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大学校长研究发展的历史分期
——以期刊文献进行的考察

秦娅璐

“大学的兴旺与否，取决于其内部由谁控制。”［1］在大学管理活动中，校长突出的主体地位促使校长研究成为高校管理研究领域的重要部分。在学术研究的演进中，研究是后生于现象的活动，经过时间的洗礼，研究本身也成为一种现象。此时，对研究过程的梳理成为一种重要的工作。我国大学校长研究历经近百年的历程，无论就时间跨度还是研究深度，都值得并且也需要做一次细致的梳理工作。

一、大学校长研究的兴起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的大学校长研究是同近代大学一起诞生的。晚清学堂的设立标志着我国教育体制走向了近代化。北洋公学、京师大学堂、南开大学等的创办则代表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出现在东方的古国。如欲兴学，必有一校之长擘划和引领。也就是说，有大学必然有校长。大学的产生推动大学校长出现在高校管理的舞台，值此时，学者、评论员乃至校长自然而然地开始对校长表现、校长职能、怎么做好一个大学的校长、一个大学校长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养和校长在大学中可以拥有什么样的权限等诸多问题进行评论、思考和探讨。如是，产生了对大学校长的研究。回顾民国时期学者和记者的研究与评论，我们印证了我国大学校长研究兴起于民国时期对大学校长评论的观点。其中，用“评论”两字是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相关研究基本都是在报刊上以评论的形式刊发；二是起初的校长研究学术规范程度不高，评论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笔者检索了南京师范大学多媒体资源中晚清至民国间的文献，根据直接相关性，共检索到7篇研究大学校长较为规范的文章。其中，有1925年《京报副刊》刊载的龚漱沧《大学校长问题》，文章论述了大学校长的任免权问题。作者本着教育独立自主的理念，认为民国政府把大学校长任免权操之于教育总长之手实属不智无理。进而，作者通过介绍各国大学校长的产生方式，指出各国虽然大学制度形式不同，但发挥的独立自主精神实为一致［2］。《时代公论》上刊载的程其保先生的《论大学校长》一文，让我们深信民国时期大学校长研究不但已经产生，甚至可以说已经具备了较高的水平。《论大学校长》详实介绍了当时各国大学校长任免的一般情况和共同特点，并就民国时期大学校长的产生问题，谈到了大学校长群体中存在的团派化问题、政治倾向化现象以及整个大学群体的困境。同时文章还提出，大学校长应该“至少有十年的任期、年龄在四十岁左右、具有较高的学科素养和不能担任任何行政职务”的四条具体标准［3］。

另外，汝南的文章《大学校长不能带有政治色彩吗？》指出政治色彩不应该成为大学校长任免的标准；萧铮《大学校长无用论——大学改制与整顿教育》从学风不良现象推论当时大学的无用并提出以教授治校对大学进行改制、整顿从而引申大学校长无用论，其意认为大学校长应是名誉性职位，大学教育权应归属教授；杨大龄的《如果我是大学校长，我应怎样》，以假设的方式阐述了经典的大学理念，指出大学应该造就有文化、独立的人，他们应该具备对真善美的追求，应该能领导人群纳入完美的生活［4］。蒋寿骏在《言论》上发表的《清华大学校长问题》，揭示自罗家伦去职后校务会议治理下清华接连出现学生自杀和言论过界问题，而指出“清华校长不可虚悬”，显示了作者对校长负责制的认同。孙怀珍的《怎么才适于做大学校长》译自克拉米恰克（O.C.Cramichacl）的文章，论证了“大学校长应具备健全的教育哲学头脑、卓越的事业才干和娴熟的社交手腕”。

基于大学校长在高校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民国时期以报刊评论的形式初步探讨了大学校长的任免权、大学校长应该具备何种素养等一些校长研究的基本问题。研究基本上是一种对大学校长的简单关注，是大学校长研究的开创性阶段。限于大部分资料遗失，现在已经无法复原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间关于大学校长研究的具体情况。以时下所保有的文献进行推测认定，我国的大学校长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开始兴起。

二、大学校长研究的空窗

自1937年至1976年，接近40年的时光，由于战争和政治影响，并没有留下能被我们检索到的关于大学校长研究的文献。对照无论何种版本的中国教育史，这都是长达40年的大学校长研究空窗期。1937年至1949年，我国先后经历“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抗战时期，蒋介石坚持“战时亦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使中国教育力量得到一定程度的保存，但除却少数杰出院校（中央研究院、西南联大等），国内学术研究近乎凋敝，大学校长研究更是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方面的重建工作与全新的高等教育体系，促使其涌现了大批优秀的大学校长，他们在高等教育的历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关于大学校长自身的研究却尚未起步。其主要原因是，当时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相对于自然科学与工程科学研究来说处于滞后及弱势位置，很多领域及问题的研究尚未触及。进入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之后，有效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本停止，大学校长研究亦不例外。

三、大学校长研究的恢复

1977年，教育领域进行了“拨乱反正”工作，国内教育工作开始恢复正常化［5］。1979年后，大学校长研究零星出现，相关的期刊文献逐渐增多。本研究将此阶段的期刊文献依据文章的创新性、质量和影响力为标准进行筛选。

总体来看，此时期的大学校长研究在内容和形式上承袭了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思路，主要关注校长素质、校长遴选和校长访谈等基础问题，在研究思路上有所拓展，比较研究和逻辑分析的研究亦有所增添。

校长访谈是研究大学校长的第一手资料。校长访谈工作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校长研究的厚度与高度。换句话说，在1979年以后的教育恢复工作中，校长访谈成为大学校长研究恢复的先头兵。苏步青的《大学校长论坛——多出人才快出成果的有效途径》（1979）、觉非的《仓松赞——访南开大学校长、蒙古族化学家杨石光》（1979）和杨瑞敏《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认为高等教育改革应该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1984）是此时期较早的大学校长研究，它们以论坛和访谈的形式展现校长的管理经验和精神风貌。

沿着“大学校长基本素质”的研究思路，周川的《我所认为的理想校长》（1985）、夏书章的《大学校长应该成为教育改革家》（1988）、周玲、曹东的《论大学校长的素质》（1997）、刘尧的《大学校长应该具备的素质——评作为大学校长的朱九思》（1998）等文章结合“高等教育性质”探讨了大学校长的素质问题。聂海清的《试论大学校长的选拔》（1989）、庄礼庭的《有关大学校长的几个问题》（1989）、陈闻晋等人的《试论中国大学校长的理性模式》（1995）、罗先友的《新时期大学校长的素质》（1996）和王祥林的《谈工科大学校长的素质》（1998）则开始从大学所处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思考大学校长的素质问题。其中，《试论中国大学校长的理想模式》在实证梳理当时任职校长的具体情况和理论探讨校长应具备的素质条件的基础上，提出了校长的三种类型：作为政治家的大学校长、作为管理者的大学校长和作为科学家的校长［6］。该文认为中国大学校长应该成为兼具上述几种类型的教育家。

洪丕熙的《1975-1976年法国新当选校长的若干特征》（1981）、晆依凡的《中美大学校长之比较》（1989）、赵曙明的《美国大学校长》（1989）、王英杰的《大学校长与大学改革和发展——哈佛大学的经验》（1993）和《大学校长与办学方向——麻省理工学院的经验》（1994）、许晓东的《大学校长任职条件和选拔程序的比较研究》（1995）、闫凤桥的《对英美大学校长管理体制的比较》（1995）、朱境人的《美国私立大学校长的职业阶梯》（1996）等文章拓展了校长研究中的比较思路，极大地增强了大学校长研究成果的丰富性。其中，《大学校长与大学改革和发展》全面而集中地叙述了艾略特（Eliot C）、劳威尔（Lowell L A）和康南特（Conant B J）在哈佛大学的改革，清晰地论证了大学校长与大学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7］。

总之，在1979年至20世纪末这段时期，我国的大学校长研究沿着民国时期走过的路径重新出发。研究成果从数量上来说呈现出“井喷”的状况，虽然理论体系上未能获得巨大的发展，但无论在涵盖内容的广度上还是聚焦问题的深度上，又或是学术文献的规范性上都已经有了相对完整的样态。至20世纪末，国内大学校长的研究基本实现了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重建。

四、大学校长研究的突破

进入21世纪，大学校长研究很大的拓展，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大学校长素质”和“大学校长遴选”。前者沿着周川的“大学校长类型角色”思路使得关于大学校长的素质研究更为科学，后者在比较研究的方法上增添了更多的维度。与此同时，国内学者们开发了一些关于大学校长研究的新专题。例如，眭依凡的“大学与大学校长关系研究”、以程斯辉为代表的“近代大学校长研究”、大学校长领导力以及一些非典型的大学校长研究等，都极大地丰富了研究内容和增加了研究的深度。正因为学者们的努力，国内的大学校长研究开始蓬勃发展。

校长素质研究是校长研究的逻辑起点，是校长研究领域最重要的部分。这是因为，在大学创立之初，谁来担任大学校长是需要优先考虑的事。即，谁可以担当如此重任？校长应该具备怎样的素养？诸如此类的问题一直贯穿于大学校长研究的始终。刘道玉的《我们需要怎样的大学校长》（2004）、王洪才的《大学校长的理想类型》（2005）、孟浩的《大学校长：成为高等教育研究者》（2006）、邹烨的《教育家式的大学校长成长——以张楚廷校长为例》（2013）、王英杰的《大学校长·伦理的领袖·道德的楷模》（2013）皆探讨了大学校长的“应然”类型。其中，刘道玉以自身实践而作的《我们需要怎样的大学校长》一文，饱含深沉期待地指出：“中国大学的建设，虽然不是深奥莫测的，但也不能一蹴而就，我们必须造就一批有创新思想的大学校长，以先进的教育理论为指导，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大力进行教育改革。只要我们的大学校长能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经过持久的努力，我们一定可以创造出体现中国特色的一流大学。”［8］

国内最早开始以角色理论研究大学校长的是学者周川。其在文章《大学校长角色的演变》（1995）和《大学校长角色初探》（1996）中首先引入“角色”概念以研究大学校长。经过时间的酝酿，此研究思路在大学校长素质研究中蔚然成荫。杜瑛的《试论大学校长宽容角色的现实意义——蔡元培领导北京大学的成功启示》（2002）虽未引入角色理论，但结合大学校长的治校经验，具体而深入地探讨了校长应具备“宽容角色”的特质；李树的《现代大学校长身份的定位——职业管理者》（2005）、杨延东的《大学校长在高校战略管理中的角色定位和角色转换》（2007）、吴康宁的《角色困扰：影响大学校长领导力的重要原因》、张玥、王运来的《大学校长任职内的角色发展》（2011）等文章分别以角色定位、角色转换、角色困扰和角色发展等理论将校长素质研究进一步深化。国外的经验借鉴同样不可或缺。郭丽的《日本国立大学校长的角色演变述论》（2007）和俞婷捷的《澳大利亚大学校长的角色定位和个人特征——基于八校联盟的分析》（2014）等文章则是如此。

吴江、张秀阁、周保利等人的《面对WTO的选择中国大学校长职业化》（2002）、章小梅的《关于中国大学校长职业化的思考》（2004）、刘道玉的《职业化校长的三种类型》（2005）、王洪才的《高水平大学校长生成机制研究导论》（2005）、牛维麟、李立国、詹宏毅的《大学校长职业化的探究与启示》（2009）、姜朝晖的《美国大学校长的职业变迁——一种历史的视角》（2010）、赵映川的《年薪制：大学校长职业化的薪酬制度重建》（2015）等文章从职业化的方向研究了大学校长的素质及其提升问题。例如，章小梅认为“中国大学校长职业化是社会变革、教育发展的迫切需要。要实现大学校长职业化，我们必须转变观念，构建提高校长职业素质的教育与培训机制，建立开放性的职业化校长选聘机制，健全有利于职业化校长的激励和约束机制”［9］。总之，理想类型、角色定位和职业化等问题构成了当下大学校长素质研究的主体。

大学校长素质研究奠基了大学校长遴选的标准。大学校长遴选研究的任务是探讨大学校长的产生机制，即解决应该如何保障大学校长遴选的科学性、公正性和有效性等问题。大学校长遴选研究在2000年以后积累了众多的基础性文献。其中，黄俊杰的《从台湾经验谈大学校长遴选的几个关键问题》（2002）、周群英等人的《大学校长遴选的比较研究》（2003）、刘道玉的《中国应当怎样遴选大学校长》（2005）、王福友等人的《美国大学校长遴选新趋势：过渡管理模式研究》（2007）、陈艳的《中国大学校长选拨任用制度改革研究综述》（2011）、王飞的《论中国大学校长产生机制的改进》（2012）、钱佩忠等人的《我国大学校长任职标准和社会形象的历史变迁》（2013）、宣勇等人的《大学校长遴选与高等教育治理的现代化》（2015）是典型代表。上述文章或高瞻远瞩地谈论应当如何遴选大学校长；或从地区经验探讨校长遴选的关键问题；或从问题出发论述国内大学校长产生的内部与外部途径；或系统地比较不同国家的大学校长遴选；或联系时代趋势研究大学校长遴选，等等。研究成果的多元化涌现切实地映射出当前大学校长遴选研究的主要思路和具体深化的方向。

如果说大学校长于大学的重要作用表明大学校长研究的实践价值，那么，大学校长与大学的关系研究则涉及大学校长研究的逻辑价值，即如何证明大学校长的“合法性”。眭依凡在世纪初（以2000年和2001年为主）发表了数十篇探讨大学校长与大学关系的系列文章。其中，《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与其治校的关系》（2000）、《关于大学校长极其作用的讨论》（2000）、《大学校长与教育质量管理》（2001）、《改造大学：校长不能放弃的责任》（2003）和《论大学校长之文化治校》（2012）涵盖了大学校长之于大学使命、大学责任、教育质量、大学课程和大学教学等方面的内容。换句话说，他基本上建构起了大学校长与大学关系研究的理论框架构。后来，胡国铭的《大学校长的人格魅力与大学发展》（2002）、雷小生的《论大学校长与大学的关系》（2006）和贺国庆的《大学校长与大学发展》（2013）分别以校长素质为基点从历史的视角进一步论证了大学校长与大学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

“近代大学校长研究”是大学校长研究领域不可忽略的风景。它在研究方法上属于历史研究法，其目的是以史为鉴，找寻当前大学校长很多“实然性”问题的历史逻辑。进入21世纪，近代大学校长研究并不局限于以大学校长教育思想为主的个体性人物研究，而是展开了对校长群体特征的概括、对校长内在精神的描述以及近代校长所处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分析等等。其中，程斯辉的《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办学的八大特色》（2008）、王运来与王飞的《论民国大学校长的反介入精神》（2011）、肖卫兵与周川的《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的法律地位探析》（2012）、吴雯的《百年大计根在树人》（2013）、王争录与任建华的《论“士”的精神与民国高校著名校长特质的关系》（2015）、李欣然的《大学校长教育与政治的双重关怀及其困境》（2015）等文章较为典型。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历史研究反而使学者们摆脱了些许束缚。因此，相关研究成果的维度之广、挖掘力度之深亦不足为奇。

受益于“领导力研究”在领导型研究学者中的拥趸，大学校长领导力研究悄然兴起。“常规运转可以检测校长的一般品质，而困局则是校长领导力的测量天平。”［10］周作宇在其文章《大学校长的领导困局》（2008）中这样论述校长领导力，并深入探讨校长领导大学面临的私人和公人之间、业余性与职业性之间、多重角色之间、多种视镜之间和理念人与行动者之间的多种内在矛盾。马龙海的《大学校长领导力实现方式研究》（2009）和《当代大学校长领导力实现的环境分析》（2009）分别论述了大学校长领导力的实现途径与外在条件。陈武林与陈小娟的《大学校长的现代诠释：系统型领导的内涵、特征及其启示》（2011）借鉴“系统型领导”理论对现代大学校长的领导力进行了解读。由于大学校长领导力研究的支撑点——当代教育领导理论——的“丛林化”，当下的大学校长领导力研究基本处于起步阶段，其核心概念与分析框架尚未完善。换言之，相关研究基本在校长领导力的外围打转。

大学校长研究领域的非典型研究，是指一些虽未被广泛关注但却被个别学者深入思考并体现一定研究水平的研究成果。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未来大学校长研究的方向。例如，张楚廷的《论大学校长》（2009）对校长与大学理论、校长的作用和校长的条件进行了阐述。其文章与王飞的《大学校长：概念、历史、职业》（2012）皆可以视作一种对大学校长的元研究。俞家庆的《美国大学校长与管理人员培训及其对我国高校干训的启示》（2003）、李庆豪的《我国公立大学法学地位的审视》（2005）、廖湘阳的《大学校长权力及其变化》（2007）、王鲁捷与王佳的《试论大学校长评价》（2009）、眭依凡的《大学校长演讲及其重要性》（2010）、刘尧的《一位大学校长的教育人生》（2011）、郭俊与马万华的《美国大学校长群体特征的实证研究》（2013）、马句的《胡适任北京大学的往事》（2014）和盛况的《中国大学校长致辞话语系统的变迁》（2015）等相关文章或涉及大学校长培训，或指向大学校长权力的理论探讨，或尝试大学校长评价论题，或以实证研究的方式揭示大学校长作为一种群体的特征，或记述某位现校长的教育人生，或讨论大学校长演讲的重要性并通过话语转变反映整个高等教育的变迁。犹如万花筒般，非典型校长研究触及、包罗了大学校长的多元角色与多样化的活动。

综上所述，我国大学校长研究在百年的历程中已然经历了兴起、空窗、恢复和发展四个阶段，并依然在不断前行。回顾历史，不但帮助我们认识大学校长研究内容、思路和方法的发展沿革，而且促使我们明晰大学校长研究未来的拓展方向和进步空间，更重要的是点醒我们领悟大学校长研究发展的厚重与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