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叙事：还乡者永远在路上
——散文集《我的语文》乡土美学叙事的构建

钱 粲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610207)

马平擅长小说创作，“巴蜀风韵”渗透进《草房子》《高腔》《山谷芬芳》等佳作，地域化、形象化、生活化渗透小说书写，成为其小说叙事的独特风貌。乡土小说中的”巴蜀派“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当时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家，沙汀、艾芜、李劼人等作品中流淌的“巴蜀”血液，将携带着独特巴蜀符号的乡土写作带入文学场。马平生长于四川苍溪县，曾在乡间任教多年，乡土经历深刻影响并塑造了马平的审美感受，奠定了他民间、乡村视野的叙事角度，同川北乡土风物、人文地理、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情感共鸣，处处彰显着人文情怀与眷念。

散文集《我的语文》以诗人般敏锐与细腻的心思，品味川北山野间的一草一木、一人一景。《我的语文》全书由一粒移动的灯火展开，那是一粒隐藏于少年记忆里的灯火，穿行漫长的岁月迄今未曾熄灭，从飘渺的灵魂深处闪跳而出，照亮作者的身世。《婆婆》《晒场》《放牛场》和《我的语文》，四辑散文如血肉般鲜活地构造了马平的乡土情结，鲜活地呈现了浩瀚历史苍穹里闪烁的珍贵记忆。

一、回望乡土与文化寻根

记忆重组、历史现场再现是乡土文学作家倾向选择的叙事策略，历史性、时代性、乡土性是乡土文学的典型特征。文学作品字里行间流露出作家对故乡深沉的感情和眷念。聚焦乡土题材作品的文学场域，不难发现乡土情结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五四时期鲁迅式“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价值追求；1930年代沈从文式“田园牧歌”艺术探索；1940年代赵树理式平等视角的展现；1980年代“寻根文学”挖掘本土文化反思。

“乡土文学”的概念最早由鲁迅明确提出。鲁迅眼中乡土根基在“农民”，中国文学的根基在“乡土”。身处大城市的作家肉体与乡土隔离，但精神上依旧挣脱不了乡土的牵绊，解不开乡土情结，真情诉说的也依旧是乡土的故事和故乡的人。《故乡》《朝花夕拾》《呐喊》《彷徨》《野草》等作品中首先关注的是落后愚昧的乡下人，以绍兴为背景的乡村实际上是当时整个落后、贫瘠、闭塞中国乡村的真实缩影。鲜明的普遍性极大地消解了地域特征，展现出古老乡土文化中的麻木与愚昧。沈从文笔下的乡村则呈现出另一番景致，也是乡土文学历经的第一次流变，他对“现代性”的思考集中在城市商业化的异变、扭曲。沿袭数千年的中国封建文化寄生于城市的各个角落，不加节制的商业勃发与全盘吸收西方文化导致城市变得畸形。相较而言，乡村则是未被污染的一方净土，保持着乡村社会文化中固有的质朴、率性与真善美。20世纪40年代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乡土文学作家群带动第二次流变，他们以更加平等的视角审视乡土社会。长时间乡村生活的真实体验使他们的作品中对乡村民风、民俗、民生的描写更为生动、细致。20世纪80年代文坛兴起的“寻根文学”热潮是第三次流变，文学开始转向寻找自我、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第三次流变让乡土文学顺利实现向更高层次的迈入。它唤醒朦胧的自觉，改变以往过度关注并差异化书写的城乡对比惯性，不再局限于新旧文化、思想之间的矛盾冲突，秉持着一种更加包容、开放、理性的目光注视乡土社会里文化、情感的根基，以更加客观、思辨的眼光审视中国传统文化，重塑传统乡土社会的形象。寻根文学是半个多世纪乡土文化不断产生流变、丰富、转向状态下一次新的突围和革新。它对传统文化“根”的重视、挖掘、传承极大地丰富了乡土文学的内涵，重返“原生态”的文学场域。

马平的《山谷芬芳》《高腔》等小说聚焦川北，他笔下的“青川县”“川剧”“高腔”既深化了巴蜀文化符号，也凸显了乡村文化建设与文化振兴的意义。乡土情结是马平创作中一以贯之的坚守，《我的语文》继承并延续了这种深层次情感结构，回到历史现场再度审视乡村生活与乡土文化。丁帆对乡土小说作家的阐释是：“中国的绝大多数乡土小说作家，甚至说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乡土作家都是地域性乡土的逃离者，只有当他们在进入城市文化圈后，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乡村文化的真实状态。也只有当他们精神上进行二度体验时，才能在两种文明的张力中找到新的视点。”[1]86马平历经离乡、返乡、再离乡，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的双重体验赋予其全新的审视视角，实现截然不同两种文化的深度融合。

《我的语文》就是这样一本回忆往昔的深情之作——“献给家乡的一草一木，献给一颗露水养着的乡愁。”[2]1封面腰封的这句话奠定了《我的语文》的整体情感基调，延续了乡愁与情感归属。正如马平接受采访时说：“川北人说话，露水以‘颗’来计。颗，这个奇妙的量词，在四川话里音节响亮。如果把‘颗’改成‘滴’，好像那露水就不是我老家那边的了。”[3]正因为一颗露水养着的乡愁，让马平对苍溪县的一草一木都有所眷念。他的笔尖倾向挽留住家乡的乡愁，挽留住那些逐渐消逝在时间尽头的文化符号。对乡村无限的眷念和深情构成《我的语文》的情感内核和叙事源动力。马平通过地域书写与方言写作展现川北苍溪的风土人情，挖掘乡土世界里文化与情感的根基。《我的语文》篇中：“突然起了一阵小风，磨豆子的人立刻停下来，用手去蒙灯火。我不知道哪来的那样一股勇气，不假思索朝亮处奔了过去。我踮起脚用打开的书护住灯火。我本想离开那里，然而脚底下仿佛生了根，灯火的光芒使我浑身上下充满了舒枝展叶的欲望。我就像为了表示对灯火的屈服，将头深深地埋到书里去。这是一幅至今令我心酸的夜读图：磨豆子的两个大人，理直气壮地受用着属于自己的灯火，一二粒二三粒地将泡胀了的黄豆喂到磨眼里去；而站在一旁读书的我尽量让自己的书离别人的灯远一些，只借得一点余光粗嚼快咽着黑豆子一般的文字。”[2]177文字打造的图景里呈现出神奇的冲突与融合：一方是学生身份求知的渴望，一方是农民身份做农活，对现代文化的渴望与乡村现实条件的约束形成一组不可忽略的张力，在同一粒灯火下实现奇妙的交融。作品中登场的“炊烟”“蓝布衣衫”“自留地”“岩巴”“院坝”“豆火”等文化符号携带着鲜明的巴蜀特色，这一系列文化符号背后衬托出四川川北苍溪典型古朴的乡土生活和乡村社会。乡土气、泥滋味、难改的乡音通过马平的笔墨给人以生命坚实与悲怆的感味。马平追寻的乡土世界、文化根基、情感归宿，与鲁迅、沙汀、艾芜、柳青等乡土文学作家有所区别。乡愁不仅仅成长于土生土长的农民，乡愁亦来自被故乡放逐的知识分子。他们用细腻的笔触和沉淀的情感雕刻出记忆中家乡的模样，找寻自己的根。川北苍溪县的一缕炊烟、一抹斜阳、一粒黄豆、一声乡音皆陷入作者思念的漩涡，沉沦且无法自拔。婆婆的一笑一语、家里灶台上的酸菜稀饭、晒场上斗智斗勇的偷食小鸟、黄牛背上的童谣，构成苍溪画卷里别具一格的惊喜存在，彰显其作品中鲜活的乡土美学特征。

中国现代小说书写传统“原乡”主题的乡愁叙事占据着极重的分量，历代作家都热衷书写相关题材的作品。因为，从地理层面而言，“故乡”是生养之地，故乡的一寸土、一缕烟都是携带着美好温情记忆的限定性文化符号。从精神层面而言，故乡是令人向往的生活意义、人生价值之源，其饱满的情感内核推动叙事发展，构成深层次的叙事力量推进媒介。故乡作为乡土中国的基本载体，蕴含着个人生命体最初的记忆与文化体验，是每个生命的源点。“精神返乡”是作家们故地重游，追忆往昔，与过往对话，在时光变迁中重温故乡美好的重要途径。对马平而言，《我的语文》便是他在时光变迁中一次隆重的精神返乡，让记忆中乡村的人情美、风物美、温情、悸动、眷念等元素，在时间与记忆的长河里被唤醒，重获新生。川北、川北人、川北事已成为一种信仰图腾，浓稠的乡愁、乡情是马平的精神向导。在经济体制改革深化背景下固化的城乡二元结构和“一切向钱看”价值狂热追求下，散文集《我的语文》是精神原乡和信仰高地，同时也彰显出作家对现代性的反思。文化寻根不是反对传统，而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探索，弘扬优秀的精髓，体现“现代性”的完整[4]。现代化进程中的我们需要精神的栖息地，漂泊的现代社会生活中传统的历史文化成为更加稳固的精神家园，而家乡故土不仅是精神安身立命之所在，也是与外部世界相联系、对话的基础。

二、“非虚构”叙事策略下的历史真实

“文学真实性”的新文学风向给散文创作注入了新活力，强调文学真实性得益于近年来“非虚构写作”的潮流。2010年“风向标”《人民文学》将“非虚构写作”引入中国文学语境，“旨在打破文学固化的表述体制”[5]，因其真实性与在场性弥补了剧烈社会转型期传统虚构文学叙事的乏力，迅速汇成文学浪潮。《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典型的“离乡—还乡”叙事结构和非虚构的叙事策略让其成为独特的文学还乡记。“非虚构”是一种呈现事物的手法和策略，与“虚构”不是二元对立的存在，他们两者互为补充，相辅相成。非虚构写作介入散文书写场域是补充和丰富，是对社会现实的刻画与真实再现，在拓宽散文写作素材的同时，也深刻地重塑了散文的美学风貌，使散文可能成为一种兼具文学性与厚重感的美学形式。文学“非虚构”倾向下的散文书写是现实主义精神传统的再出发，旨在探寻一条连接“我”与“他者”言说的通道。作家以饱含深情的目光注视着现实世界并用文字展开反思，让散文走向更宽广的空间，进入更广阔的文学场域，让散文不再是虚无缥缈的高冷文字，而是直逼现实、历史、有血有肉、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类型,增添散文文体生命的质感和厚重感。“缠脚、包谷糁、炊烟、放牛娃、脱粒机、评工分、贫富农、放牛场”等真实细节引领读者回到历史现场，突破传统散文书写的困境，“非虚构”属性特质下对现实与真实的无限契合。真实性、厚重感、敞开性、历史温度等散文书写核心价值介入现实，介入历史，大量历史细节的生动再现带领读者回到历史现场，展现个人化的文学场域。

马平曾在座谈会上谈及“散文写作涉及到真实程度”相关问题：“文中的每一个重要细节，人物，都是真实的，我是经过慎重的核对的。为了做到真实，我在《婆婆》写成后将其打印若干份，请全家人都来审读，凡是失真就指认出来。但是，不得不说的是，我有时候分不清记忆和梦幻。从记忆里考证真实是一件艰苦的事情。这本书写得都是真事，但是有时候我感觉有些记忆细节好像是我的梦幻。”[3]所以“必须真实”“必须文学”是马平在创作散文集《我的语文》时与自己达成的约定。擅长小说创作的马平从熟悉的小说场域抽身而转向投入散文场域彰显出他的大胆与勇气，叙事转向背后是浓厚得散不开的深情、眷念、乡愁。“亮瓦之上是浩瀚无垠的天空”[2]16，“炊烟是最美的乡村风景之一”[2]19,苍溪之于马平恰如高密之于莫言，它们不仅是故乡，更是不竭的文学源泉。“我可以在文学作品中无拘无束地想象，但本质上却逃脱不了过去和现实的束缚。”[6]曾经的历史与作家产生深刻的情感共鸣，影响深层次情感内核。基于情感的基准线，马平笔下是更真实、更贴合、更纯粹的川北苍溪，是大量细节诚实堆积的历史。一个人的成长经历，终会参与一代人的历史。一个人的乡村记忆，也终会唤起一些人的乡愁。一个人、一头牛、一粒谷子、一个灶台，一本小人书，每一个渺小的存在都是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他们的故事是最好的历史，不冰冷，有温度。《婆婆》篇中：“婆婆是喜欢新社会的。她对旧社会的抱怨，我听得最多的是缠脚。孙中山先生下令劝禁缠脚，但迟了一步，我的婆婆已经搭上了漫长缠脚时代的末班车。”[2]10《我的语文》篇中“我还没有上小学，各种颜色的字都快把我包围起来。那些字大都是标语口号，分布在墙、门板、门枋和柱头上，还有石碑和崖壁上”[2]153，“我已经从雷锋那儿学了一个‘钉子精神’”[2]175。缠脚、火柴、风箱、梆子、大字报、革命标语、钉子精神是已经从历史退场的、曾经的参与者，它们见证了那一段特殊的峥嵘岁月。生动鲜活的民间书写弥补了官方历史宏大冰冷的视角，让读者获得更全面的视角，直接、真实再现完整又独立的叙事闭环。

地域书写、历史现场的再现与建构是散文集《我的语文》的表象载体，闪耀其间的人文情怀是其核心的情感动源，浓厚的乡土情怀也蕴藏其中。于返乡中，温情为怀。散文集《我的语文》旨在书写与映照人和自然、生命、情感的紧密联系。作者书写的川北有炊烟、泥土、麦谷、婆婆、放牛娃、亲情、友情、师生情，尊重并感激自然、生命、情感对人类生活物质和精神的馈赠。塑造的典型人物婆婆28岁丧夫，独自拉扯三个儿女长大，一双小脚定在地里辛勤耕作，饱受旧社会的欺压却依旧笑迎苦难，将日子过成诗。这位伟大的女性是旧社会千万个女性的缩影，典型的中国农村女性形象，其淳朴、真挚、深情、隐忍，从她的身上可以看到无数个似曾相识的亲人模样，最终抵挡具有普遍性的情感经验，形成情感上的共鸣。晒谷场、放牛场、山川沟壑、乡村学堂等地理空间上演着别开生面的时代趣事：晒谷场上跟小鸟斗智斗勇，山川沟壑间是放牛娃纵情的天地，任老师让篮球下乡，手风琴伴奏唱歌……作家往向真、向善、向美处追寻，“非虚构”叙事策略让他以更为平和、包容的视野静观故乡，描绘出家乡的赤诚、乡土人情的淳美，置身于广阔的历史空间烘托乡土情怀。时间链条上回到童年成长时期，空间链条上回到故乡川北苍溪县。作家以温情的目光凝视不曾被污染的时空，是田园牧歌式的浪漫吟唱，回归“原生态”的本源状态。散文集《我的语文》取材自作家真实的经历、故事，亲自介入与在场给予马平与写作对象、事件直接的联系和对话，从“幕后”走向“台前”，打破传统文学固化的表述体制，试图以一种更加直接的方式重建文学与世界的联系，实现文学性与真实性的重塑。“历史真实”是《我的语文》流淌的血液、文化基因，马平肩负作者和亲历者双重身份。作者身份要求其作品具备文学审美功能，亲历者经历给予马平更生动形象的体验。《我的语文》为马平寻回了沉浸入骨髓的乡村基因，为读者找回了逐渐消逝的文化记忆，为国家挖掘出深埋的文化根脉。无限逼近历史细节与真实事件的创作基准，细致观察与反复查证的“诚实”，自我剖析与审视的“走心”，让《我的语文》文学性与真实性深度融合、相伴相生。

三、在路上与还乡：乡土美学的建构

“乡村”在中国现代话语和文学书写中一直扮演着“他者”的角色，处于被漠视、被排挤的边缘地带，与城市现代文明或明或暗地对照。马平笔下的川北苍溪县突破惯性书写中乡村“边缘化”的围城，打破传统书写的禁锢，书写田园牧歌式的浪漫，是乡愁氤氲里的精神原乡，延续并继承了沈从文式情感内核与赵树理式叙事视角，在路上与还乡中建构起乡土美学。《我的语文》书写的对象是亲人、朋友、乡邻、故乡的一草一木，是“我”与“我们”，而非“他”或“他们”。马平是观察者、参与者、经历者、见证者、书写者，他与苍溪人、苍溪县一脉相连，骨子里的血脉情缘让他自觉保持平等包容的叙事视角。作家在场的天然优势让他有机会直接与历史细节、乡土社会和乡村文化产生联系，重返历史现场放大文本的说服力，让传统乡村形象活起来，回溯苍溪县的历史和经验，重温个人生活史，深化文本真实性。“内在性”沉浸叙事给予读者由内而外的审美体验，让他们得以体悟乡村更深层次的情感结构和更灵动的美学内核。《我的语文》保持着文本内部浸入者视角，而非外界文明强势介入乡土文明的审视视角，文学性与真实性并存，实现传统乡土书写的突围。“首先是历史性、地域性、审美主体与其之间的审美关照关系、人与土地之间亲密的凝视和静观。”[7]散文集《我的语文》聚焦建国初期川北苍溪县的历史，作者乡愁内置静观乡村岁月的朴素、美好，静观家乡亲人的深情、纯真，从不吝啬赞美之言和拳拳深情，以推心置腹恳谈的人文姿态向读者娓娓道来。在历史的洪流里随波逐流又坚守传统文化的根，重塑苍溪县的形象，继承并流传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我们在《我的语文》里重温苍溪历史，在中国记忆中重温传统乡村文化。马平在回溯历史中反思中国乡土社会生活，反思乡土记忆里携带的文明与灵魂。借由回忆重组的方式实现文本内部情感共鸣，重塑侧重“文学真实”的乡土美学想象,从乡村出发理解乡村文化基因，重新定位乡土美学，即如“一颗露水养着的乡愁”，露水虽微小，但反映与滋养着一个乡土世界，更滋润着游子的心灵，如西方哲学“还乡者”永远在路上。

德国神秘派诗人诺瓦利斯说：“哲学是全部科学之母，哲学活动的本质就是精神还乡，凡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精神家园的活动皆可称之为哲学活动。”“还乡”一词来自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他认为真正的我其实是一种“存在”，我们理解的“我”是存在于此时此刻的“我”。借此，我们将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打一个诗意的比方：“存在”为我们归属的家，而“此刻”即是在路上。我们在时间的洪流中迷失方向，永远在追寻、寻找家的方向，我们的全部时间都消耗在路上。这条路通往“家”的方向，“家”是其最终的目的地，也是其本身的价值与意义。如果失去目的地，失去归属之地，那么这条路也随之失去其价值和意义，我们会成为迷惘又痛苦的幽灵，存在变得毫无意义，只剩空虚、荒芜、迷茫。地域性的巴蜀文化符号及其携带的意义填充了散文集《我的语文》的叙事文本，以“在场”的姿态解读乡土，以乡愁、乡情、乡思的情感内核为叙事原动力建构乡土美学。作家带着“还乡”的喜悦，逃离“他者”的孤独，在路上不停歇地还乡,为无数虚无的迷惘之魂构建精神高地和信仰原乡，回望乡土背负文化寻根的深度情感行走，从魂魄寄居城市到精神原生态的变迁，实现精神还乡的蜕变。这就是散文集《我的语文》建构的乡土美学。

“乡土美学关照的是这个文化空间如何决定人们的命运、性格以及体验生命的特征。”[7]川北苍溪县在地理意义上是作家的故乡，文学意义上是作家不竭的创作源泉，精神意义上是放逐在外游子的精神原乡。散文集《我的语文》建构的文化空间影响并重塑着生活在苍溪县的人们：深情隐忍伟大的婆婆、活泼机敏的放牛娃、真诚有趣的任老师、淳朴真挚的乡友……他们用微小的身躯扛起特殊时代的苦难，以豁达坚韧的生命姿态来讴歌人性的真善美。“一颗露水”养着的乡愁叙事从以小见大的视角书写情感的鸿篇巨制，“离乡与返乡”的行走模式下对乡土文化根脉的追索，永远在路上的还乡是一段未曾抵达目的地的旅途，无数次的还乡有无数次惊喜的发现，更会收获无数次的喜悦与感动。在路上与还乡模式下建构的乡土美学，川北的自然景物与人事喜哀在历史宏大空间下沾染些许的忧伤，忧伤与乡愁形成的巨大张力彰显出作家强大的情感力量。“有情”的书写根植于马平深层次的文化理想、入世情怀、强烈的责任感。“还乡”叙事结构和情感内核的选择，“在路上”式乡土文化精髓和人性真善美的不断追索抒写形成一组互相映照的关系，带给读者美好且温情的审美体验，在他的笔下还乡者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