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生猪种业发展困境与策略优化研究
——基于30家种猪企业调研

郑瑞强 丁能水 胡 艳 季华员

（1江西农业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江西南昌 330045；2赣州市畜牧研究所，江西赣州 341000；3江西省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江西南昌 330200）

猪粮安天下，良种铸基石。良种是保障生猪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提升生猪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推进生猪种业高质量发展，支撑现代生猪产业健康发展，明确生猪种业发展的关键主体——种业企业核心诉求，并进行精准赋能尤为重要。为此，课题组在总体把握江西省生猪种业情况的基础上，深入30家种猪企业开展种业发展情况调研，深入分析种业发展约束，探寻发展方向，并提出具体对策建议，以发展壮大生猪种业。

1 江西生猪种业发展形势与困境探讨

课题组深入江西省畜牧管理机构了解江西生猪种业整体状况，并依据种业企业繁育类型、规模与级别等差异化特征。科学选择抚州、九江、萍乡、上饶等地的30家种猪养殖企业进行调研，其中保种场5家、育种场3家、一级扩繁场6家、二级扩繁场13家、公猪站3家。国家级育种企业3家，省级育种企业15家；生猪存栏万头以上企业7家、5 000头以上企业6家、1 000头以下企业5家。通过实地调研、网络会议等形式对于样本企业进行信息采集及访谈交流，聚焦生猪种业进展以及短板弱项展开精准分析。

1.1 基础性工作有序推进，生猪种业发展成效明显

1.1.1 全面开展和推进了生猪联合育种工作

2010年起，江西在全国率先启动新一轮省级猪联合育种工作，通过专家对接服务指导，全省建设了7家生猪联合育种场（其中4家国家级生猪核心育种场），开展种猪性能测定和遗传评估交流，扩大了种群规模，完善了育种手段，提高了江西省生猪种业的竞争力。

1.1.2 基本形成了生猪良种繁育体系

江西省的种猪企业通过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等方式，积极选育生猪优良品种、完善场区基础设施、更新添置育种设备，引进驯化了美系、加系、法系等养猪发达国家的主要商业品种杜洛克猪、长白猪、大白猪等种质资源，建设原种场、扩繁场120家，在泰和、余干、高安等相继建成社会化公猪站3个，在全省基本形成了原种场、一级场、二级场相互配套的“宝塔型”生猪良种繁育体系。部分品种生产性能显著提升，例如杜洛克猪达到100 kg的饲养天数减少了7～9 d，大白猪总产仔数增加了2～3头/年，种质资源不断提升。

1.1.3 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生猪遗传资源保护体系

江西拥有玉山黑猪、东乡花猪、赣西两头乌等8个地方猪种，玉山黑猪、东乡花猪列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并建立国家级保种场；赣西两头乌猪保种场在2018年通过了国家级保种场现场审验，其他地方猪种也建立了省级保种场。全省生猪保种工作初步建立了国家和地方分级负责、重点突出的生猪遗传资源保护体系，同时开展了生物辅助保种工作，采集制作了赣西两头乌、玉山黑猪、东乡花猪等3个品种冷冻精液保存在国家畜禽基因库；采集了8个地方猪种的DNA、精液、体细胞及肠道杆菌等4项遗传材料保存在江西农业大学国家生猪重点实验室。

1.1.4 生猪遗传资源得到了有效开发利用

依托江西农业大学国家生猪重点实验室的技术力量，启动了国家生猪遗传资源保存与选育中心（南方）建设，并获得了农业农村部的大力支持，已取得了初步成效，例如与赣州山下公司合作，利用山东里岔黑猪和巴克夏杂交，培育山下黑猪品系，该品系具有“大（个头大）、快（生长快）、好（肉质好）、省（节省饲料）、黑（毛色黑亮）”的特点，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1.1.5 扶持培育了一批种猪养殖企业

本土育种企业（场）如正邦集团、井冈山华富、加大集团、双胞胎集团、东乡良育、景德镇康源等逐步发展壮大，相继引进了上海万谷、四川铁骑力士、福建傲农集团、福建永诚集团、河南牧原集团、新希望六和等专业化种猪公司落户江西，为江西生猪的良种覆盖率稳步提升和优质商品猪生产奠定了良好基础。

1.2 薄弱环节仍然存在，生猪种业关键领域亟待突破

1.2.1 育种理念滞后：重视引种和种质水平维持，忽视了适合当地环境的生猪品种创新

调研发现，随着现代育种理念普及，多数种业企业管理者能够认识到育种工作的重要性，但仍有48.1%的受访人员依然存在“育种就是培育新品种、育种就是引种、育种就是留种选种”等片面传统认知，基于短期盈利目标要求较多的关注生产速度、抗病性等养殖特征，而非居于生态系统层面强化品种适应性等性状性能和遗传水平评估。在30家企业的养殖品种调研中，除3家企业选择赣东黑猪、杭猪、玉山黑猪等地方猪种外，另外27家在产品品种选择上皆为大白猪、长白猪、杜洛克猪等，引进品种占比90%。在品种来源上，为省外来源的有17家，占比56.7%，为省内来源的有6家，占比20%。

生猪育种的核心在于实现不同猪种比较优势的优化组合以及与其生长环境的高度匹配。种业企业对于生猪品种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影响机理认识不够，重视杂交但对选育重视不够，遗传的稳定性、产品的一致性需要进一步提高，没有把系统选育列入常态，较少的可选品种、物理选择的模糊性、短期市场效益追求、固化的机械性技术操作等原因使得繁育主体进入“引种—扩繁—退化—再引种—再扩繁—再退化”的怪圈，错误的将“维持引种水平当做主要任务”，而忽视了依托所处环境的“适合当地环境的生猪品种创新”。

1.2.2 关键技术落后：育种技术更新迭代缓慢，地方猪种遗传资源保护利用欠缺

未来技术发展趋势将是以种猪全基因组选择和基因编辑为代表的前沿高新技术，持续推动传统育种技术改造升级，实现育种精准化、高效化和规模化。调研信息显示，样本企业中主要基于体貌外形特征选育的企业有18家，占比60%；采用BLUP育种技术的有4家，占比13.3%；采用分子育种技术的有2家，占比6.7%。保种方式中，采用活体保种的9家，占比30%；采用精液保存方式的有2家，占比6.7%；采用基因保种的有1家，占比3.3%。育种技术的表层性，尤其是缺乏以基因组选择为核心的分子育种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导致育种群遗传进展缓慢甚至倒退，较少关注主要性状的性能和遗传水平。此外，虽然江西地方猪种资源丰富，但地方猪产业化开发利用比较滞后，产品种类比较单一、市场竞争力弱，优质优价优势尚未充分发挥。由于受到现代养殖方式影响、地方猪种优良基因的保护意识缺乏、“价廉物丰”市场需求导向等因素影响，地方优良品种猪的遗传基因被浪费、被无序改良或者没有得到科学合理地保护利用开发，使之群体萎缩，进而对新品种的培育造成阻碍。

1.2.3 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养殖场所生物安全防护水平参差不齐，公猪站建设滞后

部分种猪企业生物安全体系不健全，防疫消毒不规范，兽医设施不完善，导致生猪疫病时有发生。调研企业中有备份场所的仅有3家，占比10%；开展疫病净化工作的有20家，占比66.7%，且考虑种业企业规模与管理水平差异，养殖场所生物安全防控水平仍需提高，如2000年以来，受蓝耳病、流行性腹泻、非洲猪瘟等重大疫病影响，种猪选育过程倍受困扰，尤其2018年8月非洲猪瘟在我国发生以来，生猪种业遭受重创，供种能力下降4成以上，能繁母猪存栏量断崖式下跌。出现“无种可引”和“不敢引种”双重困局。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以来新增的后备母猪中，有近3成来自商品代母猪，各大中型养殖企业较大范围采用轮回杂交方式生产父母代母猪，此举严重影响到生猪种业发展和生猪生产的持续健康发展。随着生猪养殖模式的变化，散养户大量退出，部分保种场基础设施落后、注重测定基础薄弱、群体血统不清、保种手段单一等问题突出，加之市场效益不太显著，地方猪品种生存空间受挤压越来越严重，数量呈急剧下降趋势，甚至处于灭绝和濒危状态。

调研发现，公猪站建设也存在建设滞后现象，表现为布局不合理、基础设施差、建设不规范、技术力量薄弱、服务创新不足、没有完善的种猪质量评价体系等问题。加之目前猪精液的奖补政策已中断，良种公猪精液供应完全处于无序的市场行为，与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快生猪种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中有关建设现代化高标准的商业化种公猪站的要求仍有较大距离，导致良种公猪的推广使用范围小，影响了生猪品种改良的进展及育种技术的高质量发展。

1.2.4 繁育体系协作合力不足：种业主体量少力单，“联合育种＋大企业育种”并行发展格局亟待完善

江西现有正邦集团、傲新华富、加大集团和双胞胎集团等国家种猪核心育种场4家，仅占全国98家核心育种场的4.08%，位列全国第10位，比拥有13家核心育种场的广东省落后近10个百分点。且江西省种猪企业的育种群规模普遍偏小，加之生猪种业发展需要持续较大投入，且育种结果和市场收益难以预料，种猪企业内生驱动强度不足。调研样本企业中，公猪存栏数量100头以上的有6家，占比20%；母猪存栏量1 000头以上的有11家，占比36.7%；2020年供种头数在10 000头以上的有2家，占比6.7%；2018—2020年年均投资5 000万以上的有1家，占比3.3%，年均投资1 000万～5 000万的有4家，占比13.3%，育种人员数量在5人及以下的有16家，占比53.3%，且独立分散的种猪供给模式，难以形成自主的种业科技创新能力，在激烈的生猪种业国际竞争压力下，无法承担起拉动种猪产业走向现代化种业的龙头核心作用，“弱、小、散”特征仍然十分明显。联合育种是实施遗传改良计划的重要方式，生猪种业发展需要育种企业、育种行业协会、科研院所等多元主体紧密协作。据调研信息，样本企业中有16家种猪企业与其他组织进行了协作，占比53.5%，其中与江西农业大学、江西省农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合作的有11家，与上海祥欣畜禽有限公司、湖南大北农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艾佩克养殖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等企业协作的有5家，且通过访谈得知多为一般性的技术指导、指标检测，并没有过多涉及育种目标、育种技术协作突破等核心领域，强化繁育体系多元主体育种技术支持、数据共享等联合育种协作工作任重道远。

1.2.5 支持力度不够：生猪种业支持政策亟待优化，产业规划管理水平仍需提高

发展生猪种业，需要投入大量资本和大量设施设备且市场风险大，如开展新种猪选育，每100头种猪经过3年选育，可能仅有2～3头可作为种猪，10～20头作为备选二代公猪，剩下的只能作为商品猪淘汰销售，短期内不仅没有收入，还需要大量的投入；加之种业发展助推稳产优供的公益性质，需要全社会给予大力支持。调研发现，样本种业企业运营中普遍存在资金紧张现象，其中仅有2家种猪企业近3年年均投资千万元以上，90%以上的受访人员认为发展资金不足以及基于此问题衍生的育种技术设备陈旧、猪场建设水平不高等是种业创新的约束性因素。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对种业的支持力度，扶持资金逐年增加，数据显示，样本企业2018年共收到政府扶持资金614万元、2019年为656.3万元、2020年1 375万元。受访对象同时表示，发展种业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强化产业规划和不断提升产业治理水平，通过发展规模型生猪产业集群、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支持科研院所进行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等工作，以全方位支持生猪种业实现质的飞跃。

2 江西生猪种业发展策略优化

种业强则产业兴。“十四五”时期，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求江西省生猪育种必须再上新台阶，紧抓《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2021—2035年）》实施契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见》 （国办发〔2019〕56号）和《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实施意见》 （赣府厅发〔2020〕26号）等文件精神，做好江西生猪种业发展规划，切实开展好全省生猪种业提升行动，打好生猪种业翻身仗，实现生猪品种在性能和品质上的双突破，力促生猪产业向资源节约高效方向发展，确保生猪产业可持续发展。

2.1 夯实生猪种业发展基础，打造优势种企，启动赣猪产业集群建设

2.1.1 加强产业集群建设

生猪种业发展离不开强大的生猪产业支撑，应对标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启动并加快推进赣猪产业化集群建设。以产业链长制为引领，选择江西正邦科技、双胞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吉安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为龙头，优化顶层设计和区域布局，强化先进要素集聚支撑，加快标准化养殖示范区建设步伐，进一步完善养殖、饲料、屠宰加工、肉品市场建设、粪污循环利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各个链条建设。充分发挥江西猪种资源丰富、育种技术先进等优势，注重“赣猪”品牌打造，力推江西成为全国种猪育种高地、特色风味猪生产高地和生猪高端品牌建设高地。结合农业强省规划和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创新管理机制，通过信息化服务、合作社纽带、市场引导、集约化经营，建立和完善服务网络，坚持“实现利益共享是推动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的发展原则，紧密产业发展的主体间利益联结机制，实现联农带农发展，拓展江西生猪产业化经营发展空间，实现生猪产业集群建设工作新突破。

2.1.2 打造优势生猪种业企业

强力推动企业整合发展。支持有实力的优势种猪企业兼并重组，引导省级平台公司、国有企业和农业化产业龙头企业通过并购、参股等形式进入种业领域。壮大育繁推一体化种猪企业，在“十四五”期间积极建设3～5家国家级核心育种场，鼓励种业龙头企业商业化育种、新品种推广和产业化应用一体化发展，逐步打造一批育种能力强、生产加工技术先进、市场营销网络健全、售后服务完善的现代种业集团。尤其是要强化市场激励效用发挥[1]，支持生猪种业龙头企业构建以“模块化、流程化、工业化、信息化”为特征的商业化育种体系，推动育种人才、育种技术、育种材料、繁育推广、售后服务等高端要素和服务向种业企业聚集，赋能生猪种业转型升级。

2.2 创新生猪种业节点管理，强化产学研政用联合育种，推动生猪种业发展进入良性循环

2.2.1 明确江西特色的“猪芯片”攻关指向

更新理念，坚持自主创新，强化合作交流，支持发展区域性联合育种，正视江西生猪种质资源在资源禀赋方面的现实约束，在加大引进省外、国外优质种质资源力度的基础上，强化地方猪种的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发掘优育种质资源。进一步加强与有关国家及著名国际农业企业的合作交流力度，建立高效的智能化种猪性能测定体系，加快全基因组选择等育种新技术的应用[2]。结合江西省的良好生态，突破种质资源狭窄、选育技术落后等困境，防范陷入“技术精致主义”的恶性循环风险，研发具有江西特色的“猪芯片”，据测算，如果生猪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每年江西生猪养殖可节约饲料13.5亿kg，相当于节约耕地235万亩，预期可观。

2.2.2 建设江西省生猪种业创新中心

依托江西农业大学省部共建猪遗传改良与繁殖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农业农村部种猪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等平台，建设由政府、企业、科研院校等多方合作的生猪种业创新中心，通过联合育种创新中心、种业工程研究中心、种猪性能测定中心、生猪种业智慧化管理平台等建设，进一步健全完善以政府为引导、以企业为主体、以首席专家为核心的联合攻关机制[3]，联合省内外育种专家、企业开展育种攻关，解决制约生猪种业发展中的“卡脖子”问题。

2.2.3 推进生猪种业公益性研究创新

通过出台生猪育种公益性研究5年重点目录、设立生猪种业科技研发专项资金等方式，对新品种认定、新科技成果给予资金奖励；完善重大品种研发与推广的以奖代补政策，激发产业主体参与生猪种业创新的内生动力，尤其是创新支持方式，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从事生猪种业基础性、公益性研究。

2.2.4 完善生猪种业成果转化利用机制

强化品种权、知识产权保护，学习借鉴国际上“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EDV），激发种猪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的研发积极性，试点建立种猪企业对品种的负责制度，鼓励种猪企业针对市场实际需求开展“生猪种质资源筛选及展示”等专题服务，有效衔接研发与市场，提升种质资源利用转化效率。

2.2.5 实施生猪育种技术更新工程

顺应国际种业进入“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信息技术”育种4.0时代趋势，实施生猪种业新型育种技术更新工程，通过自主创新、外部协作等方式支持和推广分子标记、基因编辑、全基因组选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动种业的数字化、精准化和智能化，服务种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2.3 优化生猪种业发展环境，做好生猪种业发展的政策支持，衍生生猪种业产业链条

2.3.1 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

优化整合财政、科技和产业发展相关计划，扩大现代生猪种业领域支持基金规模；创新政策内容，对生猪种业企业实施更大力度的定向税费减免、专项补助和奖励激励，持续完善支持种猪企业发展的财税金融政策体系，打好保险金融组合拳，积极稳妥开展种猪活体抵押贷款试点[4]。

2.3.2 延伸生猪种业产业链条

以产业链“链长制”为依托，以“生猪育种＋”其他要素方式，推进“种猪＋兽药＋饲料＋环保一体化”，向终端提供兽药、饲料、设施等全程解决方案。同时与饲料粮生产、屠宰加工、猪肉产品销售等企业进行对接，通过组建生猪种业联合体等方式进行紧密合作[5]，打通和延长上下游全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实现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