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勇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上海 200062)
教育理论界近年开始兴起新一轮杜威研究的热潮。这些研究除重申杜威教育理论及其实践影响外,对于杜威访华也有一些新探索,包括杜威访华怎样影响南京高师教育学发展(冯建军,2019),杜威访华为南京高师整体崛起做过哪些贡献(周洪宇,李永,2019),中国之行“如何改变杜威”(尚恩·罗尔斯顿,2019),美国教育学者对于杜威访华有何研究(苏智欣,2019)。此外,近代史学界杜威访华研究的最新进展认为,“杜威在华讲演,是哥伦比亚大学、各家邀请方、各级政府、媒体、听众及杜威的主观愿望和工作相互协调的结果,亦深受美国国内形势和世界局势影响”,相关研究依靠“新出版的《杜威通信集》、地方报刊及在华英文报刊中的相关史料”,重新考察杜威访华,“以更充分地认识杜威对新文化运动及新教育改革的参与”(彭姗姗,2019)。可见就杜威访华研究而言,能否取得突破,既要看对史事本身有多少了解,又要看如何结合史事形成新视野及新问题。本文尝试在已有新研究基础上,提出“新文化教育场域”这一概念。由此概念出发,不仅有利于开阔追踪杜威访华曾涉足的由胡适在北大文科、教育学及中小学领域发起的系列文化教育变革事件,而且能充分留意杜威访华所涉领域中的权势关系及纷争,以及场域关系及纷争怎样左右杜威在华演讲的内容与影响。
视野放宽后,可以观照的史事与问题将变得多起来,本文仅能从新文化教育场域的权势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思想纷争入手,考察杜威访华的部分重要史事与问题。……