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原则法律修正功能的适用及限度

李夏旭

一、问题的缘起

在处理具体规则与诚信原则的适用关系时，通常的做法是具体规则优先适用，只有在没有具体规则时才能适用诚信原则。〔1〕参见王利明、杨立新等：《民法学》（第5 版），法律出版社2017 年版，第22 页；梁慧星：《民法总论》（第5 版），法律出版社2017 年版，第46 页。然而，现实中不乏不诚信一方滥用具体规则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情形。例如，开发商明知自己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仍与购房者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后房价上涨，开发商为获得商品房溢价，以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为由主张合同违法无效。又如，宅基地使用权人明知宅基地禁止买卖仍与买受人订立宅基地买卖合同，之后房屋拆迁，出卖人为获得拆迁款，主张宅基地买卖合同违法无效。在这些案件中，现行法对涉案合同已经明确规定了无效的法律效果，依据“具体规则优先”的法律适用原则，法官应当优先适用具体规则认定合同无效，但合同一旦被宣告无效，似乎会产生有利于不诚信一方的结果。那么，在法有明文规定，但严格适用该规定将产生有违诚信原则的结果时，诚信原则应当如何适用呢？

针对这类“试图通过确认合同无效获益”的案件，我国实务界和理论界给出了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根据2019 年11 月8 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会议纪要》）第32 条，法官既要“做到依法认定合同无效”，又要依据诚信原则对获益予以合理分配，使不诚信方无法因不诚信行为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