。艾布拉姆斯(Meyer Howord Abrams)指出,“艺术内容有其内在起源,艺术的创造性影响……是艺术家本人的情感欲望和不断展开的想象过程中固有的力量”[12]。只有理解了艺术家的情感和欲望,才能对艺术有更深层的把握。读者可以将小说看成是对现实历史的再现,因为只有在具体的历史现实中小说才是可以被理解的。同时，读者还应当将小说当成是对现实的艺术化再现,超越小说对表层现实的叙述,进一步探索情节背后隐藏的情感、欲望以及不断展开的内在力量，如此才能获得对小说的艺术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